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何獨虐東南亞？對等關稅下的非對稱戰爭

近日，美國特朗普政府以“對等關稅”名義對全球主要貿易夥伴加征高額關稅，東南亞國家成為重災區。“對等關稅”高於30%的國家中，有近一半是東南亞國家（如圖1）。其中，四個東南亞國家關稅甚至超過了40%，分別是柬埔寨（49%）、老撾（48%）、越南（46%）、緬甸（44%）。

為何東南亞國家成為特朗普關稅政策核心重災區？這一現象的核心邏輯在於東南亞對美貿易順差的規模、經濟結構的脆弱性以及大國博弈的交織。這種差異化的關稅設計，既暴露了美國對東南亞製造業崛起的警惕，也反映了東南亞國家在中美博弈中的戰略困境。

圖1 “對等關稅”高於30%的國家（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一、東南亞高關稅的根源：結構性依附與大國博弈的交織

東南亞國家之所以成為美國“對等關稅”的主要目標，源於其經濟結構、地緣位置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複雜互動。

首先，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出口，尤其是對美出口。東南亞國家對美貿易順差成為高關稅的直接導火索。以越南為例，2024年對美貿易順差達1235億美元，僅次於中國和墨西哥，其紡織、電子等產業深度嵌入美國市場。這種依賴使得東南亞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直接“標靶”。特朗普政府將貿易逆差視為“不公平”的象征，試圖通過高關稅迫使東南亞調整出口結構，甚至倒逼製造業回流美國。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遠超其他國家，且缺乏自主品牌和技術壁壘，難以通過產業升級對衝關稅衝擊，這種依附性使美國在博弈中占據絕對優勢。

圖2 東南亞物流港口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其次，東南亞國家因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成為大國博弈重要節點。美國加稅的邏輯之一，正是遏製中國通過東南亞“繞道出口”中間產品。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轉移至越南、柬埔寨等國，形成“中國+1”的供應鏈模式。然而，這種轉移並未改變東南亞對美出口的中間品依賴，其出口本質上是“中國製造+東南亞組裝”的延伸。美國對越南、柬埔寨的高關稅，本質上是試圖切斷中國與東南亞的產業鏈聯動，削弱中國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影響力。

第三，東南亞產業補貼與政策競爭的隱性衝突。東南亞國家為吸引外資，普遍采取稅收優惠、土地補貼等政策。低廉的勞動力和政府的補貼政策構成了這些國家維持競爭力的根本。美國將此類順差視為“製度性不公平”的產物，認為東南亞通過低勞動力成本和寬鬆環保政策獲取競爭優勢。特朗普政府將關稅與“對等原則”掛鉤，實質是以單邊手段迫使東南亞放棄產業保護政策，開放市場以平衡貿易利益。

二、高關稅帶來的衝擊：從地區震蕩到全球重構

第一，東南亞經濟麵臨短期震蕩和長期轉型壓力。短期來看，高達40%的“對等關稅”將使東南亞國家出口導向型經濟麵臨衰退風險。長期來看，高關稅下的外資撤離風險加劇，東南亞國家麵臨產業結構升級的緊迫性。例如，越南雖在半導體、電子領域吸引英特爾、三星等投資，但高關稅可能迫使企業重新評估供應鏈布局，削弱其“區域製造中心”的定位。

圖3 貿易關稅戰中的商品 圖片來源：安塔拉通訊社

第二，全球產業鏈的“去中國化”成為悖論。美國試圖通過關稅迫使產業鏈脫離中國，但現實卻陷入兩難：一方麵，東南亞國家依賴中國中間品供應，短期內難以替代；另一方麵，中國新能源企業正加速布局東南亞，形成新的技術依存關係。這種“你中有我”的格局意味著，美國的高關稅可能加劇全球供應鏈的碎片化，甚至全球商品短缺，而非實現其“去風險”目標。

第三，高關稅的“回旋鏢”終將回到美國。特朗普高關稅政策的實施將直接導致美國進口商品價格的係統性上漲，這種成本壓力通過供應鏈的傳導機製必然向下遊轉移。零售商在市場競爭格局中處於相對強勢地位，其完全可能通過提價策略將額外關稅成本轉嫁給終端消費者。這種政策效應的傳導路徑最終將形成閉環：美國消費者被迫承擔更高的生活成本，實際購買力受到擠壓，進而削弱國內消費市場活力，最終損害美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利益。

越南和印度尼西亞是美國鞋類產品進口的主要來源，高關稅將使服裝類價格上漲17%。耶魯預算實驗室預測，高關稅將使美國家庭在今年平均損失3,800美元。根據Nationwide Financial的估計，美國2025年的通脹率可能從目前的2.8%上升到4%，而經濟可能幾乎無法增長。正是在這種商品漲價的恐慌之中，美國民眾正急於在高關稅生效前加緊購買高價值商品。

圖4 美國消費者選購商品 （圖片來源：美聯社）

第四，多邊貿易體係的危機和區域合作覺醒。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公然違背世貿組織規則，引發歐盟、日韓等傳統盟友的集體譴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稱其為“全球貿易的災難”。這種單邊主義行徑迫使各國尋求替代性合作機製。例如，東盟國家通過RCEP、CPTPP等協定強化區域整合，中國則推動“一帶一路”與東南亞的綠色能源合作，試圖構建“去美國化”的貿易網絡。

三、夾縫中生存：東南亞國家有選擇嗎？

麵對高關稅危機，東南亞國家需在短期緩解衝擊與長期戰略轉型之間找到平衡，尋求“非對稱應對”路徑，利用大國博弈的縫隙增強自主性。

特朗普“對等關稅”政策出台後，各國紛紛對其表示譴責，部分東南亞國家表示希望通過國際組織框架阻止美國將關稅作為超級大國單方麵獲取優勢的工具。然而，缺少大國支持的國際組織真的能發揮其應有的職責嗎？事實證明，國家隻能依靠“自助”。部分東南亞國家已經無奈選擇了妥協。在特朗普與越南領導人蘇林通話後，特朗普發帖稱，蘇林願意取消對美關稅，以避免美國對進口自越南的商品增加懲罰性新關稅。

類似地，柬埔寨政府已決定立即將19類美國產品的進口關稅從最高35%大幅下調至5%。泰國工業聯合會建議，政府考慮購買更多美國軍備，以縮小泰美兩國的貿易不平衡。對於這些嚴重依賴對美出口和經濟結構單一的脆弱國家而言，或許與美協商妥協或許是減少損失的唯一出路。

東南亞的高關稅危機，本質上是全球化退潮與大國權力重構的必然產物。美國試圖以19世紀的保護主義工具應對21世紀的產業鏈競爭，注定難以逆轉經濟規律，反而加速了自身孤立。對東南亞而言，危機亦是轉型契機：通過深化區域合作、優化產業結構和增強戰略自主，或可在大國博弈的裂隙中開辟新的發展路徑。而對中國，這一變局既考驗其應對“去全球化”的韌性，也為其擴大內需、引領區域合作提供了曆史性機遇。

全球貿易秩序的未來，將取決於各方能否在衝突中尋找到合作的新均衡——這或許正是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最深刻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