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日本第三年，一個上海中產家庭不想熬下去了

四十多歲的王先生是上海人，在國內深耕互聯網大數據行業多年，年薪百萬打底，生活優渥，每年全家都會出國旅行至少5次，“最貴的一次花了20萬”。

2020年中，在得知經營管理簽可以移居日本後，他立刻“起心動念”決定出國。

三十次赴日旅行，王先生“幾乎走遍了日本”。對許多人來說，日本的吸引力不止於距離，更在於其幹淨有序的公共環境、高質量的服務體係以及讓人安心的旅行環境。

這種正麵感受通過社交網絡的傳播被放大，適合久居的理想化投影便落在了人們對日本的印象之中。

2020年11月，王先生辭去了上海的工作，一家三口從浦東機場登上前往日本的航班。

直到去年春天。

“旅遊和長居完全不同”

每一個定居日本的外國人都會提到這一點，對王先生而言更是如此。

這種不同首先體現在剛到日本後生活事務的辦理。

第一道難關是辦卡。“辦理銀行卡和手機卡是非常基礎的事務吧，這非常不容易。銀行會要求你先辦理手機卡，通訊運營商會要求你先辦理銀行卡，兩邊互相推諉。隻是辦一張借記卡賬戶，期間填了無數表格，最終還被告知辦不下來，簡直無法想象”。

填了一堆表格，被銀行盤問三小時，王先生的借記卡勉強辦下來了。更難的是信用卡，他申請了兩年多，多家銀行全都拒絕，“雖然不是必要，但比如水電費綁定信用卡後可以自動扣費，沒有信用卡隻能在收到繳費單後拿著現金去便利店繳費，非常不方便”。最終他選擇花錢找了中介才解決信用卡問題。

旅行時，王先生心中的日本像一台服務周到的精密機器，對遊客照顧得無微不至；一旦成為這裏的居民，就像被卷入了另一套緩慢、苛刻又毫不通融的體係，光是處理這些瑣事就讓他有點心累。

比如日本人可以晚幾天交稅或是各種生活費用，但持有經營管理簽的外來者若如此，就會產生不良記錄，對於之後的續簽乃至申請永久居留權都有負麵影響。

“有一次水道局把我的稅費單弄丟了，當月也沒有補寄，我隻能去現場讓他們補開，以及開具證明說明這並不是我的問題，對方一度想要推脫責任，最終也還是據理力爭後才同意”。

“中年日漂”賺點錢到底有多難？

費心勞力的瑣事之外，王先生的“主線任務”也沒有順利推進。

2020年後，不少國人赴日持有的都是經營管理簽（即投資簽證）。這種簽證基本門檻隻要5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4萬元），相比其他發達國家門檻高昂的投資類簽證，日本的經營管理簽推動了像王先生這樣“中年日漂”移民群體的壯大。

近年來，年富力強的國內中年高收入群體正成為移居日本的主流。根據日本政府的統計數據，截至2023年6月末，在日中國人30~39歲的占比最多為24.87%，超過了占比為24.15%的20~29歲年齡層。此外，與2019年之前相比，40-60歲拿到日本身份的國人在迅速增加。40-50歲和50-60歲人群各增加了大約2萬人，分別達到了14.7萬和8.4萬人。

這些“中年日漂”家庭淨資產大多在300萬-5000萬人民幣之間，絕大多數選擇在日本首都圈落戶和購房置業，並安排子女在當地上學。

但在王先生看來，經營管理簽是個“日本發明出來的垃圾簽證”。日本的工作簽證是企業為外籍打工人申請的長居簽證，適合赴日上班的外國人；而經營管理簽則要求必須要在日本做生意。

對中國移居者而言，大多有幾種情況：一是找機構純粹做賬開個名義上的公司；二是原本在國內做日本相關業務，將公司從國內搬到日本；三是保有國內公司主體，定期在日本采購，產生業務聯係。

以及王先生選擇的第四種：真的去經營一些生意。在赴日前，他原本計劃布局餐飲和旅行業務：

“當時參考非典時期以為國內防控可能會在一年內結束，未來可以在日本麵向國內高端遊客，提供定製化的家庭旅行；再向日本消費者提供本土化的中國料理。”

為了實現這個設想，王先生投入了大量的金錢和精力。他想要做高端定製旅行業務和餐飲，為此成立了公司。這個藍圖因日本流行病傳播的複雜變化沒有順利推進，公司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暫停營業。

所以王先生對經營管理簽的看法非常負麵：“我甚至懷疑這是針對中國移民設計的一個騙局”。

由於大多數持有經營管理簽的人都不會日語，移居後如何經營生意就成了頭等大事。王先生認為常見的坑是買房收租，這也是他看到的中國移民中最多的投資失敗案例。

房產中介以滿租的狀態宣傳投資收益率，並刻意忽略後期養護費用，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將房產賣給買家，在首任租客離開後，並不會繼續保證房產的續租，對於日語困難的外來者來說，自己幾乎沒有找租客的能力，想要再次出手時，還會發現當初的到手價遠高於市場價。

赤手空拳來日本幹一番大事業對王先生幾乎是不可行的，許多事先想好的盤算都會被日本當地規則限製。

“其實在國內保有公司是最好的方式，說白了很多人都是在燒錢供著這個簽證。”

有人如魚得水，有人悻悻而歸

長居日本三年前後的體驗感落差給王先生帶來了挫敗感。第三年，他隱隱約約感覺到“哪裏不對”，漸漸地，一種明顯的“審美疲勞”開始出現，“食物翻來覆去就那幾種味道，風景看來看去也就那樣”，他和妻子感到疲憊。

“我們夫妻兩個人都想走”，結婚十五年平時無話不說的夫妻下定決心後，唯一擔心的是當時快要上小學六年級的女兒，女兒從小學二年級到五年級都在日本讀書，兒童適應能力強，用了兩個月就和當地學校的日本同齡人有說有笑，中間還經曆了一次轉學，適應能力比父母強了不少。

“一開始她有點抗拒，但最後還是覺得爸爸是一家之主，同意了我們的決定。”

此外，王先生和妻子也有不少隱憂：一是因為日本的“寬鬆教育”可能會降低她未來的學業競爭力，二是擔心她說中文的機會減少，將來會和父母產生溝通隔閡。“這在通過經營管理簽證來日本的中國人群體中，其實也蠻常見的。”

於是，在移居日本三年多後，2024年4月，王先生一家回到了上海。“我們不是個例，2022年去日本的上海人特別多，大家還會經常聚會，發現很多人都後悔了”。

日本企業裏森嚴的上下級機製，外國人怎麽學也學不會的“讀空氣”能力，無處不在的隱形歧視（比如因為日語發音不夠好在職場被邊緣化）……長居日本仿佛一場規則怪談，有一萬個規矩需要遵守。從小在這種氛圍中成長的日本人適應良好，但對外國人而言可能就是一場折磨。

王先生的外籍朋友因為不滿澳大利亞當時的防控政策，移居到日本妻子的老家，但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當地排外的氛圍，始終找不到太理想的工作，最後決定一個人先搬回澳洲。

回想三年半前赴日的決定，他覺得自己高估了全家的移民驅動力，導致後麵麵對種種困難無法接受，“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老生常談：還是太衝動了”。

王先生也見過在日本如魚得水的，這些人大多有一個共同特點，熟練掌握了日語，“人到中年，學語言比較吃力。性格比較開朗，平時大大咧咧的人可能不太容易適應日本的環境”。

對於想要去日本定居的人，他建議要在充分了解的基礎上再做決定：切忌破釜沉舟，做好及時止損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