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訂婚強奸案：他們都想有個“鐵鏈女”

很多人反對《審判長答記者問》這個通報形式，認為是一種法官的自我辯護，程序上有問題。可如果考慮到許多大案要案，不是署名審判長一人的判決，是審委會的集體決定，“審判長”答記者問就可以作為法院對外釋法的方式，也有其實際價值。‍‍‍‍

山西大同市中級法院在維持“訂婚強奸案”一審判決後，也采取了《審判長答記者問》這個文體，用意也在此。對於這麽一個不公開審理的案子，“審判長”披露了諸多事實信息，回答了強奸罪構成的證據情況，還解釋了案件審理的相關背景。‍‍‍

從16日宣判至今的兩天裏，二審判決即審判長答疑都未能止息紛爭，席某某強奸罪的罪名頗受指摘。“審判長”為了保護個人隱私而選擇的案情披露方式，未能說服很多男性圍觀者——“審判長”盡可能披露的核心定罪依據，被這些人用來編織聳動言論。‍‍‍‍‍‍‍‍‍‍‍‍‍‍‍‍‍‍‍

他們認為，受害者處女膜完整就說明強奸罪名不成立，盡管“審判長”早已普過法，它的完整與否不是肯定或否定強奸罪行的依據。但這些人在互相強化這樣的意見：隻要受害者處女膜完整，就不存在強奸行為，就不該以強奸論處。‍‍‍‍‍‍‍‍‍‍‍‍‍‍‍‍‍‍‍‍‍‍‍‍‍‍‍‍‍‍‍‍‍‍‍‍‍‍‍

那些擔心《審判長答記者問》或妨礙程序正義的人可以放心了，這種信息披露方式“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就此公布於眾的一些證據信息，成為延續一直籠罩在此案上的輿論審判的動力，繼續強化偏激的、男凝的輿論視角對這一案件的挑刺。‍‍‍‍‍‍‍‍‍‍‍

不需要多少法律知識，如果“審判長”披露的證據確鑿，席某某被判處強奸罪是沒有問題的。用強奸既遂還是未遂來挑剔罪名，有混淆視聽的嫌疑。而一些法學教授、專業律師對這一失焦點的鼓噪，鼓勵了某些更不堪的立場與荒唐的觀點。‍‍‍‍‍‍‍‍‍‍‍‍‍‍‍‍‍‍‍‍‍‍‍‍‍‍‍‍‍‍‍‍‍‍

有論者認為，山西“訂婚強奸案”造成了有害的社會影響，導致了男性恐慌，引發了“婚戀信任危機”。這樣的判斷過於冒失，也很冒犯，不禁讓人懷疑：一個什麽樣的男性，才能共情一個強奸犯，並從他被判強奸罪的判決中感到恐慌？

大同中院的判決重申了強奸罪的定罪依據，劃出了訂婚彩禮也無法超越女性性同意的一道紅線。如果“男性恐慌”指的是對罪與非罪的那條界線的恐慌，那如此“恐慌”的男性多多益善。通常在這樣的場景下，男的恐慌程度尚未達標，還有進步空間。

“男性恐慌論”不是一個法律辯論題，而是一道議輿論引導題，非常尷尬且奇妙地擊中了某些腐敗的男本位思想——好像是，司法機關利用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判決，要向社會傳達法律訊息，而有些男的竟然認為自己的“恐慌”才是法庭要關注的重點。‍‍‍‍‍‍‍‍‍‍‍‍‍‍‍‍‍‍‍‍‍‍‍‍‍‍‍‍‍‍‍‍

通過評論區發言可知，所謂“男性恐慌”的邏輯起點，是怕在金錢為基礎的男女關係中，男的被女的“仙人跳”，從而失去金錢也失去自由。男性恐慌論的本質，是把男女關係視作一種交易行為，認為隻要付錢了，就享有對女性的自由交配權。‍‍‍‍‍‍‍‍‍‍‍‍‍‍‍‍‍‍‍‍‍‍‍‍‍‍‍‍‍‍

不需要多少新聞儲備就能看到，這種“男性恐慌”理論與人口販賣理論如出一轍，運行在諸如鐵鏈女那樣的殘酷事件中。當一些男性為席某某打抱不平時，他們不是站在真正的法律商榷位置，而是以恐慌為名發表了“我也要有個鐵鏈女”的宣言。‍‍‍‍‍‍‍‍‍‍‍

說大同訂婚強奸案判決會造成“婚戀信任危機”，同樣經不起稍微周全的辨析。假如一個男的有幸處在婚戀中，卻認為會因性行為而被伴侶狀告強奸，還得不到司法救濟，就此心驚肉跳——那最好的選擇是趕緊斷絕這種危險關係，而非繼續鋌而走險。‍‍‍‍‍‍‍‍‍

迥異於強奸罪對女性造成的身心創傷，當某些男性大談“男性恐慌”“婚戀信任危機”時，重點並不是他們受到想象中的傷害，而是失去他們用暴力甚至罪行也無法挽回的控製力。假如女性聽憑他們擺布，他們手裏攥著鐵鏈或鎖匙，他們就不會恐慌，也沒有危機。

從各方麵看，山西訂婚強奸案的判決都在日益泛濫的訂婚彩禮衝突中，乃至形形色色的社交場景，強調了法的存在、法的裁量以及罪的懲罰。一些人感到恐懼，本來是好的開始。但從一些論調看，有人不是用恐懼來修身養性，而是抨擊它妨礙了恣意任性。

相信持有“男性恐慌論”的一些人，也曾對鐵鏈女事件義憤填膺，可當男性能用金錢交易掌控女人的這一本質，轉移到相對正常的男女關係中，他們就無從辨認了。鐵鏈女無法反抗，山西訂婚強奸案中的受害者反抗了，卻遭“男性恐慌”論圍攻。‍‍‍‍‍‍‍‍‍‍‍‍‍‍‍‍‍‍‍‍‍‍‍‍‍‍‍‍‍‍‍‍‍‍‍‍‍‍‍‍‍‍

山西訂婚強奸案的判決，正在社會領域及輿論形勢上產生正麵效果。如果判決真的造成部分男性恐慌，豈不正是他們提高男德的機會？婚戀關係中的信任危機，單靠男的手握鐵鏈是解決不了的——而當一個男的信從“男性恐慌”論的蠱惑時，他可能踏上了犯罪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