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他如此急於“賣了”烏克蘭的深層原因。
各位好，最近比較忙，昨晚總算抽空係統的聽了一下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演講。
聽完後我感覺，我大約想通了特朗普政府為何會在俄烏戰爭問題上搞如此劇烈的急轉彎，不惜違反外交常識的徹底拋棄烏克蘭。
說一下我對這個演講的總體觀感：
1
我覺得萬斯的這個演講基本相當於一份宣戰書。
隻是這份宣戰書並不是對正在烏克蘭搞“特殊軍事行動”的俄羅斯人的，也不是針對美國曾經的歐洲盟友的，更不是對其他國家的，而是對西方文明內部多年來生長、並即將完成主流意見替代的一種思潮宣戰。這個思潮有國內帶有歧視性的語詞去概括，就是“白左”。特朗普政府決議發動一場西方文明的內戰。
請注意，在這個演講中，萬斯的有一句話，堪稱整場演講的“文眼”，他說：“當我們聚焦於俄烏戰爭時，其實歐洲存在更大的問題。當今歐洲麵臨的最大威脅，也是我擔心的威脅，不是俄羅斯，也不來自於其他大國，歐洲的威脅就在歐洲內部。”
隨後萬斯開始指責歐洲執政的各大中左翼政黨已經無法代表各自國家的主流民意，甚至“背叛了民主”，他暗示歐洲各國應該通過選舉把政權交給各自的右翼政黨，以實現“民主的複歸”。
而且在會後，萬斯非常“失禮”的沒有會見德國現任總理朔爾茨，更沒有會見即將舉行的德國大選中目前支持率最高的德國聯盟黨（基民黨、基社黨）候選人，而是會見了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AfD）領導人愛麗絲·魏德爾。其團隊的成員更是對媒體露骨的表示：“我們沒必要見他（朔爾茨），他當總理的日子不長了。”
氣的朔爾茨痛罵萬斯和特朗普政府這是“試圖幹涉”德國即將進行的大選。
這裏插說一句，我一直覺得萬斯這個人比較有意思，作為總統特朗普親自選定的“跟班”型副總統，他和特朗普在個性上的區別還是很大的。特朗普受其商人出身的影響，非常喜歡搞“戰略模糊”那一套，事兒幹的狠，但很多話他不會說死，甚至懶於做非常係統的表達，他喜歡用推特式“金句”去煽動自己支持者的情緒。
但萬斯這個人迥然不同，畢竟是從鐵鏽帶底層一步步奮鬥上來、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的高材生，萬斯對執政思路的很多表達是更加係統、準確、而有邏輯性的，加之他當副總統的信條似乎就是“”緊跟川總”，很多特朗普沒說、但實際上會這麽做的事情，你聽萬斯的演講可能會比聽特朗普自己說更容易理解其深意——在未來四年內，如果兩人不鬧翻的話，這估計會成為一個常態。
所以萬斯的這個“慕尼黑演講”宣戰，基本就是特朗普的意思。老實說，這個演講確實把我驚到了，因為這意味著特朗普的胃口實在太大了——特朗普討厭白左，並靠與美國國內的“白左”代表民主黨作戰聚斂自己的人氣，這個眾所周知。但可能誰也沒有想到，在二度主掌白宮之後不到一個月，他就通過對俄烏戰爭態度急轉彎，並且讓副總統跑到慕安會上挑釁的方式，把戰線擴展到了整個西方世界——萬斯在演講中還特意提到，特朗普是“世界領袖”，在我看來這絕非單純的肉麻吹捧，特朗普真的像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他要掀起一場西方文明的內戰，並在內戰中擔任右翼向左翼“複仇”的領軍者。
那麽他為什麽要這樣做，又能否成功呢？
想理清這一點，我們必須梳理一下迄今為止的西方到底都經曆了什麽，以及為什麽會出現“特朗普現象”——
2
我們現有語義中近代西方文明真正的誕生，是在他們通過一係列大革命推翻王權和教權之後才開始的。
無論是英國光榮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還是1848年革命，這些革命的共有意義都是將國家的主權從國王或上帝那裏拿來，交回到民眾手中，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主權在民”。
但是“主權在民”這個概念在西方的具體運行方式，前後又出現過巨大的嬗變。
大體上講，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前，西方世界實現這一點的手段是建立並強化“民族國家”，法國大革命處死路易十六，最重要的罪名是“叛國罪”，這標誌著國王不再是國家統合的代表（朕即國家）、人們對國家的效忠從具象的效忠於一個國王，轉化為效忠於一個抽象的民族、國家這種“想象的共同體”。
但這種效忠依然可以是非常狂熱的，整個19世紀，英法美德等國家都相繼爆發過自己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熱潮，當時的社會主流認為國家作為至高的實體擁有不僅高於個人、甚至高於上帝和普適道德的合法性，換而言之就是一個國家在外部可以爭得自己的權益無所不用其極，因為國家爭得的這份權益蛋糕，是可以通過其國內議會等製度的方式讓其國民普遍受惠並均分的。
最典型的例子，比如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對剛果的血腥殖民，比利時通過比他們眼中野蠻人更野蠻的殘酷手段極限壓榨剛果的物質資源，但換得的財富並沒有如傳統封建王國一樣流進國王自己的腰包，而是有相當部分分給了其民眾，比利時得以實現了義務教育和社會基本福利。
這就是民族國家的典型玩法，國家在外部扮演“魔鬼”，而在其內部則以民族、主權在民為標準，將搶奪來的利益較為公平的普惠給其公民。換得的則是其民眾對“國家至高”、“民族至高”的認同與推崇。
可是這個玩法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卻造成了災難並（至少在西方）走到了盡頭。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就在各國以“國家至高”“民族至高”的原則各行其是後發生的慘烈撞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更是出現了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這種把“國家至高”“民族至高”的原則由手段上升為最終目的，導致最終不僅不能普惠其國民，反而打著這些幌子大規模侵害哪怕自己國民利益的噩夢景象。
於是二戰之後，整個西方世界的運行邏輯在新霸主美國的主導下發生了一次“版本更新”，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改良了他的民主黨前輩伍德羅·威爾遜的文明藥方，給出了一套可以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文明秩序。
這個文明秩序的基本邏輯是：認為國家或民族不僅不再是最終目的，也不再是個體公民保衛自身權利、實踐自身發展的唯一途徑。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開始出現一係列跨國組織，比如聯合國、比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北約）、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比如歐盟。這些跨國組織的共同特點是或多或少分流了一部分舊文明秩序中原本屬於國家的權力。就像方糖溶解在咖啡中一樣，國家（尤其是很多西方國家）逐步溶解在了這些組織中，國家和民族的意義被稀釋、消解了、漸漸失去了動員乃至煽動民族主義狂熱引發兩次世界大戰悲劇的力量。而其所原本庇護下的公民，則開始走向世界，成為某種意義上的“世界公民”，依靠文明世界所通行的共有準則實現自由、保護並發展自身利益。
這個秩序在二戰後肇始，在冷戰後加速，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昨日世界”的全球化繁榮，因為這個秩序弱化並打破了民族國家的藩籬，有利於全世界大範圍的流通和協作。一戰前的世界協作範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二戰後是東西方各自陣營，冷戰後則是全球，更大範圍的流通和協作，一定造就更昌明的繁榮。
但這個“新自由主義”秩序是存在若幹問題的：
第一，這套秩序得以運轉的主要、甚至可以說是唯一動力源，其實就是美國。
二戰和冷戰之後，美國相繼整個西方世界和全球都一度獲得了羅馬帝國曾在地中海世界相似的霸權地位，所以它可以推動一種與“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極為類似的“美利堅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很多地區並沒有被羅馬或美國實際控製和征服，但隻要它接受羅馬的“萬民法”或美國的跨國組織的管控，它就事實上已經被納入到羅馬帝國或美帝國版圖範圍內了。
而這樣的龐大卻鬆散的秩序結構，可以隨著羅馬或美國這個帝國核心的強大而實現，也就會隨著帝國核心衰落而退潮。到頭來，“三春之後群芳盡，各自仍尋各自門”，美國作為國家依然在存續，但作為一個像羅馬一樣推動國際秩序的“帝國”，事實上已經壽終正寢了，“新自由主義秩序”則在連帶消亡。
第二，這套秩序雖然能帶來繁榮，但它對繁榮的分配卻是不均勻的。
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前的舊文明秩序下，一個“西方列強”的平民混的即便再差，他依然是高人一等的，因為當時世界進行利益再分配絕對主體就是民族國家，一個人隻要中了“母胎彩票”生來就是一個列強的國民，他就可以其國籍甚至膚色獲得許多利益。
可是這種隱性福利恰恰是新自由主義秩序所反對的，的確，主推新自由主義秩序的許多“白左”也強調社會福利，可是這種社會福利卻是不問膚色乃至國籍普惠給其他民族、乃至其他國家的移民的。在這套秩序下，發達國家上層精英可以通過全球式的協作獲得比原先多的多的利益，卻讓這個社會中原有的中下層主體民族民眾感到失去感特別嚴重，因為他們既很少分到全球大協作的蛋糕，還被平均掉了舊秩序體係下原本應該跟他們獨享“保底”的隱性福利。
要理解這個現象，我們不妨看看23日即將進行大選的德國。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受到萬斯極力讚揚的極右翼“德國選擇黨”目前的鐵票倉的就在兩德合並前的東德地區，這裏經濟相對落後的中下層民眾們此刻非常讚同選擇黨諸如反移民等口號。但頗為有趣的是，多年前，極力支持基民-社民大聯盟、在德國建立廣泛福利製度、還為德國貢獻了默克爾這位“白左”領軍人物的鐵票倉，也在東德地區。
舊東德民眾從極左轉向極右劇烈轉變的原因無他——在兩德剛剛合並，新自由主義秩序將一些基本權利普惠到他們時，沒享受過這些待遇的底層民眾是竭誠歡迎的，並大漢再來多些。可是新自由主義本著自己的原則，進一步將這些利益普惠給從歐盟中相對落後國、甚至歐盟外的難民甚至（如烏克蘭這樣的）“難國”時，他們就變卦了。
人性本私，這無可指摘，但卻是個殘酷的事實。
第三，我想也是最為重要卻最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新自由主義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力量，將個體更大程度的解放了出來，實現其自由。但歸根結底，人的能力是有參差的，尤其是在一個民族國家日漸削弱其對主體民族的再分配能力、推動全球協作的時代，那些商業、技術、政治精英們，他們反而比民族國家時代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份額。
更糟糕的是這個話語權份額還不是通過這些國家既有的議會選舉製度選舉出來的，相當程度上不受製約。比爾蓋茨、紮克伯格（甚至包括埃隆馬斯克和特朗普）這些人，歸根結底，沒有選過他們，他們就是靠著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全球化，憑自己的本事加運氣掙得的今天的地位。
這就是特朗普和他的“川粉”們經常掛在嘴邊的“深層政府”問題，其實，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無論“深層政府”作為一種陰謀論是否成立，作為一種全球化必然產生的社會現象，它的確是存在的。
這個情況其實非常類似於羅馬共和國末期，在大體建立了環地中海的“Pax Romana”後羅馬所麵臨的問題，全地中海湧來的奴隸（勞動力）、土地和財富客觀上拉大了羅馬貴族與平民之間的差距，讓羅馬之前所建立的那套製度無法再配平雙方的關係了。
於是感受到被欺騙和掠奪的羅馬平民，就會呼喚一個凱撒，哪怕他是一個專斷的狄克推多，“他將用鐵杖統治你們”。
特朗普就是這樣一個被美國底層民眾推出來的凱撒，“我來不是叫世上享太平,乃是叫這世上動刀兵。”
3
美國川粉們給這位總統的終極任務是什麽？特朗普發動這場文化內戰的勝利目標是什麽？就是把美國從二戰後它自身所主導的這場新自由主義變革中改回去，重回到二戰、乃至一戰前，那種“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邏輯中去。
所以“讓美國重新偉大（MAGA）”的意思，不是想讓美國某個產業、或軍事能力、或經濟勢力重回到其巔峰狀態，而是讓美國的整個國家邏輯都發生回退，退回到二戰之前的美國去。
由此我們可以看懂特朗普的許多行為，比如他為什麽熱衷於“退群”，因為如前所述，這些跨國組織都是二戰之後為國家分權所建立的。
而特朗普派出萬斯，在慕安會上幾乎對著歐洲全體中左翼政黨宣戰也是他必須做的，因為如前所述，美國在二戰後已經長成了一個“世界帝國”，歐洲等西方國家雖然名義上是國家實體，但古羅馬時代的羅馬勢力範圍內的行省或雙頭共治國一樣，其實是“美帝國”的一部分，特朗普第一任期結束時的慘淡收場，已經證明了這場“內戰”隻在美國境內打他打不贏，所以他必須把戰火延燒向整個歐洲，甚至整個世界。
那特朗普又為何要如此急於、幾乎不顧外交常識、不惜一切代價的出賣烏克蘭、停下俄烏戰爭呢？
我看到很多分析說這是為了“聯俄”以別做它途，集中精力對付其他戰略對手。其實這是不可能的，俄羅斯的外交雖然眾所周知的實用主義，但在已經跟西方撕破臉的情況下，無論特朗普逼著烏克蘭出賣多少利益，俄都很難在重上美國聯盟之船，配合其對付其他對手。
特朗普在俄烏問題上如此不顧一切的真實目的，其實無非“攘外必先安內”。
因為俄烏戰爭某種程度上是新自由主義時代整個西方與其對手爆發的一場“邊境戰爭”，隻要這場戰爭不結束，全世界的注意力，和人們討論的主題就永遠不會變，爭論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是否應該捍衛其共同的價值理念，讓“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這對於特朗普發動他對“白左”的文化內戰是極為不利的，美國給烏克蘭掏錢支援事小，花了錢還讓自己打逆風局，這是他萬萬忍不了的。
所以特朗普無比急於結束這場戰爭，俄烏戰爭結束了，他所樂見的歐洲各國右翼政黨才能有機會紛紛上台，和他共力這場西方文明的內戰——至少他和他的團隊認為這條路走得通。
明確了特朗普的真正戰略，我們再來提三點預判：
第一，特朗普的“文化內戰”計劃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也許在三到五年內，他就會遭遇慘痛而可恥的失敗。
的確，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社會現在出現了非常多的問題，白左們在很多的問題上走了極端，甚至可以說胡作非為。
但對左翼問題的糾正，必須啟靈於溫和、理性的自由保守主義的糾偏和改良，而不能靠極右翼或“MAGA黨”的猛藥蠻幹。
因為河水不可能倒流，已經成長為世界帝國的美國不可能重回孤立，這種嚐試哪怕不成功也會讓美國至少在經濟上行受創甚劇，而支持特朗普的中下層民眾是對經濟波動最敏感的，一旦經濟上不成功，再多的領袖魅力和煽動也將失去魅力。
到那時，特朗普的上台和失敗，隻是對美國自由保守主義力量的又一次綁架和耗竭，美國這個國家，正在這種折騰中日漸失去它往日的光輝。
第二，從短期看，特朗普的這番瞎折騰，也許反而會給大洋彼岸的我們帶來一定程度的時間餘裕。
因為正如萬斯所述，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和歐洲目前麵臨的最大威脅不是俄羅斯或者任何外部力量，而是其自身。西方的極右翼和左翼在相忍多年之後即將爆發一次空前強烈的爭吵和內鬥，而這場內戰無論誰贏誰輸，短時間內美國都將無暇他顧。至於俄烏戰爭結束後美國會“集中精力辦更大的事”則更是杞人之憂。俄烏戰爭如果以特朗普目前強逼的這種方式結束，它很可能成為引爆整個歐美不睦、西方左右激烈對抗的導火索。屆時美國將根本沒有多餘的戰略精力。
第三，但從長期看，特朗普發動的這場“西方內戰”依然是值得重視的。
因為它意味著弱化國家存在感、個體獨立麵對整個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理想與時代的終結。
困苦的底層平民與具有野心的政客聯合，重拾“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理念，建立更有存在感的民族國家，將成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在西方反複重現的一個旋律。
這種嚐試終歸總是失敗，
但總有會人不死心繼續，
因為人類的天性，
就是記吃不記打。
結尾我想引用特朗普最近剛發的一個X。
他說：拯救國家的人不違反任何法律。
我看到有川粉朋友直誇，說川普這話說的真霸氣！
我說：當然霸氣，因為這話就不是特朗普的原創，它是拿破侖·波拿巴的名言。
拿破侖說這話是為了他發動霧月政變做辯護，後來套用同樣的邏輯，拿破侖又登基稱帝。但法蘭西後來的命途多舛我們有目共睹，拿破侖其實並沒有成功拯救他的國家，甚至一定程度上用這種邏輯殘害了它。
而我覺得特朗普很可能還不如拿破侖，因為拿破侖雖然在嘴上藐視法律和既定規則，但在實際行動中，他主持修訂過《民法典》，“我真正的光榮，不是40次勝利，而是我的《民法典》。”在一個社會需要變革的時候，他雖因高傲和專橫而矯枉過正，畢竟以其才具帶來了建設性變革。
但如本文所述，特朗普目前的目的已現，我看到了他有拿破侖的高傲，卻還沒看到與拿破侖相似才具。
號稱“拯救國家”的人，確實可以自行宣布他不違反任何法律。但青史昭昭、史筆如刀，曆史最終會給每個人最公正的評價。
或者像有些川粉朋友們所說的，讓子彈飛一會兒，我們再等等看也好。
反正我們也做不了什麽，
隻是，我們希望個世界更和平，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