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前總統卡特逝世,懷抱"中國情結"任內與華建交

1980年9月1日，卡特總統在默塞德學院講話。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於當地時間周日（12月29日）下午在喬治亞州的普萊恩斯（Plains, Georgia）家中逝世，享年100歲。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宣布了這一消息。

卡特於 1977 年至 1981 年間擔任第 39 任總統，是美國曆史上最長壽的總統。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表示，“美國和世界失去了一位非凡的領袖、政治家和人道主義者”，並形容卡特是“一位有原則，有信仰，謙虛的人”。當選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表示：“吉米擔任總統時所麵臨的挑戰正值我們國家的關鍵時刻，他竭盡所能改善所有美國人的生活。為此，我們都欠他一份謝意。”

卡特在任期間促成了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他是一位有著“中國情結”的總統。他從小對中國著迷，卸任後多次訪問中國，直到去世前幾年仍關注著中國。

在任期間，卡特簽署了曆史性的戴維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促進了中東和平。卸任後，他致力於捍衛人權和公共服務。2002年，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埃默裏大學（Emory University）政治學兼職教授劉亞偉對BBC說，“卡特總統是一位有勇氣、有遠見、有智慧的總統，他的勇氣遠遠大於對現實政治利益的考量。他的意義會隨著曆史的推移顯得越來越重要。”

卡特的“中國情結”

參加美國海軍時的卡特。

1924年10月1日出生的卡特，對中國的認識可以追溯到他小時候。

他的舅舅曾在美國海軍服役，駐紮在中國，時不時給年幼的卡特寄來明信片，讓他對中國有了最初記憶。

作為基督徒，卡特還從傳教士口中了解到，中國貧窮落後，需要幫助，於是每次禮拜他都會捐出一些錢，支持傳教士在中國的學校和醫院的工作。

後來卡特成為美國潛艇部隊的水手，在中國內戰晚期隨部隊到了青島、上海等一些港口城市。在那裏，他們與國民黨政權、澳大利亞、大不列顛和美國的船隻進行反潛戰演習。這一經曆再次點燃了他對中國的興趣，他開始持續關注中國曆史。

卡特及其部隊的到來原本是為了給與蔣介石政權一些心理支持，並且試圖證明共產勢力還沒有完全控製大陸，但他們卻見證了國民黨統治的搖搖欲墜。

“我們能看見毛澤東的共產黨軍隊在附近的山坡上升起篝火，還注意到國民黨用槍強行徵募小男孩和年輕人”，卡特在一本傳記中寫道。

後來中國共產黨徹底打贏了內戰，在1949年建立了政權，國民黨則退守台灣。接下來的30年裏，美國繼續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改變世界的一周”

1979年，鄧小平和卡特簽署中美協議。

自從1977年入主白宮後，卡特便不斷尋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契機。

“我知道美國憲法將外交承認的唯一權力賦予了總統，如果能與中國領導人就台灣人民的待遇問題達成適當的協議，我就決心行使這項權力”，卡特在其傳記中寫道。

美國國會和台灣遊說團體的層層壓力讓卡特決定親自負責與中國接觸。他任命時任汽車工人聯盟（United Auto Workers）主席、被稱為 “談判專家”的倫納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與中國進行秘密談判。他們繞過國務院，直接從白宮向駐中國的代表發送函電。

數月過去了，談判並沒有進展。後來卡特又派遣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反蘇幹將”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前去。最終在1979年1月1日兩國正式建交。

卡特還把成功建交歸功於中國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

“我們對鄧小平和他的迅速行動印象深刻，他同意接受我們與台灣的一年期條約，承諾中國不會反駁我們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並且讚成在條約期滿後向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卡特在傳記中記載。

鄧小平在1979年2月訪問德克薩斯州，他頭戴牛仔帽的形象令美國人印象深刻。鄧小平向卡特保證，將對中國進行改革開放，這與卡特推動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的想法一拍即合。

兩國建交時距離美國前總統尼克鬆（Richard Nixon）1972年2月著名的訪華之旅已有7年，這期間水門事件阻礙了美中兩國建交。即便1975年福特總統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和鄧小平接見，也沒能實現建交。

尼克鬆總統在訪華期間與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了《上海公報》，為雙邊關係正常化奠定了基礎，他的訪問通常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

中國似乎對尼克鬆訪華以及此前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秘密訪問過於著迷，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卡特對中國建交的意義。

卡特中心的劉亞偉認為，這部分原因是因為卡特在入主白宮後，將人權戰略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人權是中國的弱點。另外，卡特曾在卡特中心推動監督中國基層民主選舉，中國可能以為他是奉美國政府之意到中國進行和平演變，從而有了誤判。

2001年9月5日，前總統卡特在周莊鎮全旺村向新當選的地方官員致意。卡特曾敦促中國在鄉鎮和縣級舉行直接民主選舉。

除此之外，由美國國會製定的《台灣關係法》在卡特總統任期內通過，這也令他在中國備受爭議。該法準許美國和台灣人民在美台斷交後繼續保持經濟和文化關係，並且指出美國的政策包括“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此後美國依據該法多次向台灣銷售武器。

即使如此，卡特在1979年成就了美國與中國建交，兩國關係從此進入新時代。

劉亞偉說，如果說基辛格訪華是“破冰之旅”，打破了從1949年到1971年20多年來中美互不交往的狀態；那麽尼克鬆訪華相當於“打開了一扇窗”，讓中美之間可以相互瞭望；而最終，是卡特總統“把門推開了”。

卡特也將美中外交關係正常化視為他“在白宮期間完成的最有長遠意義的重要成果。”

他在《美國之音》的一次訪問中說，“自1979年以來太平洋沒有發生任何戰爭，部分原因是我們與中國的良好關係”。

1979年1月31日，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從左到右：鄧小平的妻子卓琳、卡特總統、第一夫人羅莎琳、中國領導人鄧小平。

政治代價

與中國建交也令卡特總統遭受了沉重的政壇壓力，並因此付出了代價。

時任亞利桑那州的聯邦參議員巴裏·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又譯：貝利·高華德）等人以違憲的罪名將卡特告上聯邦法院，聲稱總統不能繞過國會中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實際上，雖然尊重國會是基本傳統，但美國總統的確有這樣的權利。

國會以高票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繼續承諾並承擔保護台灣。這一舉動重挫了卡特的執政能力。

在1980年的總統選舉中，卡特僅獲得了6個州的選票，他的對手裏根（Ronald Reagan，雷根、列根）贏得了44個州。

導致卡特慘敗的還有1979年伊朗革命引發的人質危機。當時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占領，數十位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被當作人質扣留。營救過程並不順利，許多人認為，是卡特沒有能力處理這類事件。

另外，卡特在任期間正值美國社會遭遇嚴重的通貨膨脹。他沒能控製飛速上漲的物價，令選民進一步質疑其執政能力。

美國曆史學家、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曆史和新聞媒體研究教授戴維·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撰文指出，“卡特有許多令人欽佩的政治觀點和直覺，但如果評價他的總統任期，可能會墊底，或者最多被評為一般。”

“公平地說，他是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治理美國。他在國家士氣低迷時意識到出現了‘信任危機’，人們因為這一點而記住他，但他也無法解決那場危機。”

意義日久彌新

1978年9月18日，在白宮，卡特與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在簽署戴維營協議後握手。

卡特給這個世界帶來的意義正隨著時間流逝而曆久彌新。

在外交方麵，他促成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間曆史性的“戴維營和平協議”。這一協議是防止中東戰爭的關鍵，也為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進行對話鋪平了道路。

他還簽署了《巴拿馬運河條約》，結束了美國近一個世紀對巴拿馬運河的控製，將運河歸還給巴拿馬，被視為美國對拉丁美洲政策一大益處。

在美國國內，卡特在環境問題上態度強硬，被視為一位“環保總統”。他推動了在保護土地等方麵的重要立法，並且成立了能源部——在此之前，美國總統通過一些委員會或國會對能源政策施加影響，而沒有集中的行政管理機構。

他認可國家需要可再生能源，於是通過在白宮屋頂安裝太陽能電池板，來強調太陽能的好處。在一次全國講話時，卡特穿著一件羊絨衫，說白宮的暖氣降了幾度，以此督促每個美國人效仿，這樣可以節省很多能源。

卡特重視多元化，他在任職總統期間任命了許多少數族裔和女性擔任重要的行政和司法職位，包括40多名女性擔任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Joan Ruth Bader Ginsburg）就是他任命的，後來成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離開白宮後，卡特和妻子在亞特蘭大創建了卡特中心，致力於推動人權、監督全球選舉，以及消除貧困。他持續揭露貧富差距的現象，以及虐待女性和女童事件——他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侵犯人權的行為。

這些工作以及此前的戴維營協議獲得了諾貝爾委員會的認可。2002年，該委員會授予卡特諾貝爾和平獎。頒獎詞中寫道，他“數十年來為尋求和平解決國際衝突、推進民主和人權，以及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不懈努力”。

卸任後持續“中國情結”

2009年1月12日，前總統卡特在北京舉行的中美建交30周年慶祝晚宴上。

與其他美國總統不同的是，卡特在卸任總統後依舊與中國保持密切往來。

他多次以前總統的身份多次訪問中國。據卡特中心的劉亞偉回憶，在1981年到2014年期間，卡特至少十幾次到訪，尤其是在1997年以後卡特中心在中國的項目有所增加。

“沒有哪一位美國領導人在離開崗位後，還跟中國有這麽盤根錯節的關係。按照卡特自己的話說，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擊人”，劉亞偉說。

轉眼數十年，現在的美國政壇幾乎全盤否定了前幾屆總統對中國的接觸政策。這不免令這位當年成就建交的總統感到遺憾。

劉亞偉教授說自己總共接到過兩次卡特總統的電話，第二次是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當時已經97歲的卡特說，申請到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拿不到簽證了，問他能不能找到拜登政府內部的人解決問題。

劉亞偉告訴他，“我們找什麽拜登政府內部的人，你是民主黨的老前輩了，要找拜登，直接給他寫信就好了。”

後來卡特中心起草了一封信，當天就收到了卡特的修改和批複，次日便通過被拜登提名為國務卿的布林肯轉交給拜登。

“我在卡特（中心）20年，從來沒有見過哪一次卡特總統的信能在一天完成”，劉亞偉說。盡管年事以高，但他“時時時刻都在關注著由他親自啟動的中美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