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為提升農民基礎養老金呼籲的專家和媒體都多了起來,這讓人欣慰。我媽今年75歲,她每個月隻有120多塊養老金,所以我給她寄新鮮上市的枇杷,她都覺得貴。如果她一個月有800塊,一定能生活得更好。
因為我爸是退休教師,我媽的基本生活還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也因此知道,像她這樣農村老人,是中國“最辛苦的一代”。他們付出了所有,到晚年卻缺乏保障。他們甚至不如上一代,因為上一代農民還能依靠子女和土地,而當下,他們的子女往往在城裏討生活。
下一代會好一點。我妹妹很早就到廣東打工,想當長的時間她都在一個服裝廠工作,得益於勞動法,這個工廠為員工都繳納了社保,盡管是對低擋,卻仍然有一些基礎。
我們這一代,如果不是在體製內工作,大概就處在這樣的“養老期待”中,並不是“一無所有”,卻又仍然不夠,我們不得不一直工作。但是我妹妹比起我媽,仍然有更多的安全感。
再年輕的一代,即使在城市裏送外賣,和“初代農民工”相比,他們的收入和處境也好了很多。
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美團和京東都宣布探索為騎手繳納社保。
確切來說,這個事其實也與農民養老金有關聯。因為七成以上的騎手是農村戶籍,他們進城跑單賺錢的同時,也要麵臨返鄉養老的問題。
盡管他們可能已在家鄉交過新農合、新農保,但多一份保障,總歸是好事。
這事引起很大爭議。一些奧派經濟學的信徒,對這種做法進行抨擊,因為很明顯這增加了企業的負擔。我認為這種探索是可貴的:讓幾百萬騎手獲得一些哪怕是基本的保障,等他們老了,不至於像上一代人那樣淒涼。
另外,從騎手具體的社保方案來看,也有明顯的差異。
一種是京東搞的“全職+兜底”,把騎手變成正式的全職工人,給他們交“五險一金”,包括個人部分也由企業承擔。
我看到最新的新聞,京東又宣布要給5萬全職外賣騎手上“五險一金”,加上之前已簽約的1萬人,差不多有6萬人。
而且,昨天還有一個劉強東的內部講話視頻流出來。劉強東說的很堅決,京東外賣利潤不會超過5%,暗示他搞的東西很社會主義。當然,劉強東也承認,目前做不到給所有騎手都上“五險一金”,隻能先把其中一小部分全職的、每天都來的給交了。
今天1萬,明天5萬,然後又搞個5%上限利潤率,這些數字每一條都挑動著大眾情緒,能夠贏得輿論喝彩,但是卻暗藏玄機。
和劉強東說的這些“江湖大義”相比,我其實是比較難理解把進城務工的外賣小哥變成全職工的舉動。
從職業來源看,騎手小哥大部分還是青年農民工,他們和上一代一樣,還是“候鳥式”遷徙。在大城市跑幾年外賣,手頭有點積蓄,返鄉做點小生意,或者是找一份安穩的工作。
很難想象,用一份社保,就可以把他們在大城市綁定十五年甚至是二十年。沒有人會跑一輩子外賣,何況這個繳納的基數可能並不高。
而且就從比例來看,京東也就交了6萬人,而京東總共的外賣騎手有130萬人。剩下120多萬沒有五險一金的騎手群體怎麽辦,似乎也沒有一個明確的交代。
希望京東不要忽略這些騎手,更別把“五險一金”搞成少部分人的福利,那樣隻會引起新的矛盾。
另一種方案是美團搞的靈活補貼模式:不設門檻,不管是“臨時送外賣”還是準備長期做,如果你願意,都可以按靈活就業人員繳納養老保險;個人交了後,平台再補貼一半現金。
我看新聞說的是,這個方案在泉州和南通試點後,也會在全國推廣,大概能夠覆蓋現有的100萬騎手。不管是給美團跑單的,還是多平台跑單的,願意交、收入符合,就能領補貼。
這個其實很人性化。而且它還支持外賣小哥在老家繳納養老保險。考慮到農村戶籍騎手的返鄉訴求,以及大部分焦慮的外地社保轉移困難的現實,那麽通過這個方案也能靈活解決。
漸進主義的、靈活的,這似乎是一種美團風格。外賣這個曾經的“新興行業”,它最初的吸引力就是其自由度。
回溯網約車、外賣平台最開始出現的時候,很多人都是兼職在做,是作為自己日常工作的補充。我人生第一次叫外賣,是還在報社工作的時候,點了一杯咖啡,結果是報社保安給送過來的,他向我解釋,自己這天休息,正好送幾單,算是兼職。
這是讓人懷念的美好經曆。如今這種自由和靈活,已經顯得奢侈。現在外賣行業已經非常內卷,騎手送單到書店,根本沒有時間看一眼書店的招牌,就更不用說那些書的封麵了。他們也不會和客戶有任何一句閑聊,他們麵對的不再是“人”,而是一個個手機尾號。
但是,這個行業的立足之本,仍然是自由度。對很多從業者來說,它仍然有一種過渡性質。你無法想象,讓外賣成為全社會的就業“支柱”。
要知道,現在中國的網約配送員群體,也就是外賣騎手有1000萬人。
在這個意義上我能夠理解“奧派”,自由社會社會經濟發展的最深層動力。很多中國企業都被社保、稅收等人力成本壓得喘不過氣來——其實個人也一樣。因為最終承擔這些壓力的,仍然是個體。
現實主義的態度是,社保不能“完全沒有”,也不能繳納太高。這很中庸,但是如果有更多協商,有更多可選擇的空間和自由度,不管是對企業還是給人來說,都是更好的方案。
當然,如果隻是給幾萬人解決社保,並且高呼“隻要5%內的利潤率”,這些是把騎手保障問題道德化,而非改革。
換句話來說,給6萬小哥買了五險一金,不代表就解決了千萬小哥的保障。
我們是搞公共政策改革,不是搞電視競選辯論,要實事求是,不能把市場問題道德化,更不能娛樂化。
要知道,社保的成本不是憑空變出來的,它本質上是消費者、商家通過外賣平台,給勞動者進行的另一種轉移支付。“平台收很低的利潤、消費者付很少的錢、餐飲商家和外賣騎手掙更多的錢”,這種商業模式隻存在烏托邦之中。
而且從公共政策角度來看,社會保障作為一種公平、兜底的福利製度,設計的初衷應該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投入之下,盡可能解決更多人的基礎保障。
補貼方案最好的地方,其實是把決定權交給外賣小哥。如果你想繳納社保,個人出一半,平台出一半。如果你現在不想交,你可以拿到更多的“當下收入”。
2023年書店開業的時候,店長利未明確要求不繳納社保,而是把應該繳納的部分貼現給他。那時我才知道,這是很多小微企業的常用辦法。有很多年輕人更願意“現在就多拿一點錢”,而不是等到65歲以後再說。
農村老人每個月隻有一百多塊的基礎養老金,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棄保”,這兩種現象都讓人不安。我覺得更好的辦法,就是讓社保輻射到更大人群,普通人都能有一些保障,哪怕不太多(比如農民養老金可以到800)。
讓老年人有保障,讓年輕人有選擇權,這才是一個好社會應該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