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中國大陸年輕人：政治抑鬱者的自白

80後公益行業人士鄭冰冰：從香港反送中到新冠疫情，“潤”出去仍然沒有擺脫政治抑鬱

“你知道自己沒虧心，可是這個國家告訴你虧心了。”

[…]“我去過香港，身邊也有朋友在香港讀過書，我對它的專業主義、社會運行的秩序有很深刻的體會，並從中受益。而且香港對我的衝擊並不不僅僅是因為這個事情本身，而是我有一種帶入感，一種兔死狐悲、唇亡齒寒的感覺。我當時做公益已經好多年了，還是處在一個什麽都沒有的狀態。香港反送中那個時候，恰恰是我前兩年被別人剝削，被騙，處在一個一無所有的境地，經濟和社會的支持都非常少，所以更加會在那個時期質疑公平正義的意義何在。其實你看一些調查研究啊，很多人的抑鬱不僅僅是單一的政治事件導致的，也跟他當時自身的處境有關。你什麽時候對政治會那麽敏感，什麽時候政治的東西會波動到你，同樣是鐵鏈女的事情，為什麽你看了新聞會特別崩潰，有的人看了可能還好？我覺得跟當下個人的處境有很大關係。”

[…]“其實有和政治抑鬱類似的一些概念也有人討論，比如文化創傷這種概念，它強調一種集體回憶，比如南京大屠殺帶來創傷，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創傷。我們國家以前也有很多傷痕文學。可是這個詞並沒有成為集體的詞。政治抑鬱能夠流行也許和抑鬱症大規模的流行和被接受也有關係。如果中國的政治不改變，我們可能一直會政治抑鬱下去。”

[…]“我昨天晚上還在哭呢，我受到很大的影響。自從我被國安找過，就開始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我養寵物，如果我跟我的寵物在一起，天氣很好的時候，可以喝一杯茶，吃個蛋糕，本來是很快樂很幸福的時刻，但我始終覺得不能沉浸其中，越是幸福就越覺得這些東西可能隨時被奪走。而且我並不相信這種幸福，這種幸福是放棄了說話的權利得來的。”

白紙運動後被帶進派出所的95後Yurii：“那一刻不是勇氣的問題，而是一個不想選和更不想選的選擇”

“後來我們想逛公園，結果公園也要看場所碼，又逛到步行街那邊，我這才看到那裏有一個人站著。他舉著一張紙，正麵寫的是，‘你知道我在說什麽’，背麵是，‘我們可以做更多’，他綁著自己的眼睛。我看到他就想，我需要在那兒看著他，因為他隻有一個人，我害怕出什麽意外。”

“過了一段時間，有保安想驅趕他，因為他站在商場前，商場的員工把警察給叫來了。當時我在網上才看過一個視頻，一個重慶的哥們對著警察說，‘為什麽世界各地都解封了，我們還要這樣？’當時也有警察想把他抓走，在場所有的重慶人都把他給抱住了，警察就沒得逞。我想，我也要抱住他，然後我就抱住了他。”

“但是隻有我一個人抱。”

“後來警察告訴我，監控中一共有五六十個人在那兒，‘為什麽隻有你抱？’他們問我。他們還說，‘你是他女朋友嗎？你抱你男朋友也抱這麽緊嗎？’”

[…]“警察要帶走那個男生，我根本抱不住一個人又抓不動，是他讓我放開的。他說‘沒事我沒事，你放吧你放吧’，然後我就放了。我當時在想，我要跟上嗎？圍觀群眾裏有個大媽跟我說，你跟上去他才安全。其實我覺得他安不安全和我跟不跟上去沒關係，但如果我不跟的話，我肯定會為這個事情自責一輩子。”

“現在不是很多人愛講勇氣什麽的嗎，對我來說，那一刻不是勇氣的問題，而是一個不想選和更不想選的選擇。如果我真的是一個有勇氣的人，根本就不會猶豫那麽一刻，直接就去了。我其實是害怕的，但我更不想讓自己一輩子自責。”

95後記者西柚：負麵信息並不是我抑鬱的來源，對負麵信息的束手無策才是這種抑鬱的來源

“我做過和酷刑相關的報導，每次在看我寫的報道人物的自述時，都會覺得很創傷。我沒有見過就是一個人被幾天幾夜不讓睡覺，不讓喝水也不讓吃飯，在零下的晚上直接睡在水泥地上。那個報道人物是一位女性，她直接被搞到上廁所也上不出來，月經也停掉了，這簡直是一種非人的遭遇。”

[…]“偶爾能夠得到寫作當中提到的那些人物的消息，結果發現ta們寫完之後狀況也還是那樣。有的人現在還在監獄裏麵，我寫完稿子之後，ta們的刑期也沒有減少啊。有的人我寫作的時候ta的一審剛剛結束，後麵得到消息二審沒有開庭，就被維持了原判，甚至來不及做出一些更深的報道，這個事情好像就已經鐵板釘釘地維持原狀了。一審開庭還可以寫庭上到底發生了什麽，家屬這些年怎麽過的，家屬看到當事人是什麽怎麽樣的，二審都不開庭，我也不知道這樣一個信息傳遞出去有什麽用，更不知道要怎麽把這樣一個非常短小的信息變成一個更容易理解的故事。我感受到一種憤怒，他們不允許故事發生。”

[…]“我發現我其實沒辦法要求自己今天一定要看一些積極向上的新聞， 因為我的職業要求我每天都要關注那些負麵的東西。我覺得負麵信息並不是我抑鬱的來源，對負麵信息的束手無策才是這種抑鬱的來源。作為記者，我明明應該在社會問題的解決中有一些位置，但我被政治取消了行使工作的權利，這也是對我們能力的與價值的否定。我時常陷入到存在的焦慮之中，不知道作為記者這個社會裏麵到底要幹什麽，這個社會真的還需要我們嗎？每天看到的負麵消息跟我的關係是什麽，我隻是一個生產者嗎，如果我是生產者的話，我要不要為此負責呢？心理上大概是覺得不用負責的，但我們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啊。”

[…]“我沒有怎麽特別去回溯過為什麽想要去做一個政治的人，為什麽想要通過做新聞這件事來行使我做政治的人的權利，但我隱隱約約覺得這樣做是對的。我原來的信念是挺強的，做記者簡直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你怎麽能夠去找到一份工作又能讓你去了解社會、世界是什麽樣子的，又能滿足你的好奇心，還付錢給你。但是現在我真是有點莫名其妙的，我不想推翻自己，不想成為過去的那個我的敵人，因為以前那麽想也沒有錯，隻是我現在開始覺得做對的事情所伴隨的痛苦我可能承受不了，或者說那個痛苦本來就不該由我們來承受，它是一個不公義的痛苦。”

90後餘虹：潤出去落地生根

“我身邊幾乎所有22年從上海潤出去的人，都被關了兩個月。當時我還在跟前任談戀愛，在封城之前，那是我們感情最好的時候。你想啊，又是春天，天氣又特別好，你跟喜歡的人出去約會，好開心啊。現在回頭看，我好像剛剛經曆了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就立刻被扔進最絕望的瞬間。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記憶力就變得很差，記不起來任何東西了。太痛苦了，經常突然開始哭，這樣的狀況可能持續了一兩年，到今年才好一點。我現在不管怎麽描述那段時間都非常蒼白，因為我的記憶已經把那段時間給抹平了。我當時的對象不希望我整天愁眉苦臉，但我每天看那麽多新聞，那個時候好像還有鐵鏈女的事件，快樂好像是一件很有負罪感的事情。”

“那時我變得很恨所有人，對我當時的伴侶也不太尊重。我不知道哪來的火或者是哪來的不耐煩，談戀愛真是一個好奢侈的東西，我根本就沒有心思談戀愛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就像兩個室友彼此照顧，戀愛需要的情緒價值根本沒有辦法提供，我每天自己都要碎了。我要開始想以後的出路，還要上班，情緒根本兼顧不過來，我平等地恨每一個人。以前我不開心了會開玩笑說‘恨你們所有人’，但從那個時期開始,我恨的對象已經有具體的人，他就是我周圍的鄰居、朋友、同事。比如說我的同事，他們覺得封城很好，宅在家裏多爽，他還想再繼續封下去。我開始恨這樣的人。我也恨那些悵鬼，那些和體製一起作惡的人。”

[…]“那時我下定決心要潤了，為什麽一定要走呢？因為當時發生兩件事情，一個是一隻柯基因為防疫被活活打死，還有一個HR，他那天去看病，走了好多公裏的路回家，好不容易快到家了，結果就死在路上了，他是猝死的。那個新聞一直記在我腦子裏，因為他就是一個普通的，跟我一樣在上班的人，我也可能是那個人。”

[…]“我看到一些比我年長的姐妹，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一開始是nobody，後來自己攢了些錢有了一些權利，她可以為後來的女生鋪路，我喜歡這樣的故事，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出這樣的影響。跟前任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帶給她快樂了，我那時候已經不是完整的我了。現在我想，如果有人因為我和她單獨相處而感到開心，我覺得我活著也很有意義。做一個獨行俠這麽久以來，我第一次覺得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這麽的有意義。”

[…]“在上海的時候，我認識一個俄羅斯人，他邀請我去他家參觀，他家裏裝飾得很漂亮。我當時想，他為什麽要來中國，是不是因為俄烏戰爭回不去了？可他還是把家裏裝飾得那麽好看，一個出租屋而已。我想到另外一些俄羅斯士兵，他們可以一下子就摧毀一棟樓，因為他們沒有經曆過具體的生活。買一個碗要精挑細選，買一個小小家具要考慮下放在哪裏，如果你把這些東西都考慮過，你就不會想要摧毀別人的家。這又是一個父權製的問題，我覺得那些士兵可能從來沒有做過飯，從來沒有考慮過家裏的窗簾是什麽樣的，所以當他把炮彈射向別人家裏的時候完全不會痛心。我以前太長時間沉浸在自己的思考裏，自己塑造假想敵，現在接觸這麽多人之後，我覺得她們不會想那麽多，她們的價值觀跟我沒有那麽不一樣，隻要跟善良的人在一起，不管i人e人都會獲得快樂。這個世界的問題其實都來自於大家不愛自己身邊的人，如果我去愛自己身邊的人，我覺得那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