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降級的北京中產開始移居威海，開民宿咖啡廳謀生

賣掉威海海景房的北京中產又回來了。這回，無關風月，更是為了性價比。

曾經，北京的中產家庭到威海買海景房是實力的體現，據說，“威海一半的海景房都是北京中產買走的”，海景房是經濟上行時代為中產造夢的注腳。而這兩年移居威海的人，畫像似乎發生了改變，背後多了更多現實的考慮，甚至無奈。遠離海岸線、價格更便宜的中小戶型成了更多人的選擇。“重啟”的中產，一邊過慢生活，一邊抓住旅遊風口，開民宿、開咖啡店。

在尋找第二“故鄉”的過程中，人們關於確定終點的想象逐漸瓦解，抓住眼前的生活、接受棲居的常態，正成為更多人的生活指南。

文 |王瀟

編輯 |張輕鬆

運營 |芋頭

北京中產又回來了

這兩年，從北京搬到威海的人又多了起來。在威海做了十幾年房產銷售的蘇麗萍發現，比起以往直奔大落地窗、一線海景房的豪氣，如今來買房的北京人，開始往城區內考慮，“找性價比更高的”。

李晚義也在看房，比起海景，他也更在乎性價比：如果一套海景房得貴個十幾萬，那就不要。

作為一個物價水平不高的海濱城市，威海曾吸引了很多一線城市的人來遊玩，置業。在蘇麗萍的記憶中，2013年左右，就開始有很多從北京來的人到威海買房，他們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北京的中產家庭，購房首選海景房，這套房子主要是用來旅居的，平時閑置，每年會來住幾個月的時間度假；還有一類是即將退休的人，他們買一套威海的房子用來養老，長居威海，拿著一線城市的退休工資在威海花。

▲社交媒體上很多人都在分享威海的海邊景色。圖 / 小紅書APP截圖

2016年到2018年，威海這個常年房價穩定在四五千元的小城市，房價也一度被炒到上萬元每平方米。2018年，房價仍處於高位，但海景房泡沫初現，人們開始拋售房產。疫情後，威海房價和全國房價同步下跌，看房買房的盛況不再。

曾經，中產去威海買房，是經濟實力的注腳，而這幾年移居威海的人，背後更多是大城市夢的破碎。

李晚義是威海下轄文登區人，也是資深北漂。離開北京前，原以為要帶走的行李不多，等到搬家時才發現，北漂十幾年，他已經不知不覺間積累了很多“資產”。搬離北京是個漫長的過程，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賣掉了在北京剛買四年的房子，緊接著又花了四五個月的時間和老友們見麵，告別。

2023年的冬天，李晚義開始正式打包行李，零零散散收了兩個多月，收拾出了二十幾個大號整理箱，光是陽台上的綠植和花土，就塞滿了幾大箱。李晚義看著空蕩蕩的房子，拍了張照片，關上門——2024年春節前，李晚義結束了十幾年的北漂，移居到威海。

從北京移居到威海的人不止李晚義一個，這幾年似乎出現了一個從北京搬到威海的移居新潮流。社交平台上，有人稱威海已經變成北京人的“後海”。

博主“雨嘩媽媽是懶媽”2022年從北京移居威海，如今已在小紅書上擁有十幾萬粉絲。她常曬出“有山有海有露台”的家，光露台都有80平方米。絕美海景和慢生活，讓大批粉絲心動，甚至行動。

北漂了18年的高慢慢就是看了雨嘩媽媽的視頻後，搬去了威海。原本，她經常到煙台和青島旅遊，每次想到，海景都是重複的，就止步煙台，從沒到過威海。2022年5月她到威海考察了一個多月，越住越心動，城市街道幹淨，道路規劃清晰，“很精致，有種日韓風”。等到快離開威海時，高慢慢已經打定主意：回北京就搬家，移居威海。

▲威海的城市道路規劃井然有序。圖 / 視覺中國

有移居想法的人比想象中要多，高慢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移居後的生活，有人也開始私信她想了解情況。人數越來越多，她特地建了一個吃喝玩樂群，有相同經曆的人們在威海抱團取暖，經常外出露營、喝下午茶，聊起移居的生活。到今天為止，群裏已經將近100人。這是高慢慢精心維護後的數字，她篩選掉了很多還沒移居和不活躍的人，如今留在群裏的人都是這幾年陸續移居到威海的人，而其中大多數都來自北京。

在移居威海的人中，有很多都是在旅居後做出的搬家決定。北京人張沛涵說起移居威海的過程，用了好幾句“特巧兒”來總結。疫情剛結束後，她和愛人打算帶著孩子旅行，隨便一挑選中了威海，“特巧兒”；到威海旅遊後，全家對威海的印象都很好：景美、天好、空氣佳，“特巧兒”；回北京後，愛人總是念叨著以後要去威海生活，正趕上愛人工作不順心，兩人一拍即合，立刻就打算搬，“真就特巧兒”——決定隻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張沛涵賣掉了北京的一套房子，選定威海的海景房，每周末自駕到威海盯裝修，一並谘詢兒子上學問題。一年多後，一家人就正式移居到了威海。

▲張沛涵的威海海景房一隅。圖 / 講述者提供

趙小桃也是在旅居後決定移居威海的。她的父母早早就從吉林搬到威海養老了，她一直在北京工作，對威海的了解並不多，趕上過年時會回家住上幾天。2022年夏天時，她和愛人帶著小孩到威海小住，她驚訝，“天居然可以是藍的”，而且還總是藍的，空氣也是潮濕舒適的。

等短住一月，回到北京後，趙小桃發現竟然怎樣都無法適應北京的生活，空氣好像變得格外幹。愛人經常遠程工作，兩人一商量，幹脆移居威海。趙小桃移居的決定也隻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幾乎所有從北京移居到威海的人，做決定都很迅速，長則一個多月，短則甚至兩天就能下定決心，似乎帶著幾分衝動的意味。在以往的從北上廣等大城市逃離的敘事中，這種衝動很常見，仿佛人們是在某一時刻突然頓悟，開始尋找人生的另一種可能。

但實際上，這幾年從北京到威海的移居潮中，人們下定決心的時間要更長，更隱蔽。

不得不離開

從大城市移居到威海，或者在威海置業並不是一件新鮮事。但在這幾年的故事中，移居的人們多了幾分被迫和無奈。

下定決心移居威海，李晚義隻花了兩天時間。他從2010年時就到北京工作，幾乎見證了互聯網行業從狂飆到減速的完整過程，工作經曆也幾乎把互聯網的各個板塊都試了個遍。在北京的最後一份工作是背靠一家互聯網大廠的家裝消費公司，公司的運營和資金原本很健康，可疫情結束後，預想中的買房潮沒有到來，消費者對於房產的投資變得更謹慎了。公司的前景一下變得渺茫，不光是房地產，人們各方麵的消費都變得謹慎起來，背靠的互聯網大廠也不再追加投資。

公司開始優化，幾乎每個月都會有幾十人離職，作為管理層，每一波裁員，李晚義都在心裏估摸著自己還能支撐幾波。終於，2023年7月，他“畢業”了。

在裁員前，李晚義就和同事們商量以後的路，他心裏的第一選擇是留在北京。但這個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李晚義簡單算了一下每月的花銷，房貸一萬多元，養車幾千塊，雜七雜八的生活費也要一萬塊左右，算下來，每個月光支出就要三四萬元。他又看了看存款，靠存款，“隻能支撐一年半的樣子”。李晚義已經超過35歲，如今要想一年內在北京重新找到一份互聯網行業的高薪工作，“根本不可能”。

北京留不下，也很難再去其他大城市，李晚義能想到的路似乎隻剩下了回老家，好在老家威海在很多人眼裏尚有濾鏡。

▲冬天大雪後的威海，很有北海道的感覺。圖 / 視覺中國

北京也曾是高慢慢實現抱負和野心的夢想之城。她出生在遼寧，在本地讀的藝術相關專業，很多大學同學畢業後都留在老家工作了，而她一直對所有人說：未來我一定會到北京去。

她果真來到北京奮鬥，篤定地買房，結婚生子，建立自己的小家，似乎從未動搖。沒有北京戶口不能搖號買車，外地人難落戶，孩子升學和高考困難，這些似乎都沒有影響她定居北京的決心。像很多北漂一樣，她把自己的戶口遷到天津，給孩子升學鋪路，在她心裏，“這依然不算離開北京”。

但身體比心理率先做出反應，有一次和朋友聚餐時，高慢慢突然有種喘不上氣的感覺，緊接著大腦缺氧，開始暈眩，手腳發麻，呼吸也變得特別急促，她大口呼吸，可呼吸的每一口空氣好像都沒能進入肺裏，“好像要溺水了，有種瀕死感”。

這種症狀的學名是驚恐發作，是急性焦慮症的一種典型表現。高慢慢去醫院檢查時，醫生擺擺手：很多人都這樣。可驚恐發作變得越來越頻繁，一個月的時間就會發作兩三次，有時是在地鐵站，有時是在團建聚餐上。這讓高慢慢對北京的歸屬感愈發動搖。

▲不少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輕人，都有類似的“城市病”。圖 / 《我的解放日誌》截圖

對於北漂多年的大多數人來說，歸屬感和認同感都仰賴著大城市的造夢能力，地鐵裏摩肩擦踵的人流，摩天大樓裏步履匆匆的白領，風口吹起的中小企業，這些撐起一種未來更美好的藍圖。

可如今，“夢”變得脆弱，“病”就顯得愈發突出。

趙小桃也“病”過。十年前，她到北京找工作，進入了風頭正盛的互聯網行業，那時互聯網行業的工作風格還稍顯健康，累但並不卷，工作完成就能回家。她很少加班，但家住的遠，光來回通勤就要三個多小時，一天下來，待在外麵的時間超過12個小時。有段時間，趙小桃變得格外敏感，有時因為同事的一句話就會吵起來，她趕緊谘詢心理醫生，確診了焦慮症。但工作依然要繼續，焦慮症幾乎變成了無解的問題，直到2021年，有解了——業務收縮，趙小桃被優化了。她被迫“逃離”，去尋找一種生活工作更平衡的生活方式，最終落腳威海。

成家立業，擁有穩定的房產、職業發展和養老預期，曾是人們對所謂中產生活的想象。但人們發現，在建立家庭後，抗風險能力或許不是變得更強，甚至變得更弱了。房貸、車貸，育兒費用的增加，讓每月的支出直線增長，隻有穩定且相當水平的收入才能保證生活正常運轉，一旦出現降薪、優化、病痛等風險，代價有時可能是巨大的，“生活很快就坍塌了”。

從北京移居到威海的中年人中，有很多似乎都是看到了生活坍塌的信號，這些“夾縫生存”的中產，決心換個城市開啟人生的第二階段。比起“躺平”的年輕人，已步入中年的人們，沒有躺平的資格，隻能盡可能降低生活的成本和預期。成本更低，風景更美，生活更宜居又有某些文化共同體想象的地方，成了人們尋覓和流向的目的地，南方的昆明，北方的威海，都在這兩年的移居潮流中，影響力崛起。

▲李晚義拍攝的威海街道。圖 / 講述者提供

賣咖啡、開民宿，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在成為人們理想的移居地之前，威海先是成了一個網紅旅遊城市。

疫情結束後，國內似乎冒出了很多新晉小眾旅遊打卡地，威海也是其中之一。作為海濱城市，威海的漫長海岸線一直在那，但這兩年，威海才不斷在社交平台上以“氛圍感”出圈。

通向大海的小路、飄雪的海邊、擱淺的貨船都能成為流量密碼。火炬八街有幾個彩色的民宿，盡頭是大海，在社交平台搖身一變成了“國內小鐮倉”；隨便在某個飄雪的日子去海邊，都能收獲韓劇同款氛圍感；2022年，巴拿馬貨船布魯維斯號在威海擱淺，也意外成了網紅打卡地，隨便一拍就能收獲“宿命感”大片。

▲擱淺的布魯維斯號與燃放煙花的人們。圖 / 視覺中國

威海和日本、韓國隔海相望，從威海坐船，隻要一晚左右的時間，就能抵達韓國的仁川港。由於和韓國離得近，有很多韓國人移居到威海，在這裏，隨處可見韓國料理店。在這種特點的加持下，威海的出圈路徑不再隻是海濱城市，也是日韓風精致小城。

大量湧入的年輕人，給威海帶來新的消費需求。最明顯的是民宿，從前兩年開始，威海的民宿幾乎遍地開花，當地居民紛紛把自家客房改成民宿，就為了抓住旅遊這波流量。代表年輕生活方式的咖啡店，也在威海越開越多。

而這也給這兩年移居威海的人創造了新的謀生方向。

李晚義就開了一家社區咖啡廳。他身上仍有互聯網人的影子。原來在北京上班時候，他因為焦慮失眠了5年，為了支撐工作，靠咖啡“續命”，他幾乎嚐遍了所有咖啡。

回威海尋找事業第二春，他很自然地就想到開一家咖啡廳。但開一間咖啡廳的利潤很有限，李晚義開始向上遊努力，他找了合夥人，一起做起了咖啡供應的生意——向上遊尋找供應鏈，也是互聯網教會他的思維。如今，威海和煙台很多咖啡廳，都由他供貨。

今年三月，一個新客戶將在海邊再開一個咖啡廳，從新咖啡廳的窗戶看去，就能看到懸崖海景，從裝修到供貨，李晚義都攬了下來。

▲李晚義的社區咖啡廳。圖 / 每日人物攝

高慢慢的生活似乎也在變得更好。她抓住了旅遊這波流量密碼，2023年暑期，開起了高端民宿，價格並不便宜，每晚要1000多元，但那一年正好是民宿的風口期，即便是過了旅遊旺季，民宿每天都訂滿。

高慢慢的愛人是音樂人，在威海打造了工作室，編曲、練歌，閑暇時，兩人還會一起錄歌分享到網上。他們專門給威海寫了首歌，《小城獨有的浪漫》。

對於帶著小孩移居威海的人來說，教育成了具有兩麵性的事情。山東是高考大省，基礎教育抓得緊，能解放父母，另一方麵，孩子未來需要麵臨更激烈的高考競爭，但“以後的事以後再說”。至少在現在，高慢慢很滿意孩子的學校，老師能夠全方位接管，學校還提供放學托管服務，小孩在學校寫完所有作業，有難題找老師，等回了家以後連書包都不用帶，回家就玩，“親子關係大大提升，家長很省事”。

而在北京時，孩子上小學不留作業，家長卻需要額外找課外師資輔助，甚至親自上陣，以保證小孩不掉隊，“更累”。

▲高慢慢一家在海邊共度親子時光。圖 / 講述者提供

漂泊可能才是人生的常態

威海三麵環海，海岸線長達968公裏，不管站在威海市區的任何方向，隻要向著東、北、南徑直開去，就一定能抵達大海。和北京相比，這裏房價很低，“北京的一個廁所，就能買威海三室一廳”。聽上去也幾乎能滿足人們對於詩和遠方的幻想：一座小城，麵朝大海，春暖花開。

曾是小漁村的威海，如今依然有很多人趕海，捕魚到市場賣掉。關注天氣、順應自然和天意，是漁民一貫的生活法則。即便是在大城市卷久了的人，盯著海浪翻湧，天水一線，也會明白：人真正能改變的事其實很少。

移居威海後，更深層次的是心態變化，移居本身就會給人帶來勇氣，李晚義原本覺得事事困難，如今想法已變成了“條條大路通羅馬”。

▲威海北山街，有一條通往大海的道路。圖 / 視覺中國

和李晚義同批離職的同事，如今湧入了各行各業。曾經的總監們，賣起寵物用品，開起餐館，在亞馬遜上賣義烏小商品——“大家都有光明的未來”。

雖然有些落寞，但終於開始創業，這是以前的李晚義根本不敢想的事。以前的李晚義被工作推著走，互聯網行業雖然累，但至少不用操心，“哪怕是摸摸魚也能有一天的工資”。有人勸他創業，但他總覺得困難，難以啟動。被逼死角，移居威海後，他反而海闊天空，感覺“生活充滿了無限可能”。

最大的變化是，李晚義能睡著覺了，他不再失眠。

現在，日程安排變成了他最難回答的問題，閑下來的日子裏，一天最多隻能做一件事。今天去買綠植，後天去修車，“其它真的想不到了”。

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是發呆。咖啡廳是階梯型的，在階梯上方李晚義辟出了一個小空間，那是他的辦公區。下午兩點左右，陽光會從斜上方的玻璃灑進來，剛好落在他的辦公桌。虎斑貓在腳下鑽進竄出。從咖啡廳驅車，五分鍾左右就能抵達海邊，暖和時海邊公園會開滿鬱金香。曬太陽，逗貓，去海釣，變成了生活中重要的事。

▲李晚義經常在咖啡廳和小貓一起發呆。圖 / 每日人物攝

威海的確能滿足人們對慢生活的想象，但對很多人來說，移居威海仍然不是終點。

在威海找工作其實並不容易。在一線城市，咖啡廳裏總是擠滿了打工人，抱著電腦或者打著電話開會，但威海的咖啡廳有些吵鬧，即便是在工作日，咖啡廳也裝滿了聚會的年輕人，聊家常，打遊戲，甚至聚堆打牌。

某種程度上，這是社會現實決定的，年輕人很難在威海找到合適的工作。威海的人口構成中，老年人口居多，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了27.3%。對於養老城市來說，經濟發展相對受限，當地主要以服務業為主，而且薪資待遇不高。

趙小桃剛到威海時，還想找一份互聯網相關的工作，可發現根本找不到，薪資大多是4000到7000元，還都是單休，“不如在家帶孩子”。她隻能自己琢磨出路，隨著旅遊業的火爆，威海開起了很多餐廳、咖啡廳，趙小桃當起了探店博主，給店家做宣傳。

作為一個旅遊城市，威海的物價水平並不算低，張沛涵對比了一下，發現和北京比起來，外出用餐等價格其實是差不多的。生活也不夠便利，“盒馬、山姆都沒有”。更讓人有些抓狂的是，流量帶來的遊客，讓想尋求安寧的移居者感到吵鬧。張沛涵家樓上改成了民宿，幾乎每晚都有遊客入住，有時遊客甚至會“轟趴”到兩點，“已經想賣房子了”。

▲從冬天到夏天，威海一直都是網紅旅行打卡地。圖 / 視覺中國

這個時代的人們已習慣漂泊，但人們依然希望尋找到內心的歸屬。《大西洋月刊》2月刊分享了“反社會世紀”的話題：家人教會我們愛，部落教會我們忠誠，村莊教會我們寬容。但如今村莊消失了，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故鄉的概念被打散了，人們從心理上就變成了一種“漂”的狀態。

從深圳移居到昆明的雲南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袁長庚也觀察到最新這一波旅居、移居的潮流，“旅居是現代性的必然結果”。在他看來，疫情之後，尤其最近兩年數字遊民興起和年輕人主動選擇新生活方式的姿態，帶來了一種新的生活設想，即人既可以不脫離時代，又可以後撤一步，選擇一種“中隱”的生活。中國傳統中將成功、生活質量和房子、定居的城市空間綁定在一起的敘事正逐漸瓦解， 良好的氣候，美好的自然這些以往作為背景的東西正顯得越來越重要。“雖然人們想要的新的東西還不太確定，但不想要的東西卻越來越確定。”

很多人在尋找移居地的過程，都是在主動尋找一處內心的棲息地，但在這幾年移居威海的人的故事中，似乎還很難找到“吾心安處是故鄉”的感覺。甚至人們之所以選擇威海，也是因為在距離上和心理上，威海是離北京不那麽遠的海邊小城。

趙小桃在北京的房子還沒賣掉，愛人的遠程工作未來依然可能要坐班，為了工作，她可能還要再次回去。高慢慢也不確定威海是否是終點，沒準兒以後還可能移居到別的城市。

李晚義的車上擺著一個小熊，身上印著威海兩個字，那是他剛來威海時在一家書店買的。問他：現在對威海有歸屬感了嗎？

“沒有。”他說得很篤定。“那你的歸屬感在哪兒？”

離開北京後，李晚義從未回想起在北京的生活，他也沒有正麵回答我的問題，“歸屬感的養成，可能要看他20歲到30歲這個階段在哪裏”。

20歲到30歲的階段，李晚義在北京。身體結束北漂回老家後，心似乎仍在漂泊。

“漂泊可能才是人生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