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湛江大哥，43歲轉行，10年畫盡底層荒誕

劉聲今年54歲，廣東人，

江湖人稱“聲哥”，

搞過裝修、做過設計、開過工廠。

2019年，劉聲從廣州回到老家湛江，

租了兩畝地，一邊種地一邊畫畫，

畫中國最底層、也最龐大的一群人：農民。

《燒蔗稈》，劉聲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木偶元素，來自於當地的木偶戲

前半生，劉聲相信“愛拚才會贏”，

94年從廣州美術學院畢業後，

他走南闖北，開倒了兩個廠，

也找不到自己的“致富經”。

43歲那年，他決定拿起畫筆，

從大平層搬去城中村，再到農村，

十年裏，他臨摹了上百個“小人物”的命運起伏：

民工、小老板、釘子戶、農民……

緊密地記錄了高歌猛進的時代裏

那些無名的、失語的群體。

《撿個金月亮》

2024年，劉聲於香港舉辦個展“返歸種番薯”

在他的畫裏，

農民從幹涸的大地中撿起月亮，木偶在大火中落淚，

既有生存的苦澀，

又能看到個體如野草般強韌的生命力。

一月，一條攝製組來到湛江遂溪縣北坡村，

和劉聲聊了聊這些年他在村子裏的觀察和創作。

他不過度抒情自己在做的事情：

“你說是為底層發聲也好，

為了給自己的情感找個出口也好，

在這個環境裏邊，我應該這麽做。”

編輯：韓嘉琪

責編：陳子文

湛江市遂溪縣北坡村

穿過廣闊的甘蔗地，就是劉聲所在的北坡村。如果在田間地頭碰到他，你怎麽也猜不到眼前的人是個畫家。

劉聲個子不高，膚色黝黑，平頭，一雙手皸裂粗糙。他習慣性把褲腿挽起來，以便下地幹活；身上的迷彩服是從鎮上的勞保店買的，穿了好幾年；門牙缺了一小塊，是去年開電動車磕的，因為嫌麻煩，至今都沒有進城補牙。

5年前，劉聲49歲，他從省城廣州回到老家湛江，跟表哥租了兩畝地，種了番薯、水稻。他住進父母的老房子，把二樓的客廳改成了畫室，空間不足20平。

劉聲把二樓的客廳改成了畫室

他的歸來，在村子裏引起了騷動，這位北坡村早期的大學生、老板，怎麽回來種地了？

返鄉，不是因為劉聲有什麽田園歸夢。相反，用他的話說，這是中國最典型的那種“很貧乏的鄉村”、“沒有特色可言”。廣東的夏天漫長，為了避開午後40多度的酷熱，村民常常要淩晨五點多起來幹活，日落時分再次出發。一年下來，裝進口袋的錢勉強維持生活，給家裏的孩子們交學費、添置生活必需品，再去鎮子裏購買下一季的種子、農藥和化肥。

《田間小息》（上）；地裏辛苦幹活的農民（下）

劉聲想了解腳下的這片土地：中國有超過5億的農村常住人口，但在媒體報道裏，我們幾乎對他們一無所知。“這些小農散戶，他靠的就是幾畝地和自己的勞力，他們的生存邏輯是什麽？”種地，是他融入村民的方式，什麽季節播什麽種、什麽節氣殺什麽蟲，都要跟村民請教。

白天，他在田間和老農聊種地，誰家務農需要搭把手，他就去幫忙；其餘時間，他喜歡“湊熱鬧”，辣椒的收購價跌了、化肥漲價了、有什麽農業新政出台了，他都認真聽著。

這些年，劉聲在村裏聽了太多故事，“很魔幻，很割裂。”有時候強烈的情緒在他心中攪動，他就回到家，動筆畫畫。

《番薯佬》（左）；《撿番薯的人》（右）

2022年，一顆雷打死了5個人；2024年4月，極端高溫天氣熱死了5個番薯地裏的農民工。廣袤的大地上，生命似乎沒有庇護，死亡比一隻鳥的離開更輕。

這之後，他畫了一幅《撿番薯的人》，一個打地工的女人，一手拎著一桶紅薯，耙子上叉著一個月亮。

2022年，因為疫情的衝擊，一批村裏外出做生意的小老板決定回鄉租地種辣椒。有的人借錢承包了20多畝地，不料，年底碰上封控，辣椒無人來收，全都爛在了地裏，一夜之間，又負債累累。

《他又回到大地上》劉聲想起曾經看過的一部黑白電影《大地》，農民回歸最熟悉的土地，迎來的卻是又一個悲劇性的結局

劉聲作品中常常出現“牛骨”，農民從地裏撿起牛骨，撿起的也是他們自己的命運，“跟那些老農聊天，他們經常會自嘲自己是一頭老牛，一身賤骨頭，爛銅爛鐵的。”

“做農，賺不到錢，隻能糊口”，這是村民們的共識。農民全年無休，浸種、催芽、育苗、施肥、不同的時間點要除不同的病蟲害……繁瑣程度難以想象。如果哪個節點上遲了一兩天，又或是遇到了台風、幹旱、高溫，一年的辛苦全軍覆沒。

劉聲幫親戚燒甘蔗稈，焚燒後的灰是天然的肥料

第一年種水稻，劉聲漏記了一個蟲期，一夜之間，所有的水稻心都被蟲子鑽光。

劉聲說起另一個觸目驚心的場麵：2020年，隔壁的大哥種了三畝蔥，蔥的種植要求很高，一旦長了斑點、顏色有點發黃，就無人收購，為了保持蔥的粗壯和色澤，大哥每天拚命照料。好不容易熬到了收割季，劉聲路過這片地，發現蔥的葉子全白了。

“我問大哥怎麽了，他說價格太低不賣了，不如全部噴死。”那是一個特別決絕、悲愴的場景，“一夜白頭的感覺。”

《辣椒使命》，辣椒是當地主要的農作物、經濟支柱

靠天吃飯的“天”，有兩重意思，劉聲解釋：“第一個是氣候，第二個是市場和宏觀調控。”

就算風調雨順，收成很好，也無法預測收購價的漲落，“玉米今天1塊5，明天就可能掉到7毛、8毛。”

種地賺不到錢，中六合彩就成了大家生活裏永恒的盼望。“賭博和種地是很相似的，都是不可控的”，劉聲開始理解村民的心理，“所以祖宗保佑，這是最直接的。”

《紅牛》描繪的是當地村民的“賭博”日常

《雲無常》

他試圖在作品中描繪這種渺小無力的情緒，《風無相》是無法捉摸的六合彩；《雲無常》是變幻莫測的天氣，下完雨後緊接著是暴熱幹旱。

站在田野裏，天地廣闊望不到邊際，劉聲卻感受到一種“天羅地網”，在這樣一個農業結構中，農民逃不出自身的宿命。

《拆塑料袋的男人》（左）；《明雪重）（右），有村民講起計劃生育期間的往事，拖家帶口在甘蔗地裏過夜躲避計生辦

劉聲筆下的人物，經常帶著一種“羅漢相”，驚恐、悲傷，或是近乎麻木的凶相。

這些年，劉聲把見聞都記在本子上。有的故事，他用數年才能消化，“人性都是赤裸裸的。”

讓劉聲同樣震撼的，還有人對抗環境的頑強。種地難，但春天伊始，所有人仍舊把希望種進土裏；養老難，所以70多歲的老伯還在日複一日地下田幹活。

村裏，一位失去了兩個兒子的阿婆，90多歲，脊柱已經嚴重彎曲，每天晚上，她都要蹬著三輪車去“打碼”，隻要活著，她就不向命運投降。

劉聲在廣州美術學院讀書期間的舊照

決定當畫家的這一年，劉聲已經43歲。

小時候，劉聲展露過藝術的天賦。童年，他用撿拾的廢棄瓦片在老家的泥地上畫畫，看完《地道戰》《地雷戰》，就能憑記憶複原出戰爭裏的經典場景；念初中時，他被縣裏的重點中學招為美術特長生；1990年，他考進廣州美院油畫係，父親聽聞大為詫異：“畫畫都能上大學？”

在美院讀書的日子，後現代藝術風靡，弗洛伊德、基弗、弗朗西斯·培根，受到這些自由之聲的召喚，劉聲把畢業作品搞成了一個在當時很先鋒的藝術裝置。但他最羨慕的，還是聽到隔壁設計係的同學又通過外包手繪效果圖賺到了一桶金。“讀書的錢是跟親戚借的”，玩藝術多少顯得有點不識時務，他滿腦子都是怎麽幫老家的父母還錢。

劉聲在北坡村的筆記

1994年，大學畢業後，劉聲決定跟藝術一刀兩斷。拍完畢業照，他把大學期間的習作、顏料畫筆，統統丟在了宿舍，“一件都沒帶走”。90年代，正是中國經濟騰飛的開始，尤其在廣東，好像遍地都有黃金，“我們這種鄉下的窮苦學生，都有這種夢想：我要改變我的經濟命運，我要做老板。”

之後的十幾年裏，欲望像雪球越滾越大，“當了小老板，又想當大老板。”劉聲做過家具廠的設計師，也搞過裝修，在鎮子上租過一個門麵，晚上閘門一拉，開始通宵畫圖。

從美院畢業20年後，劉聲創作的第一張畫

他前後開了3家廠，其中兩家都以倒閉結局。劉聲察覺自己在做生意這條路上到處碰壁，給客戶打電話前，他社恐發作，“突然間就是不想打”；有人欠債，他不好意思開口要錢。他慢慢意識到自己的回避型人格，“經常大手一揮，這筆錢我不要了。”

2008年，劉聲去中山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別的同學都在課上討論得火熱，怎麽融資，怎麽做市場調研，唯獨他，天天去了睡覺，他這才接受：“我不是做老板的料。”

劉聲畫的自己和兒子

改變的契機來自於他的兒子。劉聲在廣東工作，兒子在北京讀書，由外婆照看。2013年底，他去北京接兒子放學，校門口，兒子的同學問他：聽說你是個畫家，對嗎？

這句話對劉聲的刺激很大，“因為小孩長期不在身邊，他又知道我老板做得不好，所以這是他可以拿來跟同學吹牛的。”不久後，劉聲專門去了北京黑橋，跟藝術家朋友聊了聊當職業畫家的可能性。

在廢棄的建築垃圾裏撿鋼筋的村民

春節過後，劉聲買來畫框、畫筆、顏料。第一筆下去，手都是抖的，他就從相對簡單的水彩開始畫起。他以自己居住的小區金沙灣作為原點，他畫小區裏的大爺大媽，綠化帶的園丁，也畫他工廠附近的故事。“看見什麽畫什麽”，如此悶頭畫了兩年。

房東“阿沛”的故事

“劉聲，你就是個中產”，多年前，有朋友這樣評價他，“住花園小區，100多平，買了車，不就是中產嗎？”

但劉聲不認同“中產”這個標簽。

2016年，劉聲搬離了位於佛山的花園小區，搬進了位於廣州番禺的城中村——西三村。到人群紮堆的地方，水產市場、批發市場……汗味和腥臭越撲鼻，他的內心越翻湧。城中村的握手樓擁擠雜亂，人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到極致，劉聲租住的工作室旁有一條臭水溝，也是村民的純天然垃圾場。

劉聲在城中村租住的自建房（上）；劉聲在城中村的畫室（下）

“夜裏會被臭醒”，劉聲的妻子有時會搬來看望他，她看不慣河道邊又黑又厚的汙垢，堅持每天拿水管衝洗。從早到晚還有各種排山倒海的噪音，在城市化急劇擴張的那些年，房子總是拆了建、建了拆。這樣的環境裏，劉聲一住就是快4年。

在西三村，劉聲認識了一群藝術家朋友，加入了一個叫做“居民”的社會實踐藝術項目。發起者希望，藝術家能走出工作室，參與身邊具體的社會現場。

《肥佬》係列畫在被丟棄的紙皮上

劉聲就從身邊朋友的故事畫起。肥佬是典型的廣東人，搞裝修的，“喜歡吃，很勤奮，努力賺錢養家，又很好玩。”

華哥是發廊老板，他說：“我覺得現在很自由，有飯吃、有錢花、有房住，還想怎麽樣”

華哥是發廊店的老板，生意一度做得風生水起。華哥身上有種江湖義氣，願意幫各路朋友們擺平麻煩，也懂得知足常樂，劉聲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種中國人身上普遍都有的、如徐坦所說的“動物性自由”。

木匠“瘋雷”的故事，一條蟒蛇在吞羊，講的是他和地頭蛇之間的較量

瘋雷是木匠，來自江西，是廣東本地人口中的“撈仔”（意為外地人）。他引以為傲的，是自己如何一路闖到廣東，在魚龍混雜的環境裏跟不同的勢力較量。

這些作品，都是用城中村最常見、也最不起眼的材料來做的。《肥佬》和《華哥》係列畫在被人丟棄的紙箱背麵；《瘋雷》用的是辦公椅裏被包裹在海綿下的木板。

釘子戶的故事（左）；阿沛講起老家的暴雨淹沒芭蕉地（右）

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西三村村民把自己的故事“抖”給劉聲。房東阿沛說起暴雨淹沒承包的芭蕉地，“睡覺的時候，整個床都浮起來了，後來就抱著小孩放在漂浮的泡沫裏”；“釘子戶”老倔頭，堅持十年，保住了高架橋下的自建樓；西三村民土勝說：“水流柴，不能上岸，隻能在水上生活，就是一塊水裏漂過的爛柴，漂到哪裏算哪裏。”

聊的人越多，劉聲也越理解村民奇奇怪怪的行為。馬路上堆垃圾，有時候是村民在一個地盤上宣告主權的方式；給仇人丟死老鼠，是一種比說理更有效的恐嚇方式；不想要的東西，習慣性放把火全部燒掉……在城中村的幾年裏，劉聲拍攝了上百G的照片、視頻，還包括大量的訪談和錄音。

畫畫的時候，劉聲不隻是旁觀者、局外人，共鳴是時刻發生的——生活大起大落，不確定感很強，從經商到畫畫，他仍舊在跟這種不可控的感覺鬥爭，“像浮塵一樣的感覺，我想在當下社會很多人都會有。”

劉聲接受一條的采訪

劉聲至今都帶著一種自卑感，比如說，他羞於談論自己人生的高光時刻；一去公眾場合發言，就緊張得要命。2024年，他的個展“返歸種番薯”在香港開幕，台下坐著20來個人，“話說不出來，就打結巴。”

他說這種自卑感源自於父輩的焦慮。自打劉身返鄉種田，村民的議論從來沒斷過：“他那肯定是破產啊，外麵賺不到錢才回來種地的。”這種壓力傳導給了他的爸媽：“我都快60的人了，他們還怕我吃不上飯。”

但顯然劉聲不再像前半生那樣，被金錢時刻牽絆。

劉聲在村子裏的生活

確定的是，做回藝術以後，劉聲說自己身上的“動物性”少了很多。以前他K歌、打牌、打麻將，去會所喝茶，社會上流行的那些消費文化，如今在他的身上已經無影無蹤。

他最感激的，是藝術增加了他的“社會性常識”。“做藝術，要去觀察”，開始關注人和公共事件後，他對“活著”這件事有了更深的體認和理解。他也相信：“你有錢沒錢，你都可以有同理心。”

《成功人士》（上）；《燈社》（下）

有時候，同行們問他，你都快退休的年紀了，為什麽還那麽拚命？他笑著回答：“你們都弄了十幾年了，我才開始，所以我要把時間追回來。”

“做藝術可以幫助我”，劉聲不想上升到任何宏大的、崇高的價值，他把這其中的意義落腳到自我，“從宇宙視角來看，人的生存在這個世上沒有任何價值，但是從人來說，你所做的選擇，做的事情能讓你活下去，這就是意義。”

結尾，他終於說：“我現在認為我是個畫家，而且做得挺好的，我就埋頭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