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女子賈娜·戴維斯（Gianna Davis）認為自己一直在努力做對的事情。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神經科學博士學位的兩年裏，她全身心投入到物質濫用的實驗和數據收集中。

她在學校的辦公桌上放著已經去世父親的相框，在她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因為過度酗酒去世，她將照片放在辦公室就是為了隨時提醒自己，如今他的科研方向是開發一種治療該疾病的新方法。

戴維斯說“希望有一天，我的貢獻能幫助其他孩子留住他們的父親，這就是支持我堅持下去的動力。”

然而，去年秋天，她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被告知因“不可調和的分歧”，她的導師將不再與她合作，她因此被列入學術留校察看名單。郵件還要求她在幾天內收拾好桌上的東西。如果她不能找到新的導師和研究項目，她將失去在學校的學位。

戴維斯說：“獲得博士學位是我的工作，我沒有其他收入來源。而知道有人僅憑自己的意願就可以同時影響我的當前收入、未來收入和教育……這種情況絕不應該被允許。”

她口中的“有人”指的正是目前她在芝加哥大學的指導教授華人徐教授（Ming Xu音譯），根據網上資料，徐教授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係，隨後赴美在多所高等院校研究和任教。

戴維斯認為她的教授對她存在嚴重歧視。

她說：博士生能否順利獲得學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師，但導師通常幾乎沒有接受教學或指導的專業培訓。這種情況對學生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尤其是像我這樣在科學領域代表性嚴重不足的黑人女性。這是一種令人不安的感覺……你可以盡情學習，讀再多的書，追求最高水平的教育，但這些都無關緊要，你依然無法找到任何有效的方式去克服那些係統性障礙。”

戴維斯表示，她起初因芝加哥大學的學術聲譽而感到興奮，同時也對導師的研究充滿熱情。然而，她在學校的過渡並不順利。

她之前就讀於一所曆史悠久的黑人學院，那裏有很多黑人女性。而在芝加哥大學，她經常是房間裏唯一的黑人女性，甚至唯一的黑人學生。這種環境讓她感到既被孤立又無形。

“沒有人真正關心我說了什麽，或者我的學術貢獻和研究貢獻，”戴維斯說，“但與此同時，我又非常顯眼，相較於其他人，我受到的批評異常苛刻。”

戴維斯表示自己與導師的關係尤其緊張。作為她研究指導和成功的關鍵人物，導師卻經常要求她做一些瑣碎的任務，例如在周末搬運箱子——這些任務並未分配給非黑人實驗室成員。而且，他還暗示她不夠勝任，甚至告訴她要為自己被項目淘汰做好準備。

“很長一段時間，我選擇埋頭做實驗、收集數據、專注於工作……我的項目確實很有成果，”她說，“我收集了大量數據，但最終這些都沒能救我。”

戴維斯的導師未回應采訪或發表評論請求。一名芝加哥大學發言人表示，學校歡迎來自所有背景的學生，但由於聯邦隱私法，官員無法對具體學生發表評論。

“這種孤立感讓我懷疑自己很長一段時間，”戴維斯說，“直到有一天，同事拉著我說：‘我對你每天遭受的赤裸裸種族歧視感到震驚。’這才讓我意識到問題不僅僅在我頭腦中。”

去年5月，戴維斯向所在係的多元化與包容辦公室尋求幫助。她並不想讓導師受到處分，而隻是希望獲得一些關於如何堅持下去的建議。她和一位管理員共同製定了一個計劃，招募幾位支持她的教師作為她論文委員會的盟友。

然而，在她向幾位教授尋求支持後不久，她就收到導師發來的郵件，表達“深感遺憾”，得知她去找了多元化辦公室。

導師在郵件中寫道：“我有幸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與許多少數族裔人士合作，我的經驗一直非常積極，並未出現任何問題，我從未想過會有人認為我的行為涉及種族問題。”

之後，戴維斯表示，導師開始冷落她。他與她討論研究的時間越來越少，幾個月後，徹底與她斷絕關係。戴維斯被踢出實驗室，並被列入學術留校察看名單。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心理學教授安吉拉·拜爾斯-溫斯頓（Angela Byars-Winston）說:“問題不在學生，而在係統本身.”

她表示，多年來聽到像戴維斯這樣的故事後，她意識到，要讓更多黑人和棕色人種學生進入科學領域，不僅需要個別輔導，更需要修複他們所處的博士學習環境。而這需要從修複導師做起。

拜爾斯-溫斯頓指出，導師掌握著學生的未來，但往往缺乏成為好教師或導師的培訓，尤其是在指導背景不同的學生時。

她的團隊開發的培訓項目旨在幫助導師理解，種族和性別會影響科學家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對學生的態度。她認為，教授們需要具備這種意識，才能真正支持像戴維斯這樣的學生，他們所在的社區長期以來被排除在美國的學術機構之外。

戴維斯目前已向美國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提交投訴，指控她的留校察看是種族歧視和報複的結果。

她說：“我們付出了太多努力才走到今天，任何人都不應該僅憑主觀判斷決定我是否屬於這裏，必須製定保護措施，防止類似的事情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大家對這事怎麽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