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絡文學“掃黃”：道德至上VS“恐怖治國”

中國警察出動“掃黃”(STR/法新社圖片)

一場持續近半年、對台灣成人網絡文學平台“海棠文學城”的作者抓捕事件算是有了結局。

12月初，一個筆名為“從此沒此作者“的微博發文，講述自從八月被抓後，“猶如墜入地獄“，“恐懼讓我幾乎夜夜失眠“，”覺得天塌了“。他慶幸自己得了一個緩刑兩年的結果，雖然“不知何時能還清欠款過上真正正常的生活“，但還是覺得“在外麵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並警告說“我們郭家不允許寫就是不允許寫，就算在外站寫隻要你在這片地土地就都會被抓，不要有僥幸心理”。

隨後幾天，網絡上傳出一些被抓捕作者的結果，一位已退贓的海棠頭部作者被判刑“四年半“，一位沒有錢退贓的作者被判了五年半，還有一些小作者通過全額退贓、預繳了一倍罰金獲得了緩刑兩至三年。但在中國的裁判文書網上，至今並沒有案件的判決文件，大家隻能從網絡上零散的信息猜測罪名是“傳播淫穢色情作品牟利罪”。

“對，沒有看到官方文件。我覺得這件事情詭異就在這裏。”有十餘年網文閱讀經曆的李華（化名）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我感覺政府每次處理這一類型的事情的時候，好像就是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就是你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被抓，也不給你一個說法，也不給你一個標準。”

“我早就不覺得新鮮了。”另一位曾是中國網絡文學作者肆月舒（化名）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每年都有一些網絡作者被抓，被判刑，現在大陸的平台基本都收得很緊了，海棠的特點是個台灣平台，現在就連在海外平台上的寫也不安全了。”

中國時評人小武（化名）認為中國大陸對境外平台的中國作者開展審查也附和其一貫的邏輯。他在電話中對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台灣的也好，香港的也好，隻要是用中文寫作的這種平台，那最大的讀者市場肯定還是在中國的。如果從《國安法》的邏輯看，中國就是覺得他有權力管的。”

一名網民對抓捕事件的敘述(微博截圖)

審核標準的隨機性

據澎湃新聞2024年3月發布的《網絡文學平台生態抽樣調查報告》，至2023年底，中國網絡文學作品總量已達到3458.84萬部，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產生了《慶餘年》《蓮花樓》《開端》《步步驚心》等成功改編為影視作品的IP，在2022年時，用戶規模就已達4.92億，正在改變中國文學的傳播路徑。

肆月舒從初中開始就成為了中國同人小說（以現有漫畫、小說、影視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節或背景設定等元素進行的二次創作）的作者，在多個平台都有創作經驗。“網絡文學最開始興起就是因為門檻低，隻要有興趣，誰都可以寫寫。”她說。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發現自己發布的內容消失了，這才知道，原來網絡文學有“審查“。但回想這麽多年的網絡創作經曆，她最大的感受並不是審核的存在，而是審核標準的隨機性，“就是其實你也並不知道到底什麽是可以寫的，什麽是不能寫的，原來能寫的，隨時就可能不能寫了”。

具體到此次抓捕所涉及的“黃色內容“，肆舒月和李華都表示，網文作者門檻低，質量參差不齊，早年間有很多色情內容存在，有些是純粹的“黃文“，但有些色情內容是為了情節發展而存在，“寫愛情小說不可避免會涉及一些性的內容”。

“非要嚴格管控的話，很多文學作品也有涉性的內容。”小武對中國政府在“掃黃“上的堅持一直不理解，“莫言的《豐乳肥臀》、陳平原的《白鹿原》還有賈平凹的小說都有大量的露骨內容，這些算不算呢？要我看也算的。”

對一些靠網文為生的作者來說，色情內容有時候也是獲得流量的手段。李華介紹說，網文的競爭非常激烈，尤其是新手作者，要想被讀者和平台看到，有時候會設計一些這樣的情節，希望獲得一些流量。“靠網文為生的作者也很辛苦的，據我所知，很成功的作者，一般一天更新三章，得一萬多字，一個月的收入最多就是兩萬塊錢吧，這還得被平台推薦的，大概是一千次6塊錢左右。大量的作者其實不賺什麽錢，我看過作者一天就賺0.1塊錢。”

肆月舒也表示，尤其是在同人小說圈內，靠興趣支持的作者更多，是否賺錢是其次。

事實上，中國境內的網絡文學發布平台如晉江文學城、起點中文網網等，從2015年起，就逐漸收緊對內容的審核。李華說，“原來還可以有一些隱晦的寫法比如“大戰八百回合“或者“水乳交融“什麽的，現在這種也不行的，脖子以下都不能寫也看不到了。所以這輪抓的作者都是海棠的，因為這類內容在境內平台已經完全不可能發布了。”

中國網絡上流傳著不少調侃晉江文學城審核的笑話。該平台的機器審核會自動將不符合規定的字詞替成“囗囗“，比如，當作者寫道“他生性愛自由“，最後隻會顯示“他生囗囗自由“，如果作者寫“他蹲下身撿起……“，最終會顯示為“他蹲囗囗撿起”。

這種審核不隻針對色情，也包括時政敏感詞匯，盡管作者本意與政治無關。李華舉例說，“如果你寫八九不離十，最後就會變成：囗囗不離十。”

不過，在各大APP壟斷流量的背景下，一些中小平台又會利用一些色情內容去爭取讀者、擴大流量。小武就曾接到過一些中小平台的邀請，並明確說希望能寫一些“擦邊“（中國互聯網用語，指使用非直接的但容易讓人聯想到色情的挑逗行為或文字）內容，“還告訴我說比寫時評賺得多“，他認為，“平台也不是無辜的，也會利用這些漏洞擴大自己的收入，政府查起來再收緊。”

標準的隨機性存在於各個環節。肆月舒曾計劃過在中國漫展——中國最大的同人作品交流展會——將自己的作品印刷出售給粉絲，都已經征集好冊數，做好了印刷前的出版和設計，但在印刷時被印刷廠拒絕，理由是“接到通知，不能印刷這類作品”。

“我們也知道可能會需要書號，之前很多作者也都印過，所以想試一試，沒想到就是不行。但是，今年在杭州舉辦的漫展，杭州要大力推廣，市長和文旅局長都去了，又能印刷出版了，你看，那些法律還是存在的，但有時候手鬆一下，有時候緊一下，你就更搞不清楚什麽時候是可以的。”

厭倦了幾年一次的波折，肆舒月現在隻在國外的平台發表自己創作的同人內容，她用一種很無奈的口氣談到這種選擇：“我覺得真實的原因就是審核它是一個政治任務，是網警的工作，所以它永遠是在進行中的，永遠都會存在，它不可能改變，也不可能停止。”

被捕者家屬對事件的反應(微博截圖)

被規訓的讀者與紅色基因作者

讓作者們困惑的不隻是模糊的規定、曖昧的平台，還有讀者。

小武認為，網絡文學在中國能夠獲得大量的讀者，根本原因是中國普通百姓獲得快樂的成本很高。“在中國普通人想要放鬆一下，讀這種文章的話門檻就比較低，一個手機，有網，有時候充十幾塊錢就可以享受服務了，但現實社會中你就跟朋友去一次KTV他也要消費好幾百塊錢，在這種比較逼仄或者壓抑的社會狀態下，又沒有排解或放鬆的渠道，所以才有大量人湧入網絡小說或者抖音這種網絡視頻的渠道，這其實就是一種低成本獲得快樂的渠道。”

已經讀研究生的李華喜歡看網絡小說。她坦率地承認，“我有時候就是想體驗一下這種單純的感官刺激，我覺得這也是人類的本能。“她現在在國內一個網文平台閱讀，閱讀不收費，但有廣告。嫌看廣告煩，她還是購買了會員，“一年也就100多塊錢”。

但對肆月舒來說，讀者也正在成為審核係統的一部分。這個風氣其實2019年晉江文學城在一次“被喝茶”後引入的機製，鼓勵讀者去舉報作者，以幫助平台完善審核機製。

“現在發展成讀者要幹涉你寫的內容，比如你寫一部校園戀情小說，但還想寫他們從學校畢業後的發展，那你需要在作品前麵打tag，如果你不打tag，就會有讀者投訴；或者我寫A和B的感情，然後我又引入C，但有讀者不喜歡C，他就要舉報你。”肆月舒覺得自已本來是就是出於興趣才寫作的，“但我現在既要被係統審核，還要被讀者審核，我不想過這樣的日子”。

但在李華看來，因為讀者中有許多“小粉紅“，網絡作者也要向紅色轉變。她看過一個修仙小說，女主角從現代社會穿越到了一個人們生活很不好的修仙時代，寫到三百多章時，作者突然解釋為什麽選擇這個女主角去穿越，“主要原因是這個女主生活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而且不單純是社會主義社會，而且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人民過得特別好，他希望這個女主穿越過去也把那個世界改造成這樣的社會”。

李華說：“我看了以後紅色教育真的是入腦入心入肺，要麽就是紅色基因本來就是在這些作者身體裏麵，真的很恐怖。”

肆月舒認為，網絡風向就是社會風向轉變的體現。“讀者現在可以因為你寫了他不喜歡的人物舉報你，將來就可能以你不符合社會主義價值觀來抨擊你，作者就完全失去了自己創作的自由，也就沒什麽樂趣了。”

“你自己就可以過得那麽快樂，還要我政府幹什麽呢”

此輪被抓捕作者的罪名多是“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根據中國《刑法》，這一罪名是指以牟利為目的，製作、複製、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罪行，通過互聯網複製、分享、展示亦屬於傳播的一種。

而對於這個罪名的量刑標準是2004年出台的一份司法解釋。其中規定：點擊次數超過1萬次或收入超過1萬元以上即可立案；點擊達到五萬次以上或收入達到五萬元以上，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區間量刑；如果點擊次數達到二十五萬次以上或收益超過二十五萬元以上，即可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區間量刑。

廣東律師陳兆楠對這一量刑標準發表了評論。他以盜竊罪的量刑作為對比，在廣東一類地區，盜竊金額在10萬元以上，量刑區間才會超過三年；盜竊金額超過50萬，才可能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區間量刑。他認為，在同一違法所得數額的情況下，“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往往麵臨較高的刑期，量刑標準是相對嚴苛的”。

陳兆楠還提到“海棠“作者的取證難題：如果是境內網站，公安機關可以控製服務器，調取內部數據，但因為“海棠“是台灣平台，公安機關隻能依靠前台點擊取證，但很多網絡平台采取虛構、人為設置點擊數的運營手段，導致目前無法獲得“海棠”作者的真實閱讀數據。

同時，一個作品不可能每個字都涉及色情，是否需要區分淫穢內容的收入與非淫穢內容的收入，以及具有藝術價值的兩性描寫是否能夠定性為淫穢內容，都是需要討論的。但現實是，鑒定一部作品是否為淫穢色情作品，根據相關規定，是“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治安部門“，”指定兩名政治、業務素質過硬的同誌共同進行，其他人員一律不得參加”。

自稱網絡作品《六朝》作者李鑫（筆名為龍璿、紫狂）家屬的一篇博文就對此提出異議：一審在“短短14天內對39部作品總計2億字書籍的審查——平均每天需閱讀相當於23本《三國演義》“，鑒定李鑫的網絡作品《六朝》為淫穢作品，“明顯違反常識”，並以其在十餘年寫作中獲利30萬元，判處10年有期徒刑。

網絡熱議的焦點還包括量刑的起點僅從5萬次開始，但以被抓捕的海棠作者“遠上白雲間”為例，其十年累計的點擊量早已超過這一標準數千倍。

小武認為：“中共就是定一些入刑標準非常低的罪名，我覺得他們就是想用這個來鉗製老百姓的生活，讓你覺得時刻有一種很容易觸犯法律的可能，讓你形成一種恐懼感。”

肆月舒對此深有感觸：“我第一次被刪文就感受到了審查製度和它的恐懼性，因為這個東西是一種很直接的方式告訴你：你這個人不存在了。因為網絡社會上是不能脫離信息存在的，如果你的信息都沒了，你就直接消失了。”

她還認為，“如果真的想保護未成年人，我們可以使用分級製度，把各種級別作品的標準定義清楚，分清楚閱讀的人群，包括影視作品，不就解決問題了嗎？成年人看一點兩性的內容，有什麽危害呢？比在旅館裏放攝像頭偷拍危害還大嗎？”

“如果說傷害，我覺得色情內容不如戰爭片給未成年人的傷害大。”李華至今還記得小時候看過的《七三一部隊》：“嚇得我好幾天做噩夢。現在讓未成年人看的很多愛國片，抗美援朝什麽的，血腥場麵都很多。小孩子其實理解不了一些色情的暗示，但是都能理解血。”

談到網文“掃黃“的原因，李華的感受是，“就像大學生夜騎事件後來被禁一樣，中國政府就是不希望你有未經允許的高興，你要高興也必須在它規定的方式裏，為祖國強大高興，為高鐵又開通一條高興，但你不能自娛自樂。你自己就可以過得那麽快樂，還要我政府幹什麽呢？”

“道德越緊，反彈越大。”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劉曉蕾在評論《金瓶梅》產生的時代背景時這樣寫道：“當道德過於高調嚴苛時，文學卻要為人性辯護，爭取生存的空間。這也是明代色情小說泛濫的重要原因。”

中國曆史上幾次重演類似的場景，比如文革末期，大量流傳的手抄本《一雙繡花鞋》和《少女的心》。

李華覺得，這個景象可能還會重演。“就像小孩子，你越不讓他動的東西，他就越想去動。你要去做一件社會上禁忌的事情，反而會產生更多的刺激。”

小武提到，大約十年前，微博上一些公共知識分子被以“嫖娼“的名義抓捕或判刑，可以看做看似“道德至上“實則“恐怖治國”這一邏輯的開端。隻不過，那時大家還可以討論一下案件的審判是否公正，但如今，這些案件連被討論、甚至看到的機會，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