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文記得,那是位50多歲的女人,自稱在電子廠工作。庭審時,女人一直在道歉:“對不起朱老師,給你添麻煩了,給我一次改正的機會。”
朱之文板起臉說:“別這樣,你攻擊人家幾年了,一聲對不起算完了,哪有這種事。”他不接受道歉。
女人講,她陸續被拉進7個微信群,群主是誰她不知道,管理員是誰她忘了,隻說群裏全在攻擊朱之文。聽到這些,朱之文沒有生氣,事後他告訴九派新聞,生氣沒用,這麽多年他也疲了。
2011年成名,2012年上春晚,農民歌手的身份是光環也是桎梏,他被批評“不專業”,也因偶然出醜被嘲笑。2016年,短視頻興起,他的家門逐漸被一群“手機”圍住,人們拍攝朱之文的一舉一動配上吸睛的標題收割流量。
直到2020年4月,大門被兩個醉漢踹開,朱之文與這群“手機”努力維係的和諧也被踹垮了。後來,他選擇閉門不出,與鄰居共用的院牆兩側分別放了梯子,兩家常翻牆串門。
成名14年,朱之文聽到了太多謾罵,也原諒了一些聲音。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有3則關於他的名譽權糾紛案的民事裁定書,朱之文均選擇在調解後撤訴。
可這次,“她太惡劣了”。女人的賬號上發布了999條視頻,其中80%是罵人的內容,29條播放量超過5000次,還有一條播放量超過20萬。朱之文要追究她的刑事責任。
朱之文。圖/九派新聞 溫豔麗
【1】不原諒
開庭前一天晚上,朱之文失眠了。
“我做人,該窩囊的時候窩囊到底,該拚命的時候,比任何人都敢於拚命。”他聲音高亢地說出這句話,帶著必勝的決心,他厭透了這樣的網絡暴力。
朱之文常在短視頻平台上看到自己的消息,多數時候他選擇置之不理。2023年,朋友轉來一條視頻,視頻中的朱之文身體膨脹著,用他的聲音講著豬狗的故事,“這就是變相的罵人”。
等氣消了,朱之文想:“算了,也別搭理她。”可平台上推薦的類似視頻越來越多,他煩了。在朋友的介紹下,他找到了北京中定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楊安明,準備起訴。
“這是我代理的同類型案件中,性質最惡劣的。”楊安明說,該自媒體賬號2020年4月就開始發布類似視頻,“她發布的視頻最多,持續時間最長,傳播量也最廣。”
楊安明介紹,律所接手案件後,起訴了平台,平台隨後提供了該自媒體賬號所有者的個人信息,“平台把這個賬號封了好多次,但一旦解封,她就接著發。”短視頻平台私信、加微信、打電話,多次嚐試聯係,對方均沒有回複。
“發的視頻不實,趕快刪掉,就什麽事都沒了。”朱之文說,他不想把事情鬧大。2022年起,他曾起訴過3名網暴者,最終均在調解後撤訴。“我沒有要求經濟賠償,你承認錯誤,我不再搭理你,就行了。”
可這次網暴者始終沒有出麵,其間,她的丈夫曾聯係律師希望調解,朱之文認為丈夫不能代表本人,這樣的調解沒有誠意,便拒絕了。
庭審過程中,女人對著法官道歉,對著朱之文道歉,卻說不出發視頻的緣由和收益。朱之文不接受這樣的道歉,“她沒有誠意”。
根據法律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侮辱罪、誹謗罪中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可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女人的賬號上發布了999條視頻,其中80%是罵人的內容,29條播放量超過5000次,還有一條播放量超過20萬。
“做錯事,要不然就真誠地道歉,要不然就接受法律的審判。”朱之文說,他在意判決結果。庭審結束後,他故意從另一扇門離開,不想與她相遇,“看見就煩”。
【2】被欺騙,被圍觀
過往的報道中,朱之文很少如此強烈地表達憤怒。常處於鏡頭下,他不敢生氣,深知有衝突就有流量,“再被人家胡說八道發網上去”。為了維持良好形象,朱之文不斷讓渡自己的權利,侵害也隨之而來。
最讓他惱火的是借錢。剛出名時,朱之文很少拒絕媒體采訪,幾乎有求必應。有回一位女孩敲門,聲稱自己是媒體的實習生,想來采訪他,報道寫得好,她才能轉正。“不能讓人家丟飯碗,咱得好好配合。”朱之文說。
采訪結束,女孩詢問他下一場演出的地址,並希望一同前往補充幾個鏡頭。演出結束後,朱之文還沒吃飯就被女孩拉走了,兩人來到朱之文的房間,剛進屋女孩就把門關上,撲通跪在地上,說她不是記者,信用卡透支了,想借20萬。
“我心裏難受死了,那幾天我拚命配合,這一跪嚇得我頭都蒙了,我多委屈啊。”朱之文說,可他什麽都不敢做,隻好撥通酒店前台的電話求助。
還有一次,一個人加了朱之文的微信,說自己在做公益,想讓他捐3萬塊錢。朱之文捐了,過了一段時間,他收到一個匿名包裹,打開一看是一堆印刷的彩畫鈔票,還有一張字條,上麵寫著:“朱之文捐錢有功,給你發幾個月獎金。”
這樣的事太多了,他不再向外借錢。另一個改變他生活的事情,是被圍觀。
因門外圍觀的人太多,朱之文與鄰居在共用的牆上架起梯子通行。圖/九派新聞 溫豔麗
2016年,短視頻平台興起,朱之文的門外開始出現舉著手機拍攝的人。“那幾年拍他確實有流量,能賺到錢。”一位曾拍攝過朱之文的村民說。
朱樓村的土地少,每家分到的地種出的糧食剛夠自家吃,村裏的勞動力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和中年婦女為了賺點錢,舉著手機擠在了朱之文的門口。這位村民回憶,那時朱之文經常在村裏的舞台演出。
2020年,朱之文接受了多家媒體采訪,報道中,他對圍觀的“手機”還略有迎合,他朝著鏡頭打招呼,在鏡頭下賣力地幹著農活。朱之文的妻子不識字,也在那時注冊了短視頻賬號,拍攝家裏的生活。
直到那年的4月15日,兩名醉酒的陌生男人踹開了他的家門,朱之文才開始思考他與鏡頭的距離。“那幾年,半夜都有敲門聲,天天敲,受不了也得受啊。”後來,他選擇閉門不出。
【3】忘記朱之文
“要是社會上把朱之文這個名字忘掉,網上沒有朱之文及家人的任何消息,這樣的生活是過到天上去了。”朱之文說。2020年過後,外地人進村變得困難,他過了兩年多的清靜日子。
可流量沒有放過他。春節前,一家單位給朱之文送了幾個紅燈籠掛在院子裏,一位醉酒的鄰居走過來,開玩笑地說:“給我一對燈籠。”朱之文把燈籠遞給他。鄰居接下燈籠卻說:“俺家窮,我不值,我不要。”
鄰居的這句話被剪輯出來發在網上,配以“大衣哥給村裏送年貨,因禮太輕被退回”的標題,視頻很快得到關注。
春節期間,來村中拍攝的人多了起來,還有人趁著關門瞬間,朝門縫兒裏伸進一隻腳,硬把門擠開,朱之文的妻子無奈地將她推出。
這幾年,朱之文正在與社會告別。他不再主動接商演,除非政府邀請或摯友介紹。“我這個歲數了,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啊。”妻子的短視頻賬號早在2023年就停更了。
他不出門,也不讓家人出門。家中生活物品大多靠網購,快遞驛站在兩三公裏遠的地方,他看著門外沒人,便開著電車前往。回來時打開手機,看看門口的攝像頭,門外有人,他就轉頭溜向河邊散步,等沒人了再返回。
兒子朱單偉初中輟學後,跟著朱之文跑了幾次演出,便沒有再找工作。也許是因為受的傷害太深,朱之文曾對兒子說:“人家叫你去工作,是想拉你直播,說這是大衣哥的兒子,人家不是叫你去工作,而是拿你做宣傳。”
他認為孩子小沒有認知,離開他便沒人照顧,怕學壞,“跟人打交道,咱有經驗,三言兩語能分辨出來,孩子太年輕,生人不讓跟他接觸。”朱單偉今年23歲,兒子快10個月了。他們一家住在朱之文的隔壁,兩層高的小樓是朱之文設計的,小院的地磚和拱門也是他和鄰居親手鋪設的。
多數時候,朱單偉一家三口就待在這個院子裏。九派新聞到訪這天,他們正在吃午飯,看到父親領著陌生人進屋,兩人沒說一句話就躲進了臥室。
朱之文打理的小菜園。圖/九派新聞 馬婕盈
朱之文沒有對財富的渴望。他拒絕直播帶貨,也不做代言,怕產品出問題壞了他的名聲。朱樓村裏打著“大衣哥”“之文”招牌的農家樂、菜園和飯館,都不是他的。他說:“用就用吧,名字又不是我的專利。”
對於未來,他也沒有任何計劃,“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就行了”。在他眼裏,幸福是種著莊稼,做一頓手擀麵,再抱著孫子曬太陽。
【4】生活
不出門會感到憋屈嗎?“再憋屈也比被人家拍來拍去強。”朱之文回答。他起身領著記者參觀小院,盡力展示這方小天地帶給他的快樂。
一筐劈好的幹柴靠牆放著,對麵堆著一人高的廢棄樹幹,“村裏在挖河,我就去河邊撿了點,柴火做飯好吃。”朱之文說。柴火堆旁是一小片花園,幾株牡丹剛發出黃豆大的芽,芍藥還埋在土裏未露新枝。窄窄的葡萄架上掛著燈籠,鐵籠裏的公雞扯著嗓子叫著。
朱單偉家的院子裏,朱之文辟了片菜園,種著菠菜、香菜、韭菜、西紅柿、茄子……他還種出過手臂長的大冬瓜。菜園旁有一小片魚池,“我們都不用去外麵買菜”。
逛完院子,朱之文走進兒子家。二樓的一個小房間放著他的“收藏”。房間門鎖著,地上鋪著厚地毯,看得出他極為珍視裏麵的“藏品”。門打開,映入眼簾的卻是些老物件,帶著天線的黑白電視機,還能放出聲音的收音機,桌上整齊地擺著頗有年代感的空煙盒。
朱之文展示自己的藏品。圖/九派新聞 馬婕盈
這裏的物件多半是自己家留下的東西,老房子拆了,朱之文將這些東西收起來,每一件都是回憶。他拿出兩個搪瓷碗說,小時候他吃飯不老實,總是把瓷碗打碎,父親就買了兩個搪瓷碗給他和妹妹用,“摔多遠都摔不壞”。
他還愛收藏六七十年代的畫,畫裏的人臉圓圓的,笑得燦爛樸實。這些畫掛滿了三個房間,大多數是複製品,原版畫來自村裏拆掉的老房子。
沒有演出時,朱之文常在淩晨三四點醒來,趴在床上看會兒書,打開手機看看新聞,再起來給朋友打電話聊聊天。或沏一壺茶,拿出水寫布,用毛筆在上麵寫寫畫畫。劈柴、種菜、打理花園,每件事都能耗費掉半晌的時光,“我的生活就這些事,你可別笑話我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與朱之文告別那天,他把我們送到門口,剛走出來,一位小夥子拿著手機支架喊:“三叔,三叔,能跟我合張影嗎?”朱之文看了一眼說:“我不認識他。”便衝他擺了擺手。我們分別後,朱之文又笑著朝小夥子走去,合了張影,才轉身回到家中,鎖上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