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上海，孔靈家的飯桌上遺留著腐爛食物，紙箱裏的書被老鼠啃爛了。胡一文 攝
撕掉封條，屋裏一片灰暗，牆麵像潑了墨一樣，汙垢四濺，到處是厚厚的灰塵。一袋食物腐爛在飯桌上，一身夏天的睡衣潦草地鋪在床上。打開衣櫃，刺鼻的黴味撲麵而來。
2025年3月13日，207室正在進行一場遺物清理。若幹張寫著銀行密碼的紙條引起了現場公證員李辰陽的注意。他猜想，這是屋主人生前對患精神分裂症的女兒的訓練。
207室原本住著一家三口，八十高齡的父母先後過世，獨留今年55歲的女兒孔靈（化名）無人照看，被送往精神衛生中心住院。
“普通老百姓認為有錢就好辦事兒，有錢就能改善生活。但是錯，沒有人幫她用這個錢。”李辰陽感到遺憾，孔靈父母盡管為女兒留下一筆遺產，但生前沒有為女兒選定監護人。如今，沒有人能全然知曉和遵循他們的意願，替孔靈管理和使用這筆遺產；也無法完全按照他們希望的方式，關照孔靈往後的人生。
當人們以為孔靈隻能在精神衛生中心度過一生時，轉機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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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閉的家門
207室窩在上海市普陀區一座居民大院26號樓的角落，大門緊閉，借著微弱的光線，可以看到門把上貼著公證處的封條。因為許久沒有人生活，房屋外牆的空調外機上爬滿了青苔。在這棟樓的居民眼中，207室無疑是最特殊的鄰居。遺物清理當天，一位老人從她住的三樓掃到二樓，接著拖地，噴消毒水，灑花露水。她不避諱地解釋，覺得髒、晦氣。
孔靈的父母，先後於2018年和2023年在207室過世。沒有人能說清楚，他們一家此前過著怎樣的生活。
似乎是在孔靈患上精神分裂症後，這家人就和外部世界隔絕開來。207室常年關著門，少有人進入。“他們也不跟人家囉嗦。”26號樓樓組長金阿姨說，特別是孔靈父親，從不和鄰居打招呼。
這裏的老住戶都知道，孔靈父親退休前是上海試劑廠的工程師，孔靈母親是菜場的會計。關於孔靈患病的原因，所有人說法一致：孔靈父親對女兒學習要求高，逼著女兒讀書，女兒在高二出現幻聽現象，18歲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輟學在家。
鍾點工仲洪英相信這種說法。大約在2017年，仲洪英到孔靈家為其提供政府購買的重殘無業護理服務，看到孔靈經常站在書櫃前，嘴裏蹦出一堆她聽不懂的英文，還會時不時跺腳。孔靈母親告訴仲洪英，“耳朵有個東西（聲音）叫她讀”——以前父親讓孔靈念完英語再去上學，孔靈患病後還保留著這一習慣，每天早上四五點就會起來念英文。
父親施加的學習壓力，與孔靈患精神疾病的關係，再沒有更權威的證明。事實上，關於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沒有研究定論，臨床上較為主流的共識是該病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形成，遺傳因素和社會環境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病程發展。其中，青春期發病的患者容易被社會環境因素影響，因身心還未成熟，其抑鬱、躁狂等症狀也更明顯。
203室王阿姨和孔靈家離得近。她回憶，孔靈上高中時，他們一家剛搬到這裏。那時，孔靈還沒生病，皮膚雪白，很漂亮，聲音“老嗲的”。孔靈放學回家還沒進家門，樓下已經傳來她的聲音，“爸爸媽媽，我回來啦”。
王阿姨印象中，孔靈患病後，這家人開始和親戚減少來往。孔靈剛生病那陣，有親戚拎著水果上門看望，孔靈父母不讓親戚進家門，隻打開一條門縫說話，很快門完全關上了。
一家三口中，孔靈是相對活潑、與人接觸最多的。現任居委會主任陳玉萍回憶，孔靈有時會跑到居委會打招呼，“我要上外太空去了，和你們說一下”。
“很有少女心。”陳玉萍感覺孔靈好像停留在17歲。
“文文雅雅的。”前居委會主任吳慶芳說，孔靈從來不打人罵人，比較文靜，說話嗲溜溜的。就算病情發作，她也是唱歌、說英文。
生病後的孔靈仍和父親關係更親近，周圍人常常看到孔靈攙著父親去公園遛彎。2017年，父親摔倒後臥床，也是孔靈在照顧。仲洪英說，孔靈會給父親喂飯。然而，受精神狀況影響，她難以照顧周到，給父親擦身子用的是冷水。還有一次，仲洪英給孔景生翻身，發現屎尿都在身上。
孔靈的小姨父可惜這一家人。他告訴南方周末，孔靈父母在世時，他們每年都會來看望一兩次。但孔靈父母不主動來往，他推測，孔靈父母因為孩子生病的事自卑，因此不太和親戚鄰居打交道，“越來越封閉”。
孔靈經常和父親一起去公園遛彎。陳媛媛 攝
家中書櫃保存著孔靈的初中試卷。陳媛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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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家中逝去
三十多年裏，精神障礙女兒在這個自我封閉的小家庭中生活，受父母保護，沒有工作，直到父母年邁、相繼在家中死亡。仲洪英可能是第一個發現孔靈父親去世的人。2018年4月4日，她上門做工，注意到孔靈父親躺在床上沒動，眼睛睜得大大的。
她提示性地問孔靈，父親多久沒吃飯了。孔靈回答一周了。仲洪英沒敢多說話。
那天，金阿姨買完餛飩回家的路上，看到救護車往26號樓開。車上工作人員進入孔靈家，很快嚇得跑出來，差點把金阿姨撞倒。
回家放好餛飩，金阿姨決定去207室看看。她發現孔靈父親躺在床上，身體已經腐爛。
後來，殯儀館工作人員把遺體運走，金阿姨看到孔靈對著殯儀館的車鞠了一個躬：“爸爸，儂一路走好。”
金阿姨還記得，當時孔靈的母親說，丈夫在床上躺了十天，沒吃飯。“伊困著了（他睡著了）麽。”孔靈母親這樣說。
關於孔靈父親遺體為何在家擱置多日，說法不一。孔靈的小姨父說，是因為孔靈不肯將父親送走，所以遺體才擱了一周，不是十天。另外，孔靈母親確實沒有第一時間發現丈夫去世——她近視度數很高，平時東西都要放在鼻子邊才能勉強看清。兩人雖在一張床上，但分被子睡，所以直到丈夫離世第三天，孔靈母親才察覺。
孔靈母親離世在五年之後。2023年11月23日，孔靈晨起到附近公園散步，回來敲門無人回應。這時，仲洪英正好過來給孔靈母親送感冒藥，她找鎖匠開門，進門後發現孔靈母親死在床上。
孔靈母親的後事處理更加窘迫。陳玉萍說，為了讓殯儀館接走遺體，她在孔靈母親去世當天聯係孔靈的兩個姨媽簽字。大姨媽表示，自己已八十高齡，不便處理後事，隨後掛斷了電話。
小姨父趕來簽了字，很快又被妻子叫走。因為沒有親屬願意辦理火化手續，孔靈母親的遺體在殯儀館存放了一年多。對此，小姨父解釋，他已經七十多歲了，沒有能力管這件事，希望社會來管。
2025年3月，孔靈家臥室，保留著一家人在時的樣子。胡一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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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後事與監護人
周圍人都注意到，自從孔靈父親去世，孔靈的精神狀況逐漸變差。同時，他們也能感受到孔靈對父親的思念。有一回，居委會衛生條線工作人員林昀上門走訪，孔靈站在過道裏告訴她，爸爸回來了，隨後讓開一條道，朝臥室的方向喊道，“爸爸爸爸你出來啊，居委會的人來了”。
每年到了清明節，林昀都會為孔靈擔心，因為孔靈已經多次獨自外出給父親掃墓。
更艱難的情況發生在孔靈母親去世後。陳玉萍說，半年間，207室的雜物越堆越多，臭味濃重。孔靈不肯吃藥，經常把藥偷偷扔掉，說耳邊有聲音讓她不要吃藥。由於無人看護，她的精神狀況變得更糟糕，居委會經常接到居民投訴。
事態發展到這種地步，仍舊沒有近親屬願意擔任孔靈的監護人。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肯定不能不管，”陳玉萍說，“我們再不管的話，孔靈就沒人管了。”民法典第三十二條規定，如果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製民事行為能力人沒有依法具有監護資格的人，監護人應由民政部門擔任，也可以由具備履行監護職責條件的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擔任。
2024年7月12日，派出所和居委會工作人員一起將孔靈帶到普陀區精神衛生中心治療，醫生建議孔靈住院。
至今，孔靈已經住院約9個月。院方的催款電話不時打來，孔靈已欠下護工費和夥食費累計一萬兩千多元，陳玉萍為此心急。孔靈母親的遺體仍未能火化。
解決這些問題繞不開監護權。居委會隻有依法取得孔靈的監護權，才能動用孔靈及其父母的財產，為孔靈取款繳費；才能代孔靈簽字，將其母遺體火化，並領取喪葬費。
居委會向法院申請後，2025年1月，上海市普陀區法院判定居委會成為孔靈的監護人。之後，居委會向公證處申請遺產公證，他們希望將孔靈父母留下來的錢用在孔靈身上。
為了辦理這起遺產公證案件，2025年3月，上海市普陀區公證處公證員李辰陽和上海市閔行區盡善社會監護中心（以下簡稱盡善監護中心）工作人員走進207室，進行遺物清理，重點是找到這一家人的身份信息和財產線索。
臥室正中央垂掛著一盞燈泡，燈罩是用塑料袋手製的。撬開上鎖的櫃子，裏麵存放著幾隻生鏽的鍋和幾雙舊鞋，一雙舊拖鞋像破肚的魚一樣，棉絮外露。紗窗上有多處漏風的地方。李辰陽清楚，這是一個普通甚至有些清貧的工薪階層家庭。
兩個書架上堆滿了書，內容涵蓋計算機、化學、數學等領域，出版日期多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紙頁已經如枯葉般發黃。此外，他們找到數張孔靈父親在業餘大學學習日語、法語、德語、計算機的合格證書。
更關鍵的證據也找到了：一家三口的身份證、社保卡、銀行卡、戶口本，孔靈的獨生子女證、殘疾人證、社會救助金領取證，以及孔靈父母的墓穴證。“一下子水就活了。”李辰陽感到興奮，這意味著，居委會可以繼續為孔靈申領社會補助，繳納精神衛生中心住院欠費，領取喪葬費，以及火化並安葬孔靈母親的遺體。
2025年3月，工作人員在孔靈家中清理她父母的遺物。陳媛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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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養一個孩子”
然而，住在精神衛生中心，對於孔靈或許並非最好的安排。陳玉萍感覺到，住院後的孔靈越來越不清醒，之前胖胖的，會主動打招呼，現在卻瘦得不行，經常答非所問。在李辰陽看來，如果居委會繼續獨立承擔孔靈的監護職責，會出現一連串的麻煩。比如孔靈後續發病、用藥、送醫都需要有人照看，如果為她尋找一個條件適宜的康養院，同樣需要人力投入，“就像養一個孩子，生活的方方麵麵都要考慮”。而社區居委會作為一個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常住居民多達三千餘人，日常工作龐雜，人力難以負擔。
除去照管艱難，更為現實的問題是，麵對孔靈的財產，居委會也有資金使用的壓力——沒有獨立賬戶和監管，可能造成資金混同問題。
讓孔靈的後半生得到更好的照顧，李辰陽根據現行法律提出一個解法：讓居委會將監護權委托給第三方社會監護組織。所謂“委托監護”，是指監護人將自己負有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製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監護職責所需實施的具體事務委托給第三方履行。
李辰陽介紹，民法典第二十八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製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的法定監護人主體主要是近親屬，即自然人。在特殊情況下，可由其他願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擔任，但是須經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同意。
2025年2月22日，居委會與盡善監護中心簽訂了委托監護協議。李辰陽告訴南方周末，這可能是全國第一起居委會作為社區居民監護人將監護職責事務委托社會監護組織實施的案例，也為孤老群體養老提供了一種參考路徑。
在完成孔靈父母遺產清理公證後，孔靈和父母的存款、出租房屋的租金、未來出售房屋的房款均會提存到公證處，之後無論是居委會還是盡善監護中心支出費用，均將在公證處的監督下進行。
3月17日，南方周末跟隨居委會和盡善監護中心工作人員一起到精神衛生中心看望孔靈。在寬鬆病號服的襯托下，孔靈顯得格外瘦弱。多數時候，她低著頭自言自語，也許是長年服用精神藥物的緣故，咬字有些含糊。
見麵那天，孔靈說自己17歲，母親正坐在家裏的沙發上看電視，父親出門做實驗了。“我跟我爸關係好，他天天照顧我，他肯定我。”她說自己會講英語、法語和德語，是父親教的。
負責照顧孔靈的護工說，孔靈自理能力較弱，有時大小便失禁。她喜歡寫字，但精神病房禁止帶筆，所以她隻能用手指在空中寫，還會假裝寫錯字，用手塗抹。
對於後續的生活安排，李辰陽說，盡管孔靈是限製民事行為能力人，但也要盡量了解她的意願。即使她的精神狀態難以溝通，也要以“最有利於被監護人的原則”為她安排未來的生活。
2025年3月17日，上海，孔靈在精神衛生中心病房。陳媛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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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核實的囑托
護工提到，在精神衛生中心的家屬探望時間，隻有一個人會來看望孔靈，大約隔一周來一次，還會帶點水果零食。孔靈稱其為“鍾點工阿姨”，那便是仲洪英。南方周末曾試圖通過居委會聯係仲洪英，但遭到拒絕。陳玉萍疑心，仲洪英覬覦孔靈父母留下的財產。
仲洪英自稱，孔靈母親把房子留給了她，並讓她照顧孔靈。“可能嗎？”陳玉萍反問，她不相信孔靈母親會有這樣的囑托。
為了核實這條遺產繼承線索，李辰陽聯係上仲洪英。3月19日晚上8點，南方周末跟隨公證員，在仲洪英住處附近的一家小吃店見到她。
當時，仲洪英剛從雇主家幹完活回家，騎了一路電瓶車，臉頰被寒風吹打得發紅。她今年59歲，老家在江蘇興化的農村，這是她來上海做家政工的第20個年頭。
在仲洪英的描述裏，孔靈父親過世後，孔靈母親對仲洪英的依賴變深了。有一回，仲洪英給孔靈母親洗腳，孔靈母親很感動。平時，孔靈母親經常對仲洪英說，“小仲，我隻有靠你啊”。
後來，孔靈母親交水電費、配藥都喊仲洪英幫忙。仲洪英在給其他雇主做事時，也時不時接到她的電話。
孔靈領取退休金後，無法繼續享受政府購買的護理服務，仲洪英仍然私下幫助孔靈一家。她也會主動給孔靈母親打電話表達關心。“我聽到你的聲音，我心裏就踏實，聽不到你的聲音，我心裏就慌了。”仲洪英回憶，孔靈母親曾這麽說。
仲洪英稱，孔靈母親會讓她幫忙一起處理房產，還對她說自己要“多活幾年，存一點錢，對你也好，對孔靈也好”。
按照仲洪英的說法，孔靈母親生前有兩個囑托。一是將女兒托付給仲洪英照顧，還當著仲洪英的麵叮囑女兒，“你要聽小仲的話”。
另一個囑托是，孔靈母親希望自己過世後，仲洪英將207室賣掉，和孔靈一起好好生活。“她媽媽老說，她要是走掉了，就把房子賣掉弄筆錢，你們兩個人好好的，你就不要做（其他活）了啊。”
由於僅是口頭囑托，沒有形成書麵遺囑或留下音頻資料記錄，其真實性無法核實，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你當時怎麽沒有（對房子）心動？”李辰陽問仲洪英。
“我想不到這個東西。”仲洪英回答。
“如果阿姨把房子托給你，你也不會拒絕的，是吧？”
“這不是拒絕的事情。”仲洪英回憶，“我說我隻要在上海，我能幫你就幫你的。現在你活得好好的（想這些幹什麽）。”
李辰陽又問仲洪英，如果孔靈母親生前指定她做監護人並走完了公證手續，現在她會怎麽安排孔靈的生活。
仲洪英說，她會繼續在上海幹活並照料孔靈，等她老了，孔靈也老了，她會把孔靈帶回老家一起生活。
談話中，仲洪英幾次為孔靈的現狀難過。她想起孔靈剛被送往精神衛生中心住院時，逮著她說：“你不能把我丟下來啊，你帶我走呀。”她隻能抱著孔靈哭。
李辰陽表示，由於孔靈父母生前沒有和仲洪英做繼承公證的書麵證據，按照法律規定，仍由居委會擔任監護人。但從情理上說，仲洪英是孔靈最熟悉的人。為了讓孔靈得到更好的照顧，李辰陽向盡善監護中心工作人員建議，之後可以多向仲洪英請教孔靈的喜好。當仲洪英參與到照護之中時，盡善監護中心也會支付費用。
2025年3月20日，上海，仲洪英下班回到出租房煮麵。陳媛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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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住精神病人
在上海，像孔靈一樣需要被照料的人還有很多。仲洪英住在靠近市中心的老小區，和兩個老鄉合租一間房，15平方米大的房間裏塞滿了常年漂泊打工的家當。這樣擁擠的房間勝在月租便宜，隻要700元，仲洪英盤算著，白天都在外麵幹活，房子隻用來睡覺，湊合著住就好。
丈夫留在老家養魚掙錢，但她更喜歡上海：“在老家撈不到錢。”
談話間，她指著窗外說，這兩個樓棟裏住著很多做家政工作的老鄉，老年人群體是她們的主要服務對象。
1979年，上海成為中國最早步入老齡化社會的城市。上海市民政局官網顯示，截至2023年底，上海全市60歲以上戶籍老年人口達到568.05萬人，占戶籍總人口的37.4%?，而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就有81.64萬人。
孔靈一家所在的普陀區，是上海市老齡化程度最深的行政區之一。陳玉萍說，事發小區60歲以上老年人人數要占到45%左右。
隨著人口老齡化以及無子少子化進程加劇，部分有需求的委托人無法找到滿意的自然人作為監護人，公眾對社會監護的需求越來越高。
實際上，盡善監護中心的成立也和這種需求有關。2020年以前，李辰陽在公證工作中遇到一個難題，不少人找不到監護人，詢問是否可以讓公證員做監護人。但公證員作為司法人員，被禁止受托擔任公證當事人的監護人。
在法律上，個人為自己確定未來監護人的做法叫“意定監護”，最早的依據是2012年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2021年新實施的民法典再次賦予包括老年人在內的一切成年人這個權利——隻要意識清醒，根據自己的意願可確定任何願意擔任監護人的組織或者個人作為未來的監護人。
實踐中，李辰陽經辦了多例老人將護工、信任的朋友、曾經的同事等非親屬委托為監護人的公證。一旦意定監護關係確立，它將具有優先於法定監護的法律效力。
可是，如果沒有人可以托付呢？李辰陽意識到，應該由社會監護組織承擔這個角色，推廣社會監護服務。
2020年8月，全國第一家提供社會監護服務的組織在上海——中國老齡化程度最深的城市——成立，它就是盡善監護中心。但李辰陽在工作中發現，社會監護推行仍有困難，社會組織參與並不積極。
一個現實原因是資金。和孔靈的情況類似，被監護人的財產往往在逝者賬戶裏，複雜的繼承手續沒有辦妥之前，社會監護機構拿不到錢。
對於新生事物，民政部門、公證機構也有畏難情緒。有北京的公證員找到李辰陽，表達他們的難處。“這些組織覺得沒做過，怕責任、怕風險、怕經費、怕人員等一係列問題。”
如今，孔靈成為全國第一個居委會委托社會監護組織履行監護職責的被監護人。李辰陽希望，這樣的安排能真正改善孔靈的生活。
盡管沒有獲得監護權和經濟回報，仲洪英仍然惦記著孔靈母親生前的囑托。她想，孔靈看到其他病患有零食應該會嘴饞，於是每個月會帶點零食去看望孔靈，有一回，她帶了10隻餛飩和兩個茶葉蛋，孔靈一口氣吃光了。
“看看她（孔靈）總好一點，心裏踏實一點。畢竟跟人家相處這麽長時間，總有點感情的。”仲洪英對南方周末說。
這一家人之前無助的處境，是仲洪英放心不下的重要原因。孔靈母親曾告訴仲洪英，丈夫去世前悲歎，“我這一輩子什麽事情都沒辦成功，女兒養成這樣子，事業也沒幹成功，是一個失敗者”。仲洪英經常想，如果自己不幫，這一家就沒人幫了。
所幸，孔靈的未來有了好轉的跡象。2025年4月，作為委托監護人，盡善監護中心已將房子產權代轉到孔靈名下。之後，他們將為孔靈尋找條件更好的養護機構，盡力讓孔靈的生活狀態恢複到父母在世時期望的樣子。
1971年1月7日，孔靈父母為女兒拍攝的滿月照。陳媛媛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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