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彥峰在斯坦福CARE成立五周年慶典上致歡迎辭
去年九月，在斯坦福大學的秋季課程中，多了一門特別的選修課。
在這門課裏，林彥峰將自己作為案例，向學生講述他與癌症周旋的過程。林彥峰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臨床教授，斯坦福大學亞洲健康研究與教育中心的創立者之一，也是一名初級保健醫生。去年五月，在他五十歲生日的前一個月，從不吸煙的他被診斷出患有四期肺腺癌。
確診後不久，林彥峰就有了開這樣一門課的念頭。他將這門課命名為——“從診斷到對話：一位醫生與癌症的實時抗爭”。他在課堂上講肺癌的診斷和篩查，分享一個投身癌症研究的醫生如何發現自己身患癌症；他講癌症照料的重要性，將自己的妻子和其他照護者請進課堂，試圖展示如何建立一個好的支持係統；他講述作為患者如何保有希望，也試圖探討癌症治療的未來。
課堂上，林彥峰說，如果有一天他處在癌症治療和生命的最後階段，這堂課就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一封信。
林彥峰在“從診斷到對話”的課堂上
是醫生也是患者
選課的學生太多，30多人擠滿了這間狹小的教室。很多旁聽的人坐在地上，過道裏也幾乎擠滿了人。除了醫學生，不少其他專業的學生和在斯坦福大學進修的人也選了這門課。
林彥峰穿著藍色細格紋襯衫，看起來健康、儒雅，聲音洪亮，如果不是這門課，沒人會將他和癌症聯係在一起。
去年3月底開始，林彥峰出現反複幹咳，氣喘，最初他一直以為隻是季節性過敏，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抗生素、激素、抗過敏治療後，症狀並沒有緩解。直到5月，在他五十歲生日的前一個月，X光片和CT掃描結果顯示，他的肺部存在積液和腫塊，經過活檢，最終確診四期非小細胞癌。這是一種在中國不吸煙的人群中非常常見的肺癌。
癌細胞幾乎擴散到林彥峰的全身。大腦、肝髒，脊椎，甚至皮膚，醫生在他的腦部發現五十個轉移灶。
這堂課以一封信來自2013年的信開始。
作為初級保健醫生，林彥峰為一位患有慢性腎病的華裔老人治療。林彥峰稱老人是位友善的紳士，每次來看診都穿著熨貼的西服，係著領帶，頭發打理得一絲不苟。
老人已近90歲高齡，但家人仍想挽留他，說服他做透析。治療一度讓老人非常痛苦，林彥峰決定再次去見他的家人，讓他們同意停止透析，但“這意味著他會死去”。透析停下，最終老人還是去世了，但在他去世兩周後，林彥峰收到了一封信。
林彥峰說，這意味著老人在生命最後的時間裏，給他寫了這封信。他將信掃描成電子文件，課堂上，他拿著複印件讀道，“你對待我就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料。”他的聲音有些哽咽，學生們一片寂靜。
在林彥峰看來，他們不僅僅是醫生與患者的關係，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懷，他們建立了更緊密的連結。
這種連結很多時候是稀缺的。林彥峰記得進入醫學院的第一天。一位著名的神經學家帶來了一個新患者，在學生麵前給他做了一些身體檢查，並做出了罕見病的診斷。很多學生都讚歎這位神經學家如“神醫”一般的醫術，想成為他那樣的人。
但林彥峰注意到，做身體檢查時，患者似乎有些痛苦。“醫生把他帶到這樣一個奇怪的場合，當著那麽多醫學生的麵弄疼了他，他感覺怎麽樣？我們的目的本應該是照顧好他們。”
曾經，成為醫生並不是林彥峰的第一選擇。父親上世紀六十年代移民到美國攻讀工程學研究生，受他影響，林彥峰本科和碩士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電氣工程和計算機科學，之後從事了一年的商業谘詢工作。但林彥峰發現不管在商業還是工程領域，他每天交流的對象都局限於這個領域的從業人員。
醫學不同。在林彥峰看來，作為一名醫生，他可以跟不同背景、不同年齡的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最終，他選擇辭職，進入塔夫茨醫學院讀博。在完成住院醫師培訓後，林彥峰於2005年進入斯坦福大學醫學院任教。
林彥峰說，斯坦福大學給予了教師很大的靈活性，讓他可以同時做研究、任教、看診、開公司……在這裏，他教授醫學人文相關的課程，如醫學與人文敘事，中醫科學與曆史，也關注醫學人工智能交叉的領域。於此同時，他也是一名初級保健醫生。
如今，曾盡心救治老人的醫生成了病人。
確診後一個月，林彥峰就在考慮開設一門課程講述自己的經曆。他當了19年醫生，“我覺得作為一名醫生同時也是一名患者，這是一段獨特的經曆。”這門課程圍繞不同的主題展開，包括診斷、心理健康、護理、精神關懷等，每周一次，持續十周。
他常被問到，為什麽要分享自己的故事，林彥峰承認，某種程度上公開疾病的診斷是有一點羞恥的，但分享也帶來很多好處。“思考、記錄，和別人交流你正在經曆什麽，對於醫生和患者來說是有用的。”
林彥峰在課程中分享自己的CT掃描結果，講述自己患肺癌的經曆
當癌症降臨
即便做了19年醫生，當身體開始出現症狀時，林彥峰並沒有第一時間將自己和癌症聯係在一起。
課堂上，林彥峰在幻燈片上展示了自己的X光片和CT掃描結果。他第一次展示那張腦部核磁共振報告，零碎的斑點遍布其中，那是五十處大小不一的轉移灶。最初看到結果時，林彥峰自己也感到震驚，從醫這麽多年，他沒見過如此“誇張”的核磁報告。
相較於其他人，林彥峰用了更短的時間確認自己患病。他在白板上演示，自己和其他人的差別。研究結果顯示，從初次表現出症狀，到進行醫學成像檢查，平均時長是289天，而林彥峰隻用了六周，從X光檢查到最終的診斷，他用了7天時間，而普通人的平均時長是43天。
有學生提問，是什麽拖延了進度？林彥峰轉而問大家，自己確診如此之快，有哪些原因？
學生們陸續答道，人脈、醫學知識、住在大城市、保險、經濟基礎、工作靈活允許請假。
“還包括會講英語，我見過一項都不占的患者。能擁有上麵這些，很大程度隻能用幸運去解釋。”林彥峰說。
並非人人都如此幸運，快速地得到確診。但大部分人跟林彥峰一樣，在被確診肺癌時就已經是晚期。“這和肺癌的早期篩查策略有關。”被林彥峰請進課堂的斯坦福大學醫學院“肺癌篩查計劃”負責人娜塔莉·路易說。她介紹，傳統的肺癌篩查更多聚焦於50歲以上並且吸煙的人群，像林彥峰這樣未滿50歲且不抽煙的人，早期沒有症狀或症狀輕微、不具典型性，也往往不是篩查的重點人群。
林彥峰的基因檢測結果顯示EGFR突變，這常見於亞裔、女性、非吸煙者。斯坦福大學醫學院醫學腫瘤科主任希瑟·韋克利，也是林彥峰的腫瘤醫生，在接受《斯坦福日報》采訪時談起她和林彥峰在去年一起策劃的關於EGFR突變引起的肺癌的研究項目，“這種類型的突變影響了他和很大一部分沒有吸煙史的亞洲人。”
她認為林彥峰公開自己的治療經曆傳遞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癌症”，這也讓人們能更關注癌症治療。
林彥峰一直致力於研究對亞裔人群影響突出的疾病。之所以持續研究、關注亞裔群體健康情況，除了他在工作中接觸了大量亞裔患者，更了解他們麵臨的醫療問題外，還有另一個淵源。
林彥峰說，很多藥物的研究和臨床試驗都是基於西方人群，而亞洲人的身體對藥物的代謝方式不同，也會有不同的藥物反應。2018年，林彥峰曾給一位亞裔患者開過一種治療痛風的常用藥，這種叫嘌呤醇的藥物讓患者的皮膚出現了嚴重的過敏反應，林彥峰從沒處理過這種情況。“他人很好，沒有責怪我。但我想這是一個機會，可以真正提高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不僅是針對在美國的亞洲人，而是占60%世界人口的亞洲人。”
那之後，他和同事創立了亞洲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中心一直致力於亞裔人群的癌症風險研究。“我們也支持任何對亞洲人有不同影響的疾病研究。”林彥峰說。在亞裔群體中的非吸煙者肺癌研究曾是中心的重點支持項目。
現在，林彥峰成了典型研究案例。
化療中的林彥峰 圖｜受訪者提供
共生
得知確診後，林彥峰曾本能地否認，“這隻是感染，不是癌症。”
“因為還抱有一絲希望。也許不是癌症，對吧？”而當他最終確診了自己研究領域的疾病時，林彥峰覺得這帶有諷刺意味。
他第一時間告知了準備去日本出差的妻子，“我取消了出差，他說當醫生告訴他診斷結果的時候，希望我在旁邊。”林彥峰的妻子說。
咳嗽加劇、身體疼痛，給林彥峰帶來了強烈的不確定感。直到開始接受治療，疼痛緩解，狀態也隨之好轉，不確定感才慢慢減輕。
四期癌症不可治愈，隻能控製。最近兩年一項名為“FLAURA 2”的研究顯示，靶向藥奧西替尼聯合化療比單獨用靶向藥更有利於緩解EGFR突變四期病人的病情，基於這項研究，林彥峰選擇了化療與靶向藥的聯合治療。
從去年五月底開始，每隔三周，林彥峰要進行一次化療。一部分肺塌陷了，林彥峰常常感到氣短。他的辦公室在二樓，但他不得不坐電梯。化療帶來身體反應，也帶來焦慮，“每次感覺和正常人一樣了，快忘了這件事的時候，就要進行下一次化療，這已經融入了我的生活。”
伴隨著治療，持續十周的課程仍在繼續。每周三下午，穿過校園和走廊，去往位於李嘉誠中心的教室路上，林彥峰有時不得不將思維從課程中短暫抽離，想想是否應該提前吃點東西，化療後他常感到惡心反胃、食欲減退、喉嚨酸痛、疲憊，為了緩解這種情況，醫生建議他少食多餐。這對林彥峰也是一個挑戰，“當你完全沒有食欲的時候，卻不得不盡量逼自己吃東西”。但要想感覺好受一點，保持補水，關注每天吃什麽就是他必須做的事。林彥峰說，關注吃喝這些“小事”能讓他感覺正在掌控自己的生命。
有時化療時間與上課挨著，課堂上他不得不向學生承認自己正感到一陣陣的惡心。
癌症照料也成為這門課程中的重要一課。成為一個照護者，照顧患病的家人，關注他們的衣食住行並提供精神支持，往往並不那麽容易。
每周陪林彥峰去看醫生的時候，妻子克莉絲汀·陳都會帶上一個筆記本，想要記錄下看診的內容，但她很快發現自己根本聽不懂丈夫與醫生溝通時那些複雜的醫學術語。她在課堂上分享時說，作為與患者關係如此親密的人，同時也是照護者，確實承擔了很多情感上的壓力，“我知道這不會是一個短期的事，但也一定要采取行動，帶患者去接受治療。”
采訪的一個下午，妻子正開車去送兒子上乒乓球課，林彥峰坐在副駕駛。在確診癌症後，妻子成為了他的後盾。她開車送林彥峰去檢查，確保他飲食健康。還要照顧兩個孩子。
課程進行到第四周，克莉絲汀·陳作為照護者來到課堂上分享。“我說你不能再吃香腸和紅肉了，你現在要吃素。他第一反應是你說啥？”全班大笑，林彥峰接道，“這不是我會吃的東西，我聞到椰子油了，我現在受不了那個味道。”
玩笑背後是極盡瑣碎的日常，克莉絲汀·陳也曾有感到沮喪的時刻，一頓飯精心準備很久，盡可能搭配出健康又美味的樣子，但很可能林彥峰的反應是“我受不了這個味道”。“但你試過了，你最好有一種踏實的、著眼當前的心態去麵對，會有走彎路的時候，但是不必擔心，我們會熬過去的。”克莉絲汀·陳說道。
林彥峰和妻子有兩個兒子，一個13歲，一個17歲。林彥峰選擇對孩子們坦誠，最開始做X光檢查時，他就告訴孩子，自己因為咳嗽要去做胸部X光檢查。他告訴他們，檢查結果可能是感染，也可能是癌症，隻是需要進一步檢查。“每一步我們都跟他們講發生了什麽，他們非常支持我，一直想幫忙，也應對得很好。”
確診之後，林彥峰對患者有了更深的理解——醫生往往更關注檢查、藥物和治療，但患者必須在治療和日常生活中找到平衡。
確診前，林彥峰每天工作的八小時裏擠滿了大大小小的會議，最多時每半小時就會排一個會。確診之後，為了治療他不得不取消一些會議。但他仍沒有長時間休息，他不想停下正在做的事情：授課、看診、研究……他仍舊享受為病人看診的過程，每周保持一定的看診量，即便在身體狀況最差的時候，他也隻讓同事幫忙代了兩周的課程。
他仍繼續著所有他患病前在做的事，“我日複一日地繼續過好我的生活，也許這也意味著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會在我身後延續。”
林彥峰在活動中指導來自斯坦福的亞裔美國醫學生進行健康檢查服務
“留給這個世界的信”
幾個月前，林彥峰的腦部核磁共振檢查顯示已經沒有病灶了。2024年11月，課程進行到第八周，前一周林彥峰剛剛做了CT複查，治療仍在起作用，肺上的結節縮小了，肝髒損傷也變小了，但骨骼的轉移灶還在，結果不好評估。
林彥峰在課堂上說，“我心底有這種希望，某天魔法出現，然後所有的轉移都消失了。”
課程結束前，林彥峰仍在堅持組合治療。他把自己的靶向藥盒帶到課堂上，六個空瓶，一字排開，他說每次從藥店拿回一盒新藥自己都會很開心，“說明這藥還在起作用”。
維持日常給林彥峰帶來一種確定性，但他也擔憂著身體產生耐藥性，或者現有的治療方法失效。
課堂上，客座教授講授了癌症不同周期的治療方法和效果。有學生提問每種療法的特點和前景，林彥峰也跟著問，治療兩年後產生耐藥性怎麽辦？他開玩笑說，“我朋友有這種情況，我幫他問一下。”
教授沒能給出確定的回答，“一個是發現EGFR背後的機製，精準跟進，一個是細胞為基礎的免疫療法，但這很難，還在開發”。這位教授談到對未來的治療方法的探索，“未來我們希望能控製免疫係統，讓免疫係統起作用，主動和癌症抗爭。”林彥峰又開起玩笑，“我朋友就靠你了。”
林彥峰一直關注著醫學與人工智能這類最新科技的結合，但在最後一堂課上，他還是對學生說，希望他們認識到醫生不會被AI取代，因為“這是個和人打交道的職業”。
現在，每三周一次的化療仍在持續，但藥量有所減輕。癌症並沒有消失，林彥峰的肺部還有兩個結節，肝髒和骨頭裏也還有癌細胞。爬兩層樓梯時他仍會有點氣喘。他早已接受自己的病無法治愈，但也願意相信，一年後或許就會有新的治療方法和技術。
“所以我目前的抗爭處於一種穩定狀態，我已經找到一種平衡。”林彥峰現在隻參與可以更快看到研究成果的短期研究項目。“那些不知道幾年後會有什麽結果的項目，我盡量不接了。”
2024年12月4日，這門課的最後一堂課結束。課程獲得了4.96（滿分5分）的學生評分，這是一個林彥峰從未聽過的高分。這門課的助教之一Longsha Liu是名醫學生。他在接受《斯坦福醫學》雜誌采訪時說，這是 “一生僅此一次的課程”。林彥峰的經曆讓他有種無助的感覺，“看著自己非常欽佩的人命運如此迅速地改變”。但他同樣好奇，“這個人剛被診斷出癌症，他立刻想到的是什麽呢？” 正是這樣抱有不同的好奇，許多學生在這十周裏走進林彥峰的課堂。
事實上，這確實是一門僅此一次的課程。林彥峰說這門課隻開這一次，不會再開了。這就是為什麽他要把課程錄下來，在網上分享給更多的人學習，“因為我沒什麽更多可說的了”。
但他仍在嚐試新的事物。
他想學畫畫，“雖然我畫得很糟糕，完全算不上藝術家。”他知道可能有人會想，你都快走到生命盡頭了，為什麽還要做這些（似乎無關緊要的）事呢？但林彥峰說，這就是他作為“人”的部分，也是屬於他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在新冠疫情期間，林彥峰曾擔心大家的心理健康，主動聯係醫學人文團隊，和他們一同舉辦居家音樂會。就像綜藝節目一樣，醫生、護士、患者紛紛展示技能，演奏現代音樂、古典音樂，唱歌，還有人表演魔術。音樂會一連舉辦了四個月，林彥峰是主持人。
林彥峰在糾結要不要寫一本書，記錄這段經曆。隻是相比書寫死亡，他更想書寫如何活著。
“如果能預知自己隻剩三年時間，有的人肯定會想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那為什麽不一開始就去過那種自己認為有意義的生活呢？”林彥峰說自己是幸運的，因為生病後，他仍想過跟過去一樣的生活，“我沒有做什麽別的事情，幾乎90%都和之前一樣，但很多人可能並非如此。”
第一堂課時，林彥峰曾坦誠地跟學生說：“我很可能死於肺癌，或者由它帶來的其他疾病，在可能一年、兩年、或者五年之後，真的猜不到。”林彥峰說，當自己經曆癌症治療和生命的最後階段，“某種程度上，這節課就是我留給這個世界的信。”
（文中圖片除標注外，均由斯坦福大學亞洲健康研究與教育中心提供。石銘澤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