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專生逆襲985研究生，依然擺脫不了學曆歧視

永遠在末流的趕路人

專科出身的尚斌第一次和活的外國人說話是去年大年初一，視頻裏，他緊張得語無倫次。聊了半個多小時，從表情來看，對方聽懂了，但很艱難。

這是一場麵試，如果通過，他可以去美國讀博。後麵幾天，尚斌一直在刷社交軟件，想看看是否有人分享相同學校和專業的申博結果，“如果沒有就說明我還有希望。”大年初七，他在小紅書上搜到一篇筆記，配圖裏有張offer的郵件截圖，寄件人的名字沒打碼，正是麵試尚斌的老師。

他錯失了offer，但忍不住想，如果不是口語太“蹩腳”，或許機會是他的。口語和聽力是他的弱項，101分的托福總分是由接近滿分的閱讀和高分寫作撐起來的。他盡力了，他高考英語隻有十幾分，準備專升本時，他參加過新東方的一對一輔導班，除了26個英文字母一切從頭學，他還記得課件上的第一個例句：She is a girl。本科時，他考了三次才通過英語四級。

他在那篇筆記下問，“你麵試了嗎”，對方回複“沒有”。原因似乎也不難猜測，從主頁上可以得知這位女生本科讀的是加州伯克利，發offer的學校排在其申請名單的末尾，她還分享過一次漢服活動，配圖裏有她和紐約市長的合照。

對比之下，兩人的差距遠不止英語，尚斌的升學路徑是：專科、二本、北京某所985研究生。他專科學的是播音主持，找工作時，同學們有在遊輪上表演的、做婚慶的、少兒培訓的。他去麵試導購，但突然被一種不甘心攥住，“導購沒什麽前途，以我的樸素認知，寧願去修手機，也不要賣手機。”

他去考了專升本，選的是看起來和原專業有些關聯的廣告學。畢業後，他決定考研，本想在傳播學繼續深造，但他發現這個學科很多大牛都有社會學背景，於是他再次改變方向。至於為什麽現在想要讀博，原因不再是不甘、也不再是提高自己在就業市場中的地位，而是他愛上了做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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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斌的經曆並不是個例。我與六個出身二本或三本，並最終走上了學術之路的人聊了聊。他們大多出生於普通家庭，接受應試教育時，以潦草的態度完成了人生大事之一：高考。二本、三本甚至專科成為新的起點，出於提高學曆、打破歧視、更好就業等目的，他們努力考上了不錯的研究生學校。在那裏，他們對真正的學習產生了興趣，新的欲望由此產生——讀博並進入高校謀求一份教職，讓學術生命一直延續下去成了新的目標。

在普遍認知當中，這條路屬於那些成績永遠名列前茅的佼佼者，但逆襲成功的佳話永遠存在：去年，在全球四大頂尖數學期刊之一《Acta Mathematica》發表論文的作者張若冰曾就讀於“雙非”高校煙台大學；北大經濟學教授易君健更是起步於技校，自考大專後進入浙江大學讀研，又分別在香港中文大學、芝加哥大學度過了博士和博士後階段。

現實則沒有那麽美好，他們的學術之路步履維艱，包括無法擺脫的學曆歧視。張豔從一所二本師範考上了某211院校的研究生。複試時，簡曆中放了本科發表的一篇論文，有老師提問道，“這是什麽刊物？我怎麽沒聽說過。”那確實是她為了增加砝碼花錢發的一篇水刊，她隻能尷尬地解釋。接下來，她又在句讀和翻譯上犯了兩個小錯誤，氛圍變得有點微妙。整場麵試中，為了顯得自信大方，她一直在笑，笑得臉都僵了。

曾經的二本生鍾娜一路逆襲至top2博士，入學後，她發現周圍的同學總是知道係裏的一手消息，明顯與導師走得更近，還習慣用專業暗語交流，就像脫口秀裏的內部梗，鍾娜聽不懂，“恨不得記下來百度一下，都百度不出來的。”

落後了關鍵一步，學術之路注定經受更多考驗和打擊。一位二本生認為，自己就像是“永遠在末流的‘趕路人’”。

“你不屬於這裏”

在不停的追趕中，這些人都曾反複回答過一個問題：為什麽不早點好好學習？回想過去，大部分人都覺得高考前不明白學習是為了什麽，考上不一樣的本科又意味著什麽。

尚斌小學曾學過奧數，老師都誇他有天分，小升初考得很好，被幾家學校搶著要。初中時，他隨家人從城鄉結合部搬到城市生活，入學後，他發現自己無法融入。他以前打發時間的方式是和朋友壓馬路或者用木棍對打，但城裏的娛樂方式更洋氣：去KTV唱歌、去遊戲廳玩跳舞機。他逐漸感到自卑，又不想對越來越著急的父母解釋，結果成績一路下滑，甚至用放棄學習來對抗。高中也是如此，三年他幾乎是睡過去的，最終高考數學隻考了3分。他上了一所專科。

來自高考大省的李明益上的是全縣最好的中學，在全班70個學生中能排到20名。但他對未來的概念很模糊，隻想擺脫坐牢般的高中生活，以為“上個本科就行了”，上了才知道“本科也分一本、二本和三本，一本又分雙一流、985和211。”他上的是民辦三本。

張豔的高中是某中部省份的名校，平時的成績上個211沒什麽問題。但高三那年，高壓的學習氛圍給她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她沒怎麽去學校，在家自習。成績出來後，班裏的一本率高達99%，她成了剩下的1%。

張豔去找老師報誌願，聽到另一位沒考好的同學想複讀，她在一旁極力勸阻。她回憶當時心態，“我覺得沒有意義，班裏一大半同學都很焦慮，經常寫作業寫著寫著就哭出來了，我不明白高考究竟在篩選怎樣一種人才。”高考失利，她更多感到解脫——終於結束了，再也不用學數學了，以後的人生會有無限可能。

她考入了一所二本師範，專業屬於人文社科的大類，也是她高中時最喜歡的學科。入學後，她很快大失所望——師範院校教學的側重點是如何把知識點傳授給未來的學生，但張豔更想對知識進行深入探討。她隻能找考上了北師大、同濟的高中同學借賬號，去他們的學校官網看公開課。

學校整體的學習氛圍也一般，她的一位室友英語四級考了三次，“前兩次裏，一次忘記戴耳機了，一次沒塗答題卡。”她問過輔導員三個問題，對方像看傻子般看著她，她問的是：我能不能3年把學分修滿就畢業？我能不能修雙學位？我們學校能不能保研？答案都是否定的。

當身邊大部分人對未來的規劃是“回縣城當老師，結婚生子，把握穩穩的幸福”時，張豔的努力顯得很不合群：拿高分、參加活動和比賽、評獎學金。一位老師曾道出她的心聲：你不屬於這裏。她很早就立誌要考研，本科四年沒有下載過抖音，在圖書館、宿舍和學生會之間三點一線，臨近畢業在學校閑逛時才發現周圍的一切都很陌生，因為自己並沒有時間去探索。

作為民辦三本的一份子，李明益經曆過太多被默認為差生的瞬間，記了最久的是學生會某部長的一句話：我相信你們考到這裏來，高中都是不怎麽學習的人。他感到不服氣，況且，學校並不像外界以為的那麽糟糕，至少李明益所在的新傳專業，老師教學時也注重實踐，讓同學們學習運營公眾號、做社會調研。也有不少同學至今活躍於業界。李明益想通過提升學曆打破根深蒂固的偏見。

自古華山一條路，想要改變出身，隻有考研。而作為應試教育的延伸，考研成功的訣竅無外乎對知識反複記憶與練習。畢業於三本的劉洋學的是語言類專業，後來決定跨考至更感興趣的心理學。專業書有十多本，她從頭學習、理解並背誦陌生的概念，每周背一輪，隔周再重複。到最後，她差不多背下來了十多本書，也如願考上家鄉所在省份的重點211。

張豔還記得，聽到老師說“你不屬於這裏”的那一刻，雖然也覺得矯情，但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那是她上大學後第一次哭。後來她不斷告訴自己，“我要用未來四年時間證明一件事：我不是一個失敗者。”四年後，她考上了一所211院校研究生，成功逃離二本。

意外的愛

讀研時，一件原本是預期之外的事情發生了：他們愛上了學術，或者說，真正的學習。

考上北京某所985院校的研究生後，尚斌常一大早去泡圖書館。他注意到，由於很多人在吃早飯或背書，每天早晨總會有一陣喧鬧和躁動，但一到八點，沒有鈴聲，也沒有人為幹預，大家都會默契地停下來。這種現象引起了他的好奇，並認為它適合采用接近物理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先建立模型，再解釋、預測和推演。他查資料時發現，美國社會學領域有不少學者正在這麽做。

“腦子裏的幻想竟然和教科書上的大神導向一致，很難不感到熱血沸騰。”他想和那些最聰明的人並肩，甚至超越他們。

這也是李明益被學術吸引的原因。他從三本考上了某211研究生，看書時，他常在兩種狀態間反複橫跳，“一會兒覺得自己好蠢，怎麽連這點都想不到，一會兒又覺得我真是個天才，和大佬想到一塊兒去了。在這個過程中，人會不斷地經曆自我解構和建構，打造出一個新的自我。”

鍾娜學的是文科專業，最初麵對各種關於性別、種族和階級的晦澀理論，也一度雲裏霧裏。研一時她聽了一門叫《媒介與文化》的課，授課老師把文化研究的起源講得精妙絕倫，那一刻，她覺得自己遇到了“人生學科”。

之後，她的價值觀開始被重塑：為什麽女性被默認為是柔順的並更適合打輔助？為什麽有人會更喜歡西方的文化、建築？為什麽社會階級會出現現在的劃分方式？原來，很多事情都可以通過學術的方式進行詮釋，她覺得整個人都煥然一新了，“學術和生命經驗是可以打通的”。

劉洋原先更喜歡實踐，但碩導的學術成果讓她見識到，真正有意義的研究可以對社會產生影響，這構成了她對學術的一種想象。同時，她也向往那種理想的學者狀態：總是不慌不忙的，沉浸在知識中，教學時輸出很多幹貨，把學生們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

人一旦找到真正的興趣後，對學習的態度便截然不同了。劉洋以前愛玩，喜歡四處跑，經常晚上和周末去和男朋友約會，見識了導師的學術成果後整個人都變了，開始覺得看書比和男朋友出去玩有意思。寫畢業論文時，好奇心驅使她一再往下深挖，一個接一個地解決問題，有時甚至產生了時運加持的感覺——每拿起一本專業書，都能找到與論文有關的內容。

讀研時，尚斌的同學們都知道，要找他，去圖書館一找一個準。研一的社會心理學課上，他對老師介紹的前景理論感到好奇，輪到他做pre時，他主動翻譯了國外頂刊上的一篇相關論文，作為分享的素材。三年裏，他把相當一部分時間花在了自學高數、編程和數據分析上，他相信這些對他感興趣的學科方向是有幫助的。

李明益的研究生生活365天全年無休，看書、讀文獻、做摘抄，跟女朋友約會都是在圖書館學習。最終，除了畢業論文，他還寫完了4篇論文，其中兩篇發了C刊。本科時那種“證明自己不是差生”的勝負欲轉變成了真正的學習熱情，不論平時的讀書、思考，還是論文順利發表，都讓他感受回味無窮的樂趣，而非轉瞬即逝的快感。

玩一場新遊戲

然而，在這場名為“學術”的新遊戲中，我們的每一位玩家都或早或晚地意識到，努力是遠遠不夠的。

當身邊同學大都來自985、211，張豔上課時經常遇到的情況是：老師默認有些內容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比如提到某個知識點或某本專著時，“你們應該讀過……”，其他同學習以為常，她卻一臉茫然，心想，“我沒讀過啊”。畢業於985的同學告訴她，本科時老師會開書單，平均下來每周要看5本書。為了追上同學的閱讀量，研究生時張豔總是半夜兩三點還在看書，“焦慮得睡不著，室友都擔心我猝死，但她們沒有這種煩惱。”

另一個二本生們普遍的困惑是“如何寫論文”。在他們的本科，大部分論文采用的是一種被總結為“縫合”的方式，定好題目、搭好框架後，去各種文獻中找素材，拚湊、捋順。這套到了研究生顯然是不管用的。

尚斌常與那位來自985的室友交換論文看，他發現對方未必有什麽新鮮的視角、獨特的觀點，但明顯寫出來的論文質量更高——排版更工整，寫作邏輯更清晰，遣詞造句更準確流暢，這都是他無法立刻做到的。

研究生開學那天，尚斌與一位同班同學約在車站見麵，室友提起，自己畢業於北京另一所985，未來的老師中有其本科老師A的室友、老師B的師兄弟，他們已經為他聯係好了碩導。

尚斌聽完就慌了，他這才知道，“導師是要搶的”，也意識到自己犯下了大錯。開學前，曾有導師主動聯係他，對方聽其他老師轉述得知尚斌與自己求學路徑很像：專升本，又讀研。這位導師曾在美國讀了博士。尚斌在複試時曾提到，未來想去美國讀博。

接到電話時，尚斌正和朋友聚餐，喝了酒，人也不是很清醒，隻簡單聊了幾句。幾天後，對方問他未來的研究計劃，還發來幾篇英文文獻。他被嚇到了，也不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便選擇了“裝死”，沒有給出明確答複。等他在慌亂中重新聯係對方時，名額已經沒了，他隻能再向其他導師自薦。

值得慶幸的是，他後來選到一位趣味相投的碩導。這件事給了尚斌一些啟發，他很快去了解讀博需要做哪些準備，為了提前準備推薦信，他從研一開始有意識地與3位老師保持聯係，“起碼讓人家知道我愛學習、成績還不錯。”除了他的碩導，另外兩位老師找的都是有美國留學背景的。

與導師的關係將直接決定學術之路是否順遂。李明益告訴我，以人文社科類專業為例，“碩博導師的資源非常重要，自己能完成的更多是看書、思考和寫作，導師除了對論文的結構、格式、問題視野和理論深度有幫助，也決定了後續的投稿與發表。現在是導師決定製，論文投不投、投到哪，都是導師說了算，占比大概是30%靠自己，70%靠導師。”

重要的是，要跟著導師的步伐走。他就是這麽做的，研一前的暑假，李明益主動聯係上了心儀的導師，對方回複他，跟著自己讀研會很辛苦，建議他先找師哥師姐們打聽打聽。這句話仿佛本科時那句“我相信你們考到這裏來，高中都是不怎麽學習的人”，激起了李明益的勝負欲，“我就不信這個邪，跟他說我從不怕苦不怕累。”於是，導師開了一份書單，有五六本書，都是三四百頁的社會學書籍，他看完後寫了12000字的讀書筆記交上去，算是通過了考驗。

開學後，他才真正體會到那種苦。導師在開會時總愛重複：你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所以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不然你根本達不到我們團隊的平均水平。他的時間排得滿滿的，除了學習，還要很多雜事。有時候，他會睡著後突然醒過來，感覺還有活沒幹。

他很清楚自己和導師相互需要，“一個時間精力多但知識儲備少，一個有學術成就但時間精力少。”借著處理雜事能與導師頻繁聯係也是好事，“能抽空溝通學習上的事，其他時間導師很忙，根本沒空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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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研時深受啟發的那堂公共課後，鍾娜把考博列入規劃。她想到top2院校的一位知名學者，她常去蹭對方的課聽，也看過很多他寫的書，剛好那所學校的博士招考改為申請製，便遞交了現成的材料。複試前的那周是她人生中學習效率最高的一段時間，每天過兩三本書，麵試前一晚，她“從沒感覺自己那麽聰明過”。線上麵試一結束，她就和父母說“感覺差不多了”，教務處老師告訴她，第二天會給沒被錄取的人打電話，安靜的手機宣告了好消息，雖欣喜，但更有種“就該我成”的感覺。

若決定走學術之路，讀博幾乎是一種必然選擇，也意味著“獲得進入學術大門的入場券“，才有可能一輩子做學術並以此謀生。

為什麽搞學術非要升學和進學術圈子？這也是一種自古以來的傳統。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創辦的雅典學院是西方最早的學術機構之一，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也以講學、著書立說的方式形成學派。後來，又誕生了大學、科研機構這樣的平台，推動學術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所謂的規則與製度也應運而生。簡言之，一個人可以獨自學習、攝取新知，但很難作為獨立研究者立足，缺少了學術資源和交流會影響研究，脫離了評價體係的學術成果也無法得到反饋。

然而，遊戲打到新的關卡，難度隻增不減。鍾娜讀博的快樂隻維持了一周，開學後，導師在見麵時直言不諱地表示，她是自己唯一非內定的學生，還提到那年突發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考核的變化等，又講起過去和學生鬧掰的例子。鍾娜聽完就懵了，“感覺自己沒有被認可，我都已經考上，還不讓我上了？”她差點當場哭出來，從那天起，她開始害怕與導師溝通。

她發論文屢投屢敗，本碩都畢業於北京985的室友卻不用愁，已經讀博了碩導還會主動帶著發論文，“寫了立刻發，寫一篇發一篇”。但她不好意思求助導師，“我覺得這是自己的事，怎麽能麻煩老師？我都這麽‘爛’了，怎麽說得出口？”

張豔的碩導曾表示，複試時看到了她的勇敢和衝勁，她本以為這是一種鼓舞，後來的經曆卻顛覆了她的認知。她的兩位同門本科都是211，課後閑聊時，導師會當著所有人的麵對她說，“你從那個學校考到這來應該挺不容易的。”在導師的課上，大家需要輪流做pre，張豔會為此準備PPT，不論她講得如何，導師的評價總是“你很認真”，甚至還在某次聽睡著了。兩位同門不僅不做PPT，還有些敷衍，“導師可能也覺得誇無可誇了，但還是會誇，比如‘你的聲音真好聽’。”

那之後，張豔擺爛過一陣。但現實不允許她任性，她的專業非常看重師門傳承，也涉及派係劃分，“有些期刊幾乎為某一派係直接控製”，申博要兩篇拿得出手的小論文，向未來的導師證明學術能力。她感興趣的研究方向很邊緣，隻靠自己肯定不行，她決定克服對導師的不滿。

她主動去找導師請教各種問題，在心裏默默對他說，“你既然收了我，再瞧不上我也要負起這個責任。”一段時間後，她也漸漸摸清了與導師相處的門道，“中年男人還是需要誇，聽他聊完說點‘覺得豁然開朗’這樣的話。”但這也是實話，有的問題她想了一周都沒理解，導師一句話就能點到核心。每次和導師交流，她都笑盈盈的，逢年過節發祝福，去外地旅遊也會帶特產回來。漸漸地，導師對她的態度不像剛開始時那樣冷漠了。

盡管如此，有些障礙依然很難克服。張豔常試圖說服自己，“985和211又有什麽了不起，不還是和我這個破二本畢業的來了同一個地方嗎？”但每次講出本科學校的名字，“我都會出現生理反應，氣血上湧，像做錯了什麽事一樣。”

在二本生的學術之路上，“厚著臉皮做事”幾乎是種必備素質，同時還要建立起真的自信，這樣才顧不上痛苦、才會相信自己配。李明益就是這麽想的，“出身不好怎麽還能不自信呢？如果出身不好還在意麵子，基本上就沒什麽成長空間可言了，別人就更不拿你當回事了。”

不存在的“逆襲”

內心深處無法擺脫“二本”標簽的困擾，張豔不敢接受更難的挑戰。研一開學後不久，隻有她還沒定下畢業論文的題目，導師讓她別著急，先打基礎。後來，導師又以“太簡單”為由否了她的報題，換成了更難的題，她沒有對導師說出口的話是：你可能真的高看我了。她最新的打算是以這篇論文的完成度為參考，如果完成得漂亮，再考慮讀博。

手握C刊的李明益順理成章地留在學校繼續讀博，他感覺以前遭受過的白眼和嘲諷都煙消雲散了，這也讓他對未來保持樂觀，他希望博士畢業後去高校任教。

他們對於未來的學術生涯擁有著類似的美好想象：開啟一種由學習和思考構築的生活，專注而純粹，又能對外界產生一些影響。

鍾娜曾把博導視為成功的樣本，對方在講台上滔滔不絕的畫麵始終驅動著她。但成為高校教師後，在無窮無盡地與規則的纏鬥中，她終於對學術祛魅了。

更殘酷的是，她誠實地意識到，自己可能也沒那麽愛學術。幾年前的一次同門聚餐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吃著烤串，一位師兄開始用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ofo倒閉事件，她一言不發地聽著並接受衝擊，“他就像在口述論文，但當時我還不懂政治經濟學，也沒有在吃燒烤時做專業分析的能力。”她逐漸發現，自己有的隻是對學術兩眼放光的熱情，但不像真正擅長這件事的人那樣不知疲倦，就像北大的很多人一天花14個小時做學術，但她不讀理論或者不寫論文，也能過得好好的。

況且，持續的熱愛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看到自己的工資以及這個職業可預見的未來，鍾娜不可避免地生出落差感，“如果不兼職，拿到手的工資是不夠用的，可能不如碩士畢業直接去工作。”她總結道，“工作靠擅長，而不是喜歡，這樣才更容易出成果。”我問她，“那你覺得自己擅長什麽？”她沒能給出答案，讀研至今，鍾娜從未在任何一件上花費與做學術同等的時間精力。

鍾娜就職於一所雙非院校，“我能入職是因為它和我讀博的學校簽訂了協議。”在這裏，她暫時沒有非升即走的壓力，但麵對的仍然是同一個學術圈。看清規則後，她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圈子，把人聚攏，“隻要有人在，就可以做任何事，比如項目、社群、讀書會、學科講座等等，最重要的是影響力。”她名師學生的身份，則是這種影響力的基礎之一，“我的博導來做過講座，也有很多人知道我。”

劉洋是所有訪談對象中年紀最大的一位，先於其他人實現了“夢想”。她也曾以為能複製導師的路徑，做自己感興趣且有價值的研究，在某天的課堂上，或許有學生也像當初的她一樣為之震撼並改變自己的誌向。但在成為大學老師第四年的當下，她感到深深的疲憊。

入職頭兩年，她的工作重心在備課上，等課件打磨地差不多了，又忙於申報課題——後者是她現階段最棘手的問題。她很清楚，實力不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在學術圈的人脈資源，甚至家庭背景才是。連續申報了3年，她都沒能拿到課題。

她動了跳槽的念頭，但不敢真的邁出這一步。拋開其他客觀因素，她覺得自身的競爭力不如從前了，“年紀上來了，競爭的人更多，相比我畢業那會兒，學校更看重第一學曆了。”

在她的講述中，“中二”這個詞多次出現，用來形容曾經那種熱情滿滿的狀態：雖然出身三本，但自己能力、智力都不差，如果去喜歡的專業讀研，一定比別人發揮得更好；在導師的感染下，她以為學術可以對社會和世界產生影響，或許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做到；要求4萬字的畢業論文，她寫了兩倍的字數；被問及有什麽愛好，她的回答總是“看書，做學問”。

四年來，曾以為已經克服的“出身”仍如幽靈般伴隨。她聽學校裏其他老師說過，比起二本生，更青睞從985、211調劑來的；對於老師的招聘標準也發生了微妙變化，領導在篩選簡曆時，公然對一位學術成果很不錯的985畢業生投了反對票，隻因為對方當初是專升本，還是單親家庭出身。

她想，如果研究生畢業後直接去做實踐性工作，會不會更開心一點，“我的中二病好像沒有了，盡管還是認真工作，但很久都沒有真真正正地看過書了。”隔著電話，劉洋聽起來有一點惆悵。時隔一個月，我們又一次通話，她告訴我，自己已經不再猶豫了，在為出國做準備。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她了解到，一位幾乎沒有發過文章的博士生，可以作為副教授直接入職，隻因為他過硬的家庭背景。

錯失了offer後，尚斌又上過幾所學校的候選名單，還拿過一個offer，但由於沒有獎學金，他隻能放棄。去年10月，他找了一份比較輕鬆的工作，利用閑暇時間繼續學習數學、編程和AI，同時在琢磨創業，也不排除換個方向去美國讀研，但走學術道路的執念漸漸放下了。他能想象到，一番折騰過後，自己做到最好也不過是在學術圈中處於邊緣——發發論文但拿不到課題，而他對自己真正的要求，“是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