疾病已經將她的身體逼迫到了極限。

雖然隻有41歲，但趙晉的家族有糖尿病史，她在34歲時被確診了慢性腎功能不全，持續發展7年後，到了腎衰竭晚期的尿毒症階段。更痛苦的是，腎病引發了近20項並發症，甚至有一項是高鉀血症，嚴重時會引發心搏驟停。帶著這顆埋在身體裏的「隱形炸彈」，趙晉獨居生活，直到2022年6月，「炸彈」引爆，結束了她短暫的生命。

網絡對她的關注發生在今年：趙晉去世後，留下了一筆遺產——包括價值400餘萬元的房產一套，以及銀行存款、人壽保險金、喪葬費、撫恤金等共計110餘萬元，但沒有法定繼承人。她是獨生女，離異，沒有孩子，父母也早已去世，生前未立遺囑，旁係親屬裏，她有5位叔叔/姑姑、4位舅舅/姨媽，平時偶爾有問候和來往。9名親屬打官司想要繼承她的遺產，但主要訴求被法院駁回，大部分遺產被判歸國家所有。

案件落在北京市昌平區回龍觀人民法庭，法官杜春龍手上。今年3月，我們在法院一間辦公室裏見到杜春龍，他在法院工作了16年，主要審理商業合同、離婚、遺產糾紛等民事案件。因為常年和奔走在熱騰騰的生活裏的人打交道，調解各種糾紛，杜春龍說話非常和善，是一名給人感覺很接地氣的法官。

回憶趙晉案，杜春龍將卷宗在辦公桌上擺開，厚厚的有三大本，主要是趙晉生前的病曆本、9位親屬和她的聊天記錄截圖，證明他們和趙晉的來往和關係。杜春龍解釋說，按照法律，趙晉的遺產應該收歸國有，用於公益事業，但如果存在對她扶養較多的人，也可以適當分給遺產。因此，案件審理的關鍵很明顯——9位親屬對趙晉的生活到底幫扶了多少？

但根據證據和當庭陳述，沒有一位親屬能夠被放在照護者的位置。「沒有付出過多的照護，也就沒有權利繼承過多的遺產。」這是杜春龍決定將價值更高的房產判歸國有的原因。

但判歸國有之後，該怎麽處理？這樣的案例還太新，缺少相應的製度規範和指引，杜春龍說，民政局作為遺產管理人，在後續執行時也感到困難。

遺產糾紛問題是複雜的，「審判這類案件，也時常給我一種審判人性的感覺。」杜春龍還分享了另一起遺產繼承糾紛案件，因為涉及金錢、人情與道義，他不僅要了解案件內容、核查事實、理解人性，而且還要在人性、證據和事實之間尋找法律上的平衡。

在趙晉案中，杜春龍也考慮到了9位親屬真實的情義，分配了一些遺產作為鼓勵，「畢竟未來獨身和獨居群體越來越多，任何一個人都可能需要親戚的幫扶。」作為法官，他說法律會維護情義，會看到每一個人真心的付出；作為一位公民，他也希望大家能平和看待這起案件，「親情無法變成計價的籌碼，但也不能用親情去綁架任何一個人。」

以下，是法官杜春龍的講述。

文｜程靜之

編輯｜李天宇楚明

短暫的一生，遺留的財產

剛接手這起案件的時候，最讓我唏噓的是趙晉充滿病痛又短暫的一生。

案件證據裏，能看到趙晉生前的多份病曆單：她的家族有糖尿病史，34歲時，她又確診了慢性腎功能不全，持續發展7年之後，到了腎衰竭晚期的尿毒症階段，每周一、三、五需要去醫院做3次透析，腎髒疾病還引發了接近20項並發症，摞在單子上一大串。

帶著這些病痛，趙晉平時隻有一個人生活。她是獨生子女，父母去世很早。根據病曆本上登記的信息，以及親屬的說法，趙晉應該是婚後離異，沒有子女，2019年母親離世後，她就失去了法定意義上的所有直係親屬。

父係這邊，她有5位叔叔/姑姑，母係有4位舅舅/姨媽，平時偶爾和她有一些聯係，有時候陪她去醫院，有時候給她送點想吃的食物，有時候邀請她去家裏過節，一起吃一頓團圓飯。

更多時候，趙晉還是靠自己，雖然患有多種疾病，但好在她還年輕，保持著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經濟也不算緊張，她在一家集體組織工作過，很早辦了病退，每個月有1500元左右的退休金。另外，她還開了一家網店賣水果，一位開出租車的叔叔偶爾會幫她送貨，照顧她的生意。

趙晉雖然每周去醫院規律透析，但獨居還是有一定的危險。腎病引起的並發症——高鉀血症，在醫學上被稱作「隱形殺手」，嚴重時會導致心律失常、肌肉麻痹，甚至是心搏驟停。雖然有藥物可以降鉀，但三分之一的高鉀血症患者會反複發作，而且隨著複發次數增加，複發間隔的時間也會縮短。這種疾病就像埋在趙晉身體裏的一顆「炸彈」，最終也導致了她的死亡，終年隻有41歲零2個月。

短暫的生命就這樣結束了。但問題在於，趙晉留下了一筆遺產，主要包括她的房子、銀行存款和兩份人壽保險，沒有法定繼承人且生前未立遺囑，她的9位叔叔/姑姑、舅舅/姨媽就想來分這些遺產。父係和母係兩邊人對於怎麽分錢出現了分歧：父係趙家人的想法是，幹脆按照人頭平均分，每人分1/9；但母係米家人頭少，認為應該先按家族各分一半，家族裏的人再平均分，這樣一算，相當於趙家每個人分1/10，米家每個人分1/8。但趙家人又不同意了，比例談不攏，於是就來法院起訴了米家人。

2023年11月17日，距離趙晉離世一年多後，她的遺產繼承糾紛問題就在昌平區回龍觀人民法院立案，分派到了我的手上。

和以往遺產糾紛案件最大的不同在於，一是沒有法定繼承人，二是涉及的旁係親屬居然會有這麽多。

《民法典》規定非常明確，配偶、子女、父母是遺產第一順序繼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是第二順序繼承人，法律沒有設立第三順序繼承人。因此，趙晉的遺產屬於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情況，按法來講，應該收歸國家所有，用於公益事業，如果存在對她扶養較多的人，才可以適當分給遺產。

那麽，9位親屬對趙晉的生活到底幫扶了多少？他們主張分配全部遺產是不是合理？具體的比例應該怎麽分？開庭之前，這些問題就擺在了我的麵前。

法官杜春龍受訪者供圖

付出多少照護，獲得多少回報

帶著疑問，我用適用的法條檢索了案例庫，隻找到6起相關案件，每起案情細節都不同，有的不構成立案條件被駁回起訴，有的還在審理過程中，但是沒有收歸國有的先例。

我們就開了一次內部法官討論會：有人覺得，既然是親屬，可以把房產分給他們，銀行存款和人壽保險收歸國有；也有人的觀點是反過來，認為房產應該歸國家，剩下的給親屬。但統一的想法是，既然不是法定繼承人，親屬獲得全部遺產並不合適。

因此，我把民政局追加到了案件裏，歸國有的部分需要由這個部門來管理。至於親屬具體能分到哪個部分，就要看他們當庭舉證的情況，證明他們在趙晉生前盡到多少照護責任，才能在法律上確定他們獲得多少回報。

記得2024年5月開庭那天，9位親屬基本到了現場，趙米兩家人麵對麵坐成了兩排。趙家人作為原告，首先開始了陳述：

趙晉的大姑說，她在趙晉住院時會打電話詢問病情，不定期去她家打掃衛生；二姑說，她兒子處理了趙晉的喪葬事宜；三姑住得離趙晉比較遠，去她家的頻率不定，但每次去都會帶點東西；四叔和趙晉住在同一個小區，有時會陪她去醫院透析，節假日也會邀請她去家裏吃飯；最後一位是五叔，也就是那位幫趙晉運送水果的出租車司機，證明他愛人帶趙晉去香港旅過遊，他也會在緊急時帶趙晉去醫院看病。

5位親屬展開的細節並不多，但他們的總體看法是，對趙晉的照護要多於米家人，而米家則認為，他們提供的幫扶和趙家差不多：

趙晉的大姨也患有糖尿病，透析3年多了，她的配偶作為代表出席，說自己去看望過趙晉，也去醫院裏照顧過；二舅經常給趙晉送想吃的食物，而且他住得離醫院近，有時趙晉去醫院看病會住在他家裏；趙晉曾經視網膜脫落，三姨說，是她帶去看的醫生，沒有退休的時候，她也經常早退去照顧趙晉；最後四舅說，趙晉去哪留的都是他的電話，他也給外甥女送過菜，疫情後去她家不方便，主要是在微信上關心她的近況。

每位親屬都有自己的角度，但除了本人陳述之外，主要還得看提交的證據。隻有那位開出租車的叔叔提供的證據多一些，比如他愛人和趙晉一同去香港的機票，零散的微信紅包記錄，還有趙晉住ICU那次，也是他在手術知情同意書上簽的字，證明了他在危急時幫趙晉作過醫療決策。

庭審之外，我也去走訪過趙晉生前居住地的居委會，工作人員說，他了解到趙晉能夠靠自己生活，發病一般也是自己去醫院，嚴重時才需要親戚的幫助。對於一日三餐和生活物品的購買，趙晉有時會點外賣，有時親屬也送一些。

但總的來說，沒有一位親屬承擔過明顯的照護工作，這也讓我確定，9位親屬都不足以被放在照護者的位置，也就沒有權利繼承趙晉過多的遺產。

圖源劇集《遺產偵探》

收歸國家，然後呢？

第一次庭審結束後，我們接下來的主要工作是，去銀行確認趙晉名下究竟有多少遺產。

在這之前，親屬對趙晉銀行賬戶裏的存款數目也是未知的。案件第二次在線上開庭，主要確認存款和人壽保險的具體數額。案子沒有當庭宣判，大概半個月後，9位親屬以判決書的形式知道了結果：綜合案件情節和法律規定，趙晉的房產判歸了國家，銀行餘額和人壽保險等分配給9位親屬，從證據上看，開出租車的叔叔給趙晉提供了最多的幫扶，應當繼承這部分遺產的20%，其他親屬分別繼承10%。

判決出來之後，其中一位當事人的家屬給我打過電話，能夠感覺到，兩家人對結果都不是很滿意，主要不認同房產收歸國家，但兩家人都沒有再提出上訴，判決因此就生效了。

這起案件結束之後，上海緊接著也出了一起相關案件：那是一位獨居老人，3年前在家中猝死，留下百萬元財產和一套房產，同樣沒有法定繼承人，沒有遺囑，法院指定民政局作為遺產管理人。老人的堂弟就去起訴了民政局，他舉證說，大概每周會去看望一次老人，有時候老人癲癇發作，他也提供了相應的照護，居委會對此出具了相關證明。法院考慮到堂弟對老人的幫扶程度，最後把老人的存款和保險金判給了堂弟，房產收歸國家。

我和承辦這起案件的法官沒有過任何交流，但最後做出的判決差不多，也進一步說明，我在趙晉案件中對於法條的理解和使用是適當的。

法院判決生效之後，民政局作為遺產管理人，可以主要用於扶貧濟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殘以及教科文衛等公益事業。

在這個時代，獨身和獨居已經成為一種處境，引發的相關問題在法律上慢慢顯出端倪。未來，我們或許會接到越來越多沒有繼承人的遺產糾紛案件，當然，許多製度建設也會跟進時代的變化。

但是，在部分遺產繼承案件中，父母去世之後，獨生子女即便作為遺產第一順位繼承人，去銀行、不動產登記中心等機構辦理業務時，還是會遇到一些阻礙，因為這些機構不具備核查ta們和逝者是什麽關係的職責，單憑戶口本、身份證，不好直接判定ta們是否能夠繼承遺產。這時候，還是需要一個審判機關站出來，用法律文書的形式確認，機構才好根據生效文書執行相應的手續。

所以，最好的方式還是立生前遺囑，特別是公證過的遺囑，不管是銀行、不動產登記中心還是車管所，都可以根據公證遺囑辦理業務，不需要再走法院這一趟流程。

其實對於老百姓來說，立遺囑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手寫遺囑，帶有落款、手印的打印遺囑，至少有兩位見證人在場、別人代替書寫的遺囑，如果情況比較緊急，還可以是錄音、錄像遺囑，隻要能證明是本人在意識清醒情況下做出的決定，就會被法院采信。

立遺囑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權利，但在我們的文化中，老百姓對於死亡的探討、遺產的處理都思考得太少了，了解也太少了，大多數想法都是順其自然。就拿趙晉的情況來說，有家族病史，又確診了那麽多病，就可以提前做相應的遺囑準備，這樣在發生變故的時候，她的9位親屬就不至於因為糾紛對簿公堂。

圖源劇集《遺產偵探》

照見人性的證據

遺產糾紛問題是複雜的，審判這類案件，也時常給我一種審判人性的感覺。

我2010年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從審判員到一級法官，至今已經16年了。法官在英文裏的詞匯是「judge」，原來在學校學習法律的時候，也覺得這是一個判斷的身份，隻要證據擺在那兒，把事實核查清楚，用適用的法條下結論就行。但是進了法院之後，才發現法官工作最難的部分，不僅要了解案件的內容，調查清楚事實，了解人性，而且還要在人性、證據和事實之間找到法律上的平衡，這是工作後才慢慢體會到的事。

記得剛開始當助理審判員的時候，我聽老法官講課，有一個很大的啟發：接到一個案件之後，需要了解當事人是什麽背景，在庭上是什麽表現，是一個比較誠實的人，還是比較虛浮的人？哪怕這些信息跟案件沒有直接關聯，也有助於我們在內心構築起一個「人」的具體的形象，特別是在充分照見人性的遺產糾紛案件裏，有時候甚至能厘清案情的模糊點，影響到最終的審判。

我之前還判過一個遺產繼承案，逝者馬老伯生前結婚生過一個女兒，後來他因為故意傷害罪判了刑，出獄後身患重病，妻子和他離異帶走了女兒。多年裏，馬老伯沒有工作能力，平時和弟弟一起生活，經濟接濟、生病就醫、喪事操辦都依靠弟弟。馬老伯的女兒當時還沒有成年，她對父親沒有感情，從來沒去看過父親，甚至病重在醫院時也沒有去探望。但要繼承馬老伯的房子時，他的女兒出現了。

馬老伯的女兒在庭上基本沒有說話，都由律師陳述，但馬老伯的弟弟沒有請律師，他說話嗓門很大，對方一說到他不服的地方，就立刻站出來反駁，話語激動但很樸素，認為他付出了很多，應該得到遺產。雖然馬老伯弟弟不是那麽遵守法庭秩序，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緒，情緒也反映了一部分事實。

這起案件證據裏，有一份馬老伯簽字的遺囑，是他躺在病床上彌留之時，弟弟見到情況緊急，就準備好了一份文本，又找來兩位見證人，一位見證人向馬老伯宣讀遺囑，內容是所有遺產歸弟弟這邊所有，沒有給他的女兒，讀完之後協助馬老伯簽了字。另一位見證人全程錄了視頻，可以看到馬老伯精神狀態很不好，有時候有模糊的回應，但沒辦法進行完整的語言表達，很難判斷他是否聽清了遺囑的內容。

對於那份遺囑，我的考量是，馬老伯的弟弟肯定有心了解過法律，否則一般人也不知道要找見證人錄像，但錄像也反過來證明了馬老伯當時的意識並不清醒。這種情況下，我把那份遺囑給否決了，還是按照法律規定的繼承順序判決，但考慮到弟弟對馬老伯生前的照顧，也要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平衡，盡可能給弟弟多一些份額。

回到趙晉這個案件，其實也能看見人性裏利己的一麵。比如在證據清單裏，有親屬為了證明幫扶，提供了給趙晉轉賬500元的記錄，但那筆錢其實是趙晉母親去世時的慰問禮金；還有親屬說，為趙晉交過水費、物業費，但看開票的日期，是趙晉去世之後才補交的，而且物業費還出自趙晉自己的死亡撫恤金。

在判決書裏，我有一句話這樣寫，「應當區分扶養行為與情誼行為，扶養指的是經濟上的資助與生活上的扶助，情誼行為非參與遺產分配的基礎。」兩者在法律上雖然沒有界定，但法官會有基本的對人情的理解，比如逢年過節走動、長輩去世的紅包慰問，屬於正常的親情往來，而不是照護付出，即便把證據呈到法庭上，也不會作為分配遺產的參考標準。這是法律對一個人最本能的情感和道義的維護。

但另一方麵，如果一個人發自內心地付出，法律也不會看不見，比如趙晉的親戚們平時給她送東西吃，帶她去醫院，對她的感情是真實的，也是可貴的，並不是為了日後分得什麽才去做的，如果真的一開始奔著這個去，證據肯定不止這麽一點了。

庭審現場受訪者供圖

趙晉案件的新聞出來之後，我關注過大家的評論，有人會去負麵評價趙晉的9位親戚，覺得他們為了爭取更多的利益，把親情作為計價的籌碼，反而讓親情變得淡漠。但我希望，更多人能夠平和看待這件事，沒必要過多苛求這些親戚們，因為我們不能用親情去綁架任何一個人，他們也已經做了超出法律規定應做的事。

因此在判決上，9位親屬雖然不必然分得遺產，但還是要對他們的行為作出鼓勵，畢竟未來獨身和獨居群體越來越多，任何一個人都可能需要親戚的幫扶。

事實上，9位親屬各自分到的遺產並不多。趙晉雖然留下了5張銀行卡，但餘額分別是1.12元、5.91元、13.78元、4222.92元、20447.61元。最後一張卡因為賬戶轉賬異常，不做分配處理。另外一筆撫恤金7萬多元，按判決每位親屬分得8000多元，但有一部分已經用作趙晉的喪葬費。

價值高一些的就是100多萬元的兩份人壽保險，如果正常賠付，開出租的叔叔能分得20萬元，其他親屬分得10萬元，但扣除高昂的律師訴訟費之後，大部分親屬最後得到的就是幾萬元，不如他們最初預想的那麽多，但這就是這起案件耗時1年，親情經受法律審判和金錢考驗後最終的結果。

趙晉女士一生留下來的東西本來不多，我們做的這一切，都是希望她留下來的每一分錢都能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否則對她來說是不公平的。

法律能夠關注到普通人的生，也能關注到普通人的死。作為法官，我希望關於趙晉女士遺產的後續執行能夠盡早塵埃落定，也是法律彰顯的對她短暫生命的交代，對一個逝者的尊重，以及死亡發生之後，法律依然能夠盡最大程度維護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