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聲今年54歲，廣東人，
江湖人稱“聲哥”，
搞過裝修、做過設計、開過工廠。
2019年，劉聲從廣州回到老家湛江，
租了兩畝地，一邊種地一邊畫畫，
畫中國最底層、也最龐大的一群人：農民。
《燒蔗稈》，劉聲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木偶元素，來自於當地的木偶戲
前半生，劉聲相信“愛拚才會贏”，
94年從廣州美術學院畢業後，
他走南闖北，開倒了兩個廠，
也找不到自己的“致富經”。
43歲那年，他決定拿起畫筆，
從大平層搬去城中村，再到農村，
十年裏，他臨摹了上百個“小人物”的命運起伏：
民工、小老板、釘子戶、農民……
緊密地記錄了高歌猛進的時代裏
那些無名的、失語的群體。
《撿個金月亮》
2024年，劉聲於香港舉辦個展“返歸種番薯”
在他的畫裏，
農民從幹涸的大地中撿起月亮，木偶在大火中落淚，
既有生存的苦澀，
又能看到個體如野草般強韌的生命力。
一月，一條攝製組來到湛江遂溪縣北坡村，
和劉聲聊了聊這些年他在村子裏的觀察和創作。
他不過度抒情自己在做的事情：
“你說是為底層發聲也好，
為了給自己的情感找個出口也好，
在這個環境裏邊，我應該這麽做。”
編輯：韓嘉琪
責編：陳子文
湛江市遂溪縣北坡村
穿過廣闊的甘蔗地，就是劉聲所在的北坡村。如果在田間地頭碰到他，你怎麽也猜不到眼前的人是個畫家。
劉聲個子不高，膚色黝黑，平頭，一雙手皸裂粗糙。他習慣性把褲腿挽起來，以便下地幹活；身上的迷彩服是從鎮上的勞保店買的，穿了好幾年；門牙缺了一小塊，是去年開電動車磕的，因為嫌麻煩，至今都沒有進城補牙。
5年前，劉聲49歲，他從省城廣州回到老家湛江，跟表哥租了兩畝地，種了番薯、水稻。他住進父母的老房子，把二樓的客廳改成了畫室，空間不足20平。
劉聲把二樓的客廳改成了畫室
他的歸來，在村子裏引起了騷動，這位北坡村早期的大學生、老板，怎麽回來種地了？
返鄉，不是因為劉聲有什麽田園歸夢。相反，用他的話說，這是中國最典型的那種“很貧乏的鄉村”、“沒有特色可言”。廣東的夏天漫長，為了避開午後40多度的酷熱，村民常常要淩晨五點多起來幹活，日落時分再次出發。一年下來，裝進口袋的錢勉強維持生活，給家裏的孩子們交學費、添置生活必需品，再去鎮子裏購買下一季的種子、農藥和化肥。
《田間小息》（上）；地裏辛苦幹活的農民（下）
劉聲想了解腳下的這片土地：中國有超過5億的農村常住人口，但在媒體報道裏，我們幾乎對他們一無所知。“這些小農散戶，他靠的就是幾畝地和自己的勞力，他們的生存邏輯是什麽？”種地，是他融入村民的方式，什麽季節播什麽種、什麽節氣殺什麽蟲，都要跟村民請教。
白天，他在田間和老農聊種地，誰家務農需要搭把手，他就去幫忙；其餘時間，他喜歡“湊熱鬧”，辣椒的收購價跌了、化肥漲價了、有什麽農業新政出台了，他都認真聽著。
這些年，劉聲在村裏聽了太多故事，“很魔幻，很割裂。”有時候強烈的情緒在他心中攪動，他就回到家，動筆畫畫。
《番薯佬》（左）；《撿番薯的人》（右）
2022年，一顆雷打死了5個人；2024年4月，極端高溫天氣熱死了5個番薯地裏的農民工。廣袤的大地上，生命似乎沒有庇護，死亡比一隻鳥的離開更輕。
這之後，他畫了一幅《撿番薯的人》，一個打地工的女人，一手拎著一桶紅薯，耙子上叉著一個月亮。
2022年，因為疫情的衝擊，一批村裏外出做生意的小老板決定回鄉租地種辣椒。有的人借錢承包了20多畝地，不料，年底碰上封控，辣椒無人來收，全都爛在了地裏，一夜之間，又負債累累。
《他又回到大地上》劉聲想起曾經看過的一部黑白電影《大地》，農民回歸最熟悉的土地，迎來的卻是又一個悲劇性的結局
劉聲作品中常常出現“牛骨”，農民從地裏撿起牛骨，撿起的也是他們自己的命運，“跟那些老農聊天，他們經常會自嘲自己是一頭老牛，一身賤骨頭，爛銅爛鐵的。”
“做農，賺不到錢，隻能糊口”，這是村民們的共識。農民全年無休，浸種、催芽、育苗、施肥、不同的時間點要除不同的病蟲害……繁瑣程度難以想象。如果哪個節點上遲了一兩天，又或是遇到了台風、幹旱、高溫，一年的辛苦全軍覆沒。
劉聲幫親戚燒甘蔗稈，焚燒後的灰是天然的肥料
第一年種水稻，劉聲漏記了一個蟲期，一夜之間，所有的水稻心都被蟲子鑽光。
劉聲說起另一個觸目驚心的場麵：2020年，隔壁的大哥種了三畝蔥，蔥的種植要求很高，一旦長了斑點、顏色有點發黃，就無人收購，為了保持蔥的粗壯和色澤，大哥每天拚命照料。好不容易熬到了收割季，劉聲路過這片地，發現蔥的葉子全白了。
“我問大哥怎麽了，他說價格太低不賣了，不如全部噴死。”那是一個特別決絕、悲愴的場景，“一夜白頭的感覺。”
《辣椒使命》，辣椒是當地主要的農作物、經濟支柱
靠天吃飯的“天”，有兩重意思，劉聲解釋：“第一個是氣候，第二個是市場和宏觀調控。”
就算風調雨順，收成很好，也無法預測收購價的漲落，“玉米今天1塊5，明天就可能掉到7毛、8毛。”
種地賺不到錢，中六合彩就成了大家生活裏永恒的盼望。“賭博和種地是很相似的，都是不可控的”，劉聲開始理解村民的心理，“所以祖宗保佑，這是最直接的。”
《紅牛》描繪的是當地村民的“賭博”日常
《雲無常》
他試圖在作品中描繪這種渺小無力的情緒，《風無相》是無法捉摸的六合彩；《雲無常》是變幻莫測的天氣，下完雨後緊接著是暴熱幹旱。
站在田野裏，天地廣闊望不到邊際，劉聲卻感受到一種“天羅地網”，在這樣一個農業結構中，農民逃不出自身的宿命。
《拆塑料袋的男人》（左）；《明雪重）（右），有村民講起計劃生育期間的往事，拖家帶口在甘蔗地裏過夜躲避計生辦
劉聲筆下的人物，經常帶著一種“羅漢相”，驚恐、悲傷，或是近乎麻木的凶相。
這些年，劉聲把見聞都記在本子上。有的故事，他用數年才能消化，“人性都是赤裸裸的。”
讓劉聲同樣震撼的，還有人對抗環境的頑強。種地難，但春天伊始，所有人仍舊把希望種進土裏；養老難，所以70多歲的老伯還在日複一日地下田幹活。
村裏，一位失去了兩個兒子的阿婆，90多歲，脊柱已經嚴重彎曲，每天晚上，她都要蹬著三輪車去“打碼”，隻要活著，她就不向命運投降。
劉聲在廣州美術學院讀書期間的舊照
決定當畫家的這一年，劉聲已經43歲。
小時候，劉聲展露過藝術的天賦。童年，他用撿拾的廢棄瓦片在老家的泥地上畫畫，看完《地道戰》《地雷戰》，就能憑記憶複原出戰爭裏的經典場景；念初中時，他被縣裏的重點中學招為美術特長生；1990年，他考進廣州美院油畫係，父親聽聞大為詫異：“畫畫都能上大學？”
在美院讀書的日子，後現代藝術風靡，弗洛伊德、基弗、弗朗西斯·培根，受到這些自由之聲的召喚，劉聲把畢業作品搞成了一個在當時很先鋒的藝術裝置。但他最羨慕的，還是聽到隔壁設計係的同學又通過外包手繪效果圖賺到了一桶金。“讀書的錢是跟親戚借的”，玩藝術多少顯得有點不識時務，他滿腦子都是怎麽幫老家的父母還錢。
劉聲在北坡村的筆記
1994年，大學畢業後，劉聲決定跟藝術一刀兩斷。拍完畢業照，他把大學期間的習作、顏料畫筆，統統丟在了宿舍，“一件都沒帶走”。90年代，正是中國經濟騰飛的開始，尤其在廣東，好像遍地都有黃金，“我們這種鄉下的窮苦學生，都有這種夢想：我要改變我的經濟命運，我要做老板。”
之後的十幾年裏，欲望像雪球越滾越大，“當了小老板，又想當大老板。”劉聲做過家具廠的設計師，也搞過裝修，在鎮子上租過一個門麵，晚上閘門一拉，開始通宵畫圖。
從美院畢業20年後，劉聲創作的第一張畫
他前後開了3家廠，其中兩家都以倒閉結局。劉聲察覺自己在做生意這條路上到處碰壁，給客戶打電話前，他社恐發作，“突然間就是不想打”；有人欠債，他不好意思開口要錢。他慢慢意識到自己的回避型人格，“經常大手一揮，這筆錢我不要了。”
2008年，劉聲去中山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別的同學都在課上討論得火熱，怎麽融資，怎麽做市場調研，唯獨他，天天去了睡覺，他這才接受：“我不是做老板的料。”
劉聲畫的自己和兒子
改變的契機來自於他的兒子。劉聲在廣東工作，兒子在北京讀書，由外婆照看。2013年底，他去北京接兒子放學，校門口，兒子的同學問他：聽說你是個畫家，對嗎？
這句話對劉聲的刺激很大，“因為小孩長期不在身邊，他又知道我老板做得不好，所以這是他可以拿來跟同學吹牛的。”不久後，劉聲專門去了北京黑橋，跟藝術家朋友聊了聊當職業畫家的可能性。
在廢棄的建築垃圾裏撿鋼筋的村民
春節過後，劉聲買來畫框、畫筆、顏料。第一筆下去，手都是抖的，他就從相對簡單的水彩開始畫起。他以自己居住的小區金沙灣作為原點，他畫小區裏的大爺大媽，綠化帶的園丁，也畫他工廠附近的故事。“看見什麽畫什麽”，如此悶頭畫了兩年。
房東“阿沛”的故事
“劉聲，你就是個中產”，多年前，有朋友這樣評價他，“住花園小區，100多平，買了車，不就是中產嗎？”
但劉聲不認同“中產”這個標簽。
2016年，劉聲搬離了位於佛山的花園小區，搬進了位於廣州番禺的城中村——西三村。到人群紮堆的地方，水產市場、批發市場……汗味和腥臭越撲鼻，他的內心越翻湧。城中村的握手樓擁擠雜亂，人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到極致，劉聲租住的工作室旁有一條臭水溝，也是村民的純天然垃圾場。
劉聲在城中村租住的自建房（上）；劉聲在城中村的畫室（下）
“夜裏會被臭醒”，劉聲的妻子有時會搬來看望他，她看不慣河道邊又黑又厚的汙垢，堅持每天拿水管衝洗。從早到晚還有各種排山倒海的噪音，在城市化急劇擴張的那些年，房子總是拆了建、建了拆。這樣的環境裏，劉聲一住就是快4年。
在西三村，劉聲認識了一群藝術家朋友，加入了一個叫做“居民”的社會實踐藝術項目。發起者希望，藝術家能走出工作室，參與身邊具體的社會現場。
《肥佬》係列畫在被丟棄的紙皮上
劉聲就從身邊朋友的故事畫起。肥佬是典型的廣東人，搞裝修的，“喜歡吃，很勤奮，努力賺錢養家，又很好玩。”
華哥是發廊老板，他說：“我覺得現在很自由，有飯吃、有錢花、有房住，還想怎麽樣”
華哥是發廊店的老板，生意一度做得風生水起。華哥身上有種江湖義氣，願意幫各路朋友們擺平麻煩，也懂得知足常樂，劉聲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種中國人身上普遍都有的、如徐坦所說的“動物性自由”。
木匠“瘋雷”的故事，一條蟒蛇在吞羊，講的是他和地頭蛇之間的較量
瘋雷是木匠，來自江西，是廣東本地人口中的“撈仔”（意為外地人）。他引以為傲的，是自己如何一路闖到廣東，在魚龍混雜的環境裏跟不同的勢力較量。
這些作品，都是用城中村最常見、也最不起眼的材料來做的。《肥佬》和《華哥》係列畫在被人丟棄的紙箱背麵；《瘋雷》用的是辦公椅裏被包裹在海綿下的木板。
釘子戶的故事（左）；阿沛講起老家的暴雨淹沒芭蕉地（右）
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西三村村民把自己的故事“抖”給劉聲。房東阿沛說起暴雨淹沒承包的芭蕉地，“睡覺的時候，整個床都浮起來了，後來就抱著小孩放在漂浮的泡沫裏”；“釘子戶”老倔頭，堅持十年，保住了高架橋下的自建樓；西三村民土勝說：“水流柴，不能上岸，隻能在水上生活，就是一塊水裏漂過的爛柴，漂到哪裏算哪裏。”
聊的人越多，劉聲也越理解村民奇奇怪怪的行為。馬路上堆垃圾，有時候是村民在一個地盤上宣告主權的方式；給仇人丟死老鼠，是一種比說理更有效的恐嚇方式；不想要的東西，習慣性放把火全部燒掉……在城中村的幾年裏，劉聲拍攝了上百G的照片、視頻，還包括大量的訪談和錄音。
畫畫的時候，劉聲不隻是旁觀者、局外人，共鳴是時刻發生的——生活大起大落，不確定感很強，從經商到畫畫，他仍舊在跟這種不可控的感覺鬥爭，“像浮塵一樣的感覺，我想在當下社會很多人都會有。”
劉聲接受一條的采訪
劉聲至今都帶著一種自卑感，比如說，他羞於談論自己人生的高光時刻；一去公眾場合發言，就緊張得要命。2024年，他的個展“返歸種番薯”在香港開幕，台下坐著20來個人，“話說不出來，就打結巴。”
他說這種自卑感源自於父輩的焦慮。自打劉身返鄉種田，村民的議論從來沒斷過：“他那肯定是破產啊，外麵賺不到錢才回來種地的。”這種壓力傳導給了他的爸媽：“我都快60的人了，他們還怕我吃不上飯。”
但顯然劉聲不再像前半生那樣，被金錢時刻牽絆。
劉聲在村子裏的生活
確定的是，做回藝術以後，劉聲說自己身上的“動物性”少了很多。以前他K歌、打牌、打麻將，去會所喝茶，社會上流行的那些消費文化，如今在他的身上已經無影無蹤。
他最感激的，是藝術增加了他的“社會性常識”。“做藝術，要去觀察”，開始關注人和公共事件後，他對“活著”這件事有了更深的體認和理解。他也相信：“你有錢沒錢，你都可以有同理心。”
《成功人士》（上）；《燈社》（下）
有時候，同行們問他，你都快退休的年紀了，為什麽還那麽拚命？他笑著回答：“你們都弄了十幾年了，我才開始，所以我要把時間追回來。”
“做藝術可以幫助我”，劉聲不想上升到任何宏大的、崇高的價值，他把這其中的意義落腳到自我，“從宇宙視角來看，人的生存在這個世上沒有任何價值，但是從人來說，你所做的選擇，做的事情能讓你活下去，這就是意義。”
結尾，他終於說：“我現在認為我是個畫家，而且做得挺好的，我就埋頭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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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湛江大哥，43歲轉行，10年畫盡底層荒誕
文章來源: 一條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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