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消失”在不存在的短劇劇組

家，房間裏的人都這樣稱呼它。隻要你願意，關上房門，就能自覺進入一種與外界隔絕的生活。大家24小時吃住共居，互稱帥哥美女，結伴“奮鬥”。

傳銷窩點是“家”的另一個名字。這幾年裏，許多青年演員，都因一場不存在的演出或劇目招募，被誘騙至這個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們是演藝界中最底層的無名之輩，渴求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也顧不上考慮遠方未知的風險，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現實的事。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這些年輕人默默無聞地成為一批批被“獵殺”的對象，直到不斷有人失聯，才終於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終安全離開組織，傳銷也在他們身上留下印記。甚至有人在逃離之後，會產生懷念組織的戒斷反應。

陷阱

從失聯到得救，龍麗莎的經曆，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員的身份，她還是中國傳媒大學21級學生——這個標簽，伴隨著她應短劇拍攝招募赴陝西失聯的信息，在27日傳遍網絡；同時期，公眾對演員王星被解救的討論熱度並未完全消散——龍麗莎也被網友比作“女版王星”。

僅一天後，龍麗莎重獲自由。在28日的媒體采訪中，她提到，抵達渭南後曾被控製，後來對方或迫於輿論壓力將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個。

在龍麗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劇為誘餌的人，就以相同的劇本、相同的女二號角色，“誘捕”過中央戲曲學院畢業的可怡。除了演員，被類似假通告騙到過渭南的人還有很多，化妝師、燈光、舞美、助理、剪輯，甚至導演。

可怡到達陝西渭南，隻比龍麗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見到了兩名自稱劇組工作人員的人。深夜，他們要帶可怡去“民宿”暫時過夜。下車地點是一片居民區，民宿在一條漆黑的小巷深處。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車上那兩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機的可疑舉動，可怡沒有跟他們走，而是自行到賓館開了房間。可怡躲過一劫。

但小光就沒那麽幸運了。吸引她赴約的工作機會是“西安絲路歡樂世界演員NPC”。去年畢業後，小光一直沒有工作，因為有舞蹈功底，她經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裏接商演活動。所以那則NPC招募的信息並沒有讓她懷疑——通告費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場價。

同樣先是兩個人接她吃飯，其中一名女生還是小光的湖南同鄉。接著打車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機更改定位，上樓。直到坐在牆皮有些脫落的客廳裏，她才緩過神來，“應該是被騙了。”

為了安撫小光的情緒，兩名女生分別端來一盆洗腳水和一杯熱水。接著，一個男人從臥室中走出，就像電影裏常出現的老套劇情那樣，告訴她“有一個壞消息，和一個好消息”。

壞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機會沒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這裏考察一個全新的國家扶貧行業——“中國直銷業”。

開門見山之後，男人不再掩飾，他嚴肅還帶著些凶狠地向小光介紹起他們的“事業”，態度和之前接待她的兩名女生的熱情貼心截然相反。經典傳銷業務來了——銷售產品據稱來自“廣州漢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妝品”，買多了就能晉升。

“廣州漢美”也是這個傳銷集團的代號。小光開始審視這個“家”的樣貌，她當時還不知道自己會在這裏住多久，會不會有人身危險。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盤腿坐在一間臥室的海綿墊上，室內環境和人的穿著看著簡陋，但並不肮髒，“看起來並不像是會做壞事的人”。不過從那些人的眼睛裏，小光“看不到光”。

廣州漢美，對葉飛來說再熟悉不過了。看到龍麗莎失蹤消息的那一刻，他腦海裏第一時間就冒出了這四個字。

葉飛從事反傳銷工作十餘年，還曾建立過中國反傳銷網。2024年，他的團隊解救了十幾個遭遇類似“廣州漢美”騙局的年輕人，無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職人員為由被帶進傳銷組織。

這種模式，在陝西渭南尤其突出。葉飛猜測，有可能是組織內的早期成員出身於演藝行業，擁有業內資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讓招聘啟事看起來更加真實。新人演員們被拉進那間寢室之前，“工作人員”甚至還會有模有樣地和他們訂立勞務合同。

但對於初入社會的小光來說，這些信息是之後才知曉的，當她那天晚上從男人嘴裏聽到關於產品的傳銷話術時，她意識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魚缸”

幾乎每個“家”都一模一樣。白牆、白熾燈、木窗框、早已變黑的瓷磚縫和裸露在外的暖氣片，顯露著90年代最常見的北方板樓風格。

但屋中細節裏卻透出端倪。臥室鋪滿彩色的拚接海綿墊供人睡臥，即便有雙人床，也得擠下四五個人；廚房裏堆積的大包食材隻有兩種：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數量也在提示，這套僅四十平米的兩居室，居住人數遠超尋常。

從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稱作“家”的出租屋裏住了兩個月，沒有做出業績，但也沒有勇氣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兩周，她最大的困擾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為食物，因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纖維——身邊人告訴她，每個人剛進來都會這樣。

情緒或許是直接因素。小光在裏麵使用過一個筆記本，第一頁寫著一個大大的“悟”，下麵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這是組織的座右銘。當她表示出對這份事業有任何疑問，“前輩”們都隻讓她“自己悟”。在組織的話語裏，事業就是一切。

組織裏要求大家互稱“帥哥美女”，而新來的成員之間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問及過去、交談時不能出現時間地點人物。即便被允許交談，也必須是對事業有益的，比如幫助夥伴進入更好的工作狀態。

筆記本的第二頁，則記錄著每個成員會經曆的感受過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還是開頭7天的“考察期”：那是個“體製化”的過程，將人的內心摧毀，重建為一個“新造的人”。

明確“規矩”是第一步。睡覺期間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戶和門。私人空間也絕不存在。小光感覺自己“做什麽都有人看著”，就像身處一座“全景敞視監獄”，連上廁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陽台這種“高危場所”會被叫住，總之“身邊一定會有人”——標準的，融入並認同“體製”的人——他們也是規則的化身。

隻要醒著，耳邊永遠有人在說話：“這裏真的很好”“爸爸媽媽管不了我們”“你很窮所以要努力創業”。睡覺時，小光都總覺得有人叫她，結果下床出門一看又沒有人，才確認是幻聽。

每天就是這些事：上課，強製聊天，接著就是辱罵。小光說自己“祖宗三代都被罵了一遍”。她很慶幸自己之前做過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訴電話，“被罵慣了”。

林璿是小光在組織裏認識的好朋友。她們都是最底層的成員，都被反複告知，自己對父母親朋沒有任何價值，也是伴侶的拖累。林璿的母親之前查出心髒有問題，她被指控為母親患病的“罪魁禍首”，每天情緒數次崩潰，“他們會通過審問找到你的軟肋，不停地戳你的痛處。”

按照組織裏“家人們”的邏輯，小光在原有的社會係統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著這個機會，踏實下來好好創業。砸爛一個舊世界，培植一個新自我。這就是“接受”的過程。而“接受”的標誌，是通過了組織的“服從性測試”，從被動接受灌輸到開始主動融入。

小光的那個時刻發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結尾，在所有人的注視下，“寢室長”問小光，要不要一起“幹行業”——當然，是和之前一樣的逼問語氣。

“我想幹！我想幹！我想幹！”她重複著這個回答。投名狀是購入一套產品，行話是“辦一個營業執照”。當然一套隻是底線。小光隻買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發現她賬戶上就三千塊。

崩潰是那兩個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記得，周圍的人隻要發現她“情緒不對勁”，就會過來和她聊天，勸她接受現實，在這裏好好“創業”。這一招很奏效。因為到了後期，小光自己也會勸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騙都被騙來了，不如過得開心一點。”

從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還不錯。做飯，幹家務，還按要求背誦製度來給新人上課。同寢人告訴小光，她每天都說夢話，做夢都在講課。後來，小光還拿到了手機，得到了出門放風的機會。

自由是被信任的標誌，她也成為了這間寢室中的其中一雙眼睛。這雙眼睛還曾因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陽台被寢室領導指責，那時的她已經不再想著自己還有可能逃離，覺得這種嚴肅大驚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著小光睡覺從窗戶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氣溫，穿著一雙拖鞋和吊帶睡衣，從二樓窗戶翻了出去。轉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趕緊收拾東西轉移，以防在逃走的人報案後，警方直接上門。

相比於暴力和強製，讓人發生改變的或許更類似一種環境的“慣性”，一種集體意識。在小光所在的組織製度裏，有這樣一句話：“我們早上睜開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閉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當一個人24小時浸泡在這樣的製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魚缸。

戒斷

對小光來說，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風的機會記下了門牌號，讓家人在渭南當地報了警。警察破門而入，把“家”裏所有人帶去了派出所。

小光會用“被困”與“逃離”形容那兩個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與自己朝夕共處幾十日的人揮手道別的時候，小光發現自己有些不舍。

在過去陳舊的傳銷組織裏，暴力，強迫，監禁，綁架是關鍵詞。但在那些“家”裏，組織也“進化”了，他們會用娛樂、夥伴、創業、平等這樣的關鍵詞來維係關係。似乎外麵得不到的，這裏可以滿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車上，小光突然爆哭，“我無法完全把他們當作一個個特別壞的人，因為我知道他們隻是太想創一番大業了。”

她偶爾會懷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時刻。在組織裏，每次吃肉就意味著有人掏錢“辦營業執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當晚，飯地（因為沒有桌子）上就出現了一盆肉。此後，有其他人交錢的時候，小光也“吃上了別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欲這種原始生理欲望會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裝滿了白菜燉豬肉的藍色塑料臉盆周圍，唱著歌祝賀這個時刻。

新人也會有被優待的時刻 。盛飯的順序是，先給寢室領導打，再給新朋友打。“以寢室領導為核心，以新朋友為中心。”小光的筆記本上這樣寫著。

小光被周圍人問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以後上去了想幹嗎？”“上去”，是底層業務員們渴望向上攀爬，實現組織內部“階級躍升”的說法，上去了“什麽都有了”——這甚至被視作一種他們在外部世界沒能實現的公平。

比如，成為寢室長是一個能被看到的目標。寢室長不用做家務，擁有發號施令的權力，還能隨意進出寢室。當然也有責任，寢室長需要到不同寢室講課。新人進來的頭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別聽來自七個不同寢室的寢室長講課。

小光聽“同事”說，寢室長已經辦了三十多套營業執照。那人二十四五歲，本來也是做演藝這行的。他穿著的白色長羽絨服胸口處，印著中央戲劇學院的logo。之前還讓小光在寢室裏表演過跳舞，演完後，甚至能指點出哪些動作不太標準。

寢室間的人員會流動，叫“串寢”。一個多月後，小光“流動”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裏，她認識了林璿。小光是“被組織信任的人”，林璿屬於“待洗腦者”。在組織裏這兩種人要兩兩結對成一組，便於“改造”。

林璿在西南一所藝術類院校讀大四。剛來時，她愁的還是寫不了畢業論文怎麽辦。林璿從大二就開始到處接戲了。據她說，她和同學們都有很多發布組訊的群。除了像中戲北電這些頭部院校，絕大多數想日後從事演員的藝術類學生，都需要從低年級開始接劇本，混資曆，畢業後才能積累更多的資源，在演藝圈站住腳。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劇。

林璿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劇吸引，就是因為想把握住一個演“古裝劇”的機會。各種戲路都試過，以後才有更多機會。她說，當時接到通知後，她都沒有詳細看劇組介紹，就直接訂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從林璿身上看到剛被騙進來時的自己。林璿則說，小光是在她在那間出租屋裏唯一感覺到“真實”的人。

當時林璿每天都哭。隻要一哭，就有人貼過來講話。話的前一半是讓自己開心點，後一半是既然來了就好好在這幹。林璿說，小光不一樣，她不會說後半句話，所以她覺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衛生間是唯一能說悄悄話的地方——兩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沒有花灑和馬桶，隻有一根水管一個塑料桶。她們在這裏聊過往經曆，肆意講那些不被組織允許的“時間地點人物”。

小光說，她甚至還想過怎樣能幫那些已經“被洗腦”的同事“清醒過來”，但發現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這間寢室之外的世界已經完全被屏蔽，製度被內化進每個人的靈魂。

反傳銷人士葉飛能理解小光對組織的矛盾感。“人們之所以甘願數年浸泡在這樣的傳銷組織裏，‘上去’的激勵隻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溫暖’。”

這也是為什麽小光沒有辦法把裏麵的人當作“純粹的壞人”。她說，寢室長甚至會天天講，即便以後不幹行業，有了這段經曆，以後在社會上也不會再被騙。小光甚至還在裏麵過了生日。當天淩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長壽麵，還買了小蛋糕，吹了蠟燭。

跨年時，小光和寢室裏的人們還透過窗子看到了煙花，舉辦了新年聯歡會。在數億人正同時關注著一個秒針的時刻，沒人知道同在這個時區的某個角落，一群人關閉定位，切斷通訊，這間屋子在世界中歡騰著沉默。寢室裏沒有鍾表。

洄遊

龍麗莎被解救之後，在公開表述裏沒明確點出“傳銷”二字，也未再詳盡講述被騙的具體經過。但至今為止，仍有許多受害者在網上分享與龍麗莎相同的遭遇。他們基本都符合葉飛解救過的角色——龍套演員，或者“影視民工”。

葉飛對“廣州漢美”模式做了時間線梳理：約十五年前起源於包頭，2015年左右陸續遷至鹹陽，又到漢中，然後再轉移到現在的渭南一帶。

目前存在的傳銷組織的規模，和十幾年前的動輒數萬人已不可同日而語。“現在一個傳銷組織二三百人就頂天了。”

葉飛記得，2018年他就接觸過以招演員為名被騙到渭南的受害者。這種騙術大規模興起，則是在2022年以後。“疫情對演藝行業打擊太大了。”他說，很多被騙進傳銷組織的演員都表示，因為工作機會驟減，他們什麽活兒都會去接。葉飛接觸過渭南一個傳銷窩點的小頭目，那人在進組織之前，常年在橫店做群演，“兩百一天的那種”。

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傳銷也在脫實入虛。小光和其他被拉進漢美的年輕人，都從來沒在寢室裏見過她們為了“倍增身價”購入的化妝品。

最近兩年，他從全國各地解救出來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學生。他認為，這也和年輕人所麵臨的就業形勢有關。上個月，他從一個傳銷窩點裏救出來三個女孩，一個大專，一個本科，一個研究生。還有不少人進入傳銷組織後，為了投身“行業”，到學校辦理了退學。每天過著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棄一個大學文憑，這在他看來是難以理解的事。

在葉飛看來，那些被洗腦最成功的人，幾乎都是在原有的社會體係裏得不到承認的人。“一旦進入那個環境，接收到的都是讚美和認同，虛榮心會極度膨脹。當了領導，有了權力，就膨脹得更厲害了。”

晉升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蘿卜。從業務員到寢室老大，再從寢室老大到成為老總，永遠有奔頭。但你不會知道晉升的標準，也不會知道“高層”過著怎樣的日子。“保持神秘感”，這是在傳銷製度課裏被強調的重點。

好奇心是關鍵。“組織不會讓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後能賺多少錢，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讓你一層一層往上升，瘋狂去拉下線。”葉飛說。

這能解釋為什麽他們會留戀那個“集體”或者說“製度”。它賦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帥哥”“美女”“領導”“老大”。一旦離開那間屋子，所有能識別“我是誰”的標簽統統失效。葉飛說，被救出來的人在外麵呆了不久就又跑回傳銷組織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難的事是“反洗腦教育”。

組織裏的人們共享著同一套認知與話語體係。在對新人的教育中，組織被塑造成一種“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還會美化國家對“產業的打擊”，說是“不能讓人人都進來賺錢”“是宏觀調控的一部分”。

他們也被訓練如何應對警方：警察上門時，要迅速銷毀紙質材料，拔掉手機卡，麵對詢問，也要自稱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說，人們在對外（或者說對警察）時要避免“老大”這種稱呼，以防被定性為涉黑組織，以及反複強調報警也沒用。

這些提前預備的訓練，在1月3日警察搗毀窩點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場。

小光和林璿看到，好幾個人在被詢問的過程中，沒有交代任何內容，“裝可憐”“裝無辜”。相關資料在警察破門前都已經被銷毀，寢室裏所有人早已“串供”完畢。

她們猜測，那些人並不會受到行政或刑事處罰。葉飛也提到，由於難以取證，傳銷組織的參與者一般被抓後當天就能被放出來。他經常見到，組織成員從派出所出來後第一件事就是給其他人打電話，讓自己當晚能住進另一間寢室。

失去組織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璿沒有回頭，直接找賓館住了一晚，轉天就坐車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機後，小光還重新適應了一陣。她在網上分享自己被騙的經曆，算法也給她不斷推送和傳銷有關的內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個解救視頻裏認出了一位曾經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個背影，她屬於一個18歲女孩，在進入“漢美”之前，她剛剛從職中畢業，在蜜雪冰城工作了兩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