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什克·巴蘇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現為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他在Project Syndicate的文章中指出，美國對汽車進口征收25%的新關稅，旨在推動本土製造，但從長遠來看，很可能對經濟造成損害。中國等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將繼續在全球市場中占據更強的地位，超過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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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川普簽署行政命令，對所有進口到美國的汽車和輕型卡車征收25%的關稅。這一措施於4月3日生效，就在政府對美國貿易夥伴實施“對等關稅”的一天之後。川普試圖安撫緊張的民眾，表示“我們的汽車行業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
事實並非如此。
盡管川普的關稅政策與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米爾頓·弗裏德曼等經濟學傳統理論背道而馳，但他的自信可能會讓一些人以為這背後有某種隱藏的邏輯：最簡單的解釋是，關稅是為了激勵汽車製造商在美國設廠。
但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一邏輯是站不住腳的。雖然這個措施將對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等國家帶來負麵影響，但最嚴重的打擊將落在美國自身。
批評者指出，這項關稅將抬高美國的汽車價格，但這隻是諸多問題之一。以汽車（和半導體）行業為例，這些行業存在巨大的固定生產成本。一旦投資者在獲取土地、建廠、獲取許可等方麵投入大量前期成本後，若關稅突然被取消，就可能造成重大虧損。因此，投資者必須確信這些關稅會維持至少10到15年。
如果政府能向投資者傳遞關稅長期有效的明確信號，或許確實會促使汽車製造商在美國設廠，從而推高對勞動力的需求。
但這未必是積極的結果。
這種人為製造的對傳統勞動力的需求，反而可能損害美國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在關稅壁壘保護之下，美國本土生產成本將持續上升，而像中國、印度、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這樣勞動力成本天然較低的國家，則能以更低的價格生產汽車，從而在全球市場上擊敗美國，占據更強的地位。
川普試圖複興汽車製造業的做法，與美國過去應對紡織行業衰退的方式形成鮮明對比。
19世紀初，美國是紡織業的領導者，棉紡廠和毛紡廠運轉充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紡織和服裝行業依然繁榮，北卡羅來納州尤為突出。但隨著美國變得更加富裕，勞動力成本上升，美國逐漸失去了比較優勢，轉向了需要科研和創新的行業——這些領域恰好是美國的強項。
如今，越南、孟加拉國和土耳其等國主導著紡織行業。如果20世紀下半葉，美國決定對進口紡織品和服裝征收高額關稅，鼓勵本土生產，也許確實能維持紡織製造中心的地位。但代價將是沉重的：美國經濟不會達到今天的水平，而會是一大片工廠、勞工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
這並不是說關稅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就沒有效果，適度和策略性的使用關稅，確實可能必要。但當關稅削弱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時——就像川普的關稅政策那樣，隻會帶來傷害。
曆史提供了關於極端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深刻教訓。20世紀初，阿根廷經濟增長迅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超過了德國和法國。一些人甚至預測將經濟上超越美國。
但1930年，一切發生轉變。何塞·費利克斯·烏裏武魯發動軍事政變，自封為總統。三年內，他限製移民，並幾乎將關稅翻倍。與此同時，美國正在開放市場，引進商品和人才，投資高等教育，並推動前沿研究。
美國經濟迅速騰飛，而阿根廷則陷入停滯，失去了超越美國的希望。
這個教訓非常明確：與其通過保護主義的貿易措施死守已經落伍的產業，不如擁抱創新。當然，技術進步雖然帶來經濟機會，也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
解決辦法在於通過再分配稅製和利潤分享，確保增長紅利公平分配，而不是被企業和少數億萬富翁壟斷。
當然，要設計合理的再分配稅製並不容易。必須謹慎安排，避免抑製創新和扭曲激勵。但與川普那些錯誤政策相比，這無疑更值得追求。而且在技術快速變革的時代，這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