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藥桶上蹦迪的青年！這裏太難了 能走的都走了…

和小紅書上諸多家人們一樣，旅行作家劉子超也是一位“長期主義穿搭”愛好者。

他甚至為此打磨出了一個出行公式：無論冬夏，4件上裝，4件下裝，排列組合，你就可以擁有16套靈活就業人員ootd，和靈活拎包上路的自在心情。

時鍾撥到2022年11月，距離他的上一部作品《失落的衛星：深入中亞大陸的旅程》出版剛過2年，對於“何時能放開”，每個人的心裏都還沒數。劉子超決定先動起來。他先搭飛機到巴黎，打算向南取道西班牙，經直布羅陀進入北非，隨後也許是西非。如果不出意外，這將會是一個暖冬。

果然還是出了意外。人到了巴黎，行李被航空公司忘在了北京。事後分析，多半是限製太久，連機場工作人員也忘記了國際托運該怎麽操作——一種重新連接與流動的後坐力。下一班飛歐洲的航次會在三四天後落地阿姆斯特丹。不久前荷蘭剛切換冬令時，就快下雪了。

就像一個小小隱喻，計劃從落地的那一刻就被改變了，個人意誌拗不過的東西太多，索性就地改變方向，做些計劃與準備，一塊叫“巴爾幹”的土地就這麽顯化在坐標係上。不久前它還叫南斯拉夫，再早些叫魯米利亞，它曾屬於阿拉伯人、羅馬人和土耳其人，而自從“民族”作為一種看待和理解世界的視角降臨後，那裏像水銀珠子似的碎裂成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波黑、科索沃等新的名字。這裏多民族、多宗教、多種族雜居，曾位於一戰、二戰、種族屠殺、冷戰、圍城戰與國家解體的中心，如今在我們的敘事中，它最廣為人知的名稱是“歐洲火藥桶”。

又兩年後的11月，我在幹燥晴冷的北京再度見到劉子超。帶著這趟旅程寫就的新書《血與蜜之地：穿越巴爾幹的旅程》，他從一件長期主義行李在長期不出國後被遺落的插曲講起，話題掠過李子白蘭地和土耳其咖啡，在塞爾維亞和年輕男女們蹦迪，許多人失業或幹數份兼職；聽科索沃青年的音樂夢，他的表妹在內戰中被當街射殺，如今他在房產中介公司做銷售；與北馬其頓的年輕牙醫聊她的“社畜”日常，夾在職場不平與情場失意中，族群間的齟齬像顆幼時就壞掉的齲齒。

我問劉子超，在全世界年輕人日子都不大好過的此刻，巴爾幹的年輕人過得怎麽樣？

他說，活在當下。畢竟這裏是巴爾幹。

“你們又不是生活在波黑，

為什麽要躺平？”

語言是跟著思想走的，恰如“打工”在多年後再度回歸我們的日常詞庫，而“晃膀子”也升級煥新為“citywalk”那樣。

在生活閑散的澳洲，人們愛把“Watch the World Go By”（看著世界流逝）掛在嘴邊，你幾乎可以立刻賦予這句話一個畫麵：烈日，農場，筆直公路，成群牛羊，穿著汗衫大褲衩子正喝著啤酒的人，時間流逝與你兩不相侵。而在巴爾幹半島，人們用波斯尼亞語髒話互相詛咒：“你家房子上CNN新聞了”，意思是起火了和爆炸了。據說，這是由於在30年前的波黑戰爭期間，CNN曾大量報道當地起火和爆炸的畫麵。

莫斯塔爾分界線上的廢棄建築，圖源：新經典出版社

在波什尼亞克族與克羅地亞族長期對峙與分裂的小城莫斯塔爾，人們擁有兩支消防隊、兩套郵政係統、兩個垃圾回收廠、兩家熱門夜總會與兩本曆史書。波什尼亞克族向導埃斯梅爾的父親在戰爭中被俘，並被關押在距離莫斯塔爾不遠處的集中營裏。一百四十五天的集中營生活讓這位軍人變了樣。創傷再也未能痊愈，如今老人每天要抽三包煙，並固執地拒絕服用任何改善自身慢性病的藥物。而在克族向導達米爾的記憶裏，戰爭爆發前兩天正好是他七歲生日，母親給他準備了一個滿是水果的大蛋糕，村裏不少房屋在戰時成了廢墟，但達米爾家的房子幸存了下來，“戰爭記憶就是個體化的、私人化的。”

碎片化的個體記憶外，卻總有更冷硬的統攝調。南斯拉夫於1992年走向解體，動蕩催生貧困，貧窮為一切打上死結。工作崗位少，有了工作後工資少，沒工作的話掙錢的機會也少，這是大多數本地青年麵臨的現狀。而他們選擇回應的方式多少帶點巴爾幹特有的支棱：蹦迪。

夜生活甚至成了巴爾幹族群間鮮少願意達成的某項共識。在克羅地亞時，一位朋友告訴劉子超，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擁有整個巴爾幹地區最棒的夜生活。如果在兩個裏麵再選出一個，哪怕兩國間關係再緊張，這位克羅地亞人說，那還得是貝爾格萊德更厲害。

於是，踏入塞爾維亞首都的那刻起，劉子超就開始尋覓當地夜生活的入口。結識當地大學生約瓦娜後，她兩眼放光地告訴劉子超，貝爾格萊德最有名的一家夜店叫“the BANK”，“午夜前都太早，那裏的高潮在淩晨四點左右。”

那天，從不熬夜的劉子超八點就開始睡覺，隻為在半夜十二點的鬧鍾響起後能夠起身去“嗨”。那天是中國除夕夜，這棟薩瓦河邊的廠房裏音樂轟鳴，氣氛果然在四點後到達巔峰，尖叫聲和彩色紙屑在燈光下交纏，穿皮衣的女孩手持衝鋒槍和裝滿美元道具的麻袋，以誇張的姿勢將美元灑向人群，香檳“嘭”地開啟，酒漬在皮膚上留下光點。那晚劉子超收獲滿滿：被引薦認識了當地“電商教父”彼得洛維奇，共話TikTok爆款密碼——教父手握紅牛，自稱是塞爾維亞的傑克·馬；見證了年輕時尚博主們的嫻熟拍照技巧；在濃霧彌漫的街口被一個吉普賽樂隊包圍，無奈動用鈔票才成功從手風琴與手鼓中脫困；以及在次日獲得了此行最為天價的信用卡賬單——他嚴重懷疑，那天他稀裏糊塗為周圍的好幾記開瓶的悶響聲買了單。

入夜後，這裏的年輕人有種不問來處和去處的嗨，自我被釋放在致幻劑量的音樂與酒精裏。在波黑，劉子超試圖與達米爾討論“躺平”，在明知某個更好的未來隻會是一種想象後，他說，中國的許多年輕人也會像你一樣，選擇躺平。他本以為這會激起遙遠的共鳴，卻被達米爾的反問噎住，“你們又不是生活在波黑，為什麽要‘躺平’？”

生活在波黑究竟意味著什麽？

“如果有一天，你聽說我們出事了，說明我們已經陷入大麻煩了。因為隻有發生大麻煩的時候，外界才會關注我們。其餘的時候，我們都被輕蔑地忽略掉了。”

貝爾格萊德公交車站，圖源：新經典出版社

在前往科索沃的首府普裏什蒂納的破舊小巴上，劉子超結識了一位阿爾巴尼亞青年利裏頓，據說，這是1991或1992年出生的科索沃男孩才會有的名字——在阿爾巴尼亞語裏，利裏頓的意思是自由，這是當地阿爾巴尼亞族對1990年代初塞爾維亞剝奪科索沃自治權的自發抗議。

高中輟學後，利裏頓和另外幾個同樣無所事事的朋友成立了一支樂隊，音樂是他從小的夢想。他寫歌，錄小樣，甚至還自己出過幾張專輯，這些最終無疾而終。“太難了，這裏是科索沃。”對於夢想的隕落，利裏頓這樣向劉子超總結。

“可是，我的朋友，別忘了杜阿·利帕也是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

“是啊哥們兒，她的確是阿爾巴尼亞族，但她是在倫敦長大的。”

能離開的人都走了，留下來的都是沒辦法的人。他隨後說道。

如今，利裏頓在一家房產公司找了份工作，主要服務那些駐紮在科索沃的北約外交人員，憑借自己在社會上的遊蕩和打拚，他逐漸掌握英語，“在普裏什蒂納要是想要大麻和女人，利裏頓能搞定一切”。而在逼仄的小巴與集鎮間，他的音樂有了一位來自異國的聽眾。劉子超最喜歡的一首叫《我不在乎》，後來一位科索沃的朋友告訴他，“歌詞在阿爾巴尼亞語中的表述非常獨特，歌曲將愛與承諾、苦難與希望巧妙地交織在一起，而雪花與深淵、黎明與黑夜等意象接踵而至，強烈地撞擊著聽者的心弦。”

在被忽略掉的角落，年輕人將白天的時間獻給數份兼職，賺取微薄的歐元，再將夜晚留給呐喊、美鈔道具、伏特加、白蘭地、香檳、紅牛和音樂。

和平環境中長大的小孩天然相信奮鬥，相信努力與成功之間的因果聯係，相信房屋與三十年貸款。而在巴爾幹的詞典裏，三十年太長，一百八十五天足以摧毀一個健全的人格，一顆流彈會讓溫暖的身體永久睡去，明年的事情誰又說得準呢。

巴爾幹沒有長期主義。

杜布羅夫尼克跳水的人，圖源：新經典出版社

一場漫長的忍受：

作為一個普通人活著

劉子超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采訪者。很長一段時間，他對國內當下發生著什麽、媒體報道著什麽都喪失興趣。旅行是種他感受生活的方式，遊離的狀態令人上癮。每抵達一個地方，他會找人聊聊天，喝杯酒。“找誰聊”也不是一個真正存在的難題，總會有人主動出現，開啟一個想要展開的話題，“其實你要找到的隻是能跟你做有效交流的人，而不是你跟所有人都進行有效交流。”

她們說的時候，他通常隻是聽，極偶爾問些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在經曆了斯雷布尼察大屠殺的幸存者家庭裏，劉子超喝著主人準備的奶油南瓜湯，注視和傾聽這個沒有男性存活的小家如何勉力支撐下去。他向我打了個去深海潛水的比方，在一個有珊瑚礁和魚群的地方，哪怕海麵此刻波浪滔天，海底都是感覺不到浪的，“你隻會感到一種平穩、有節奏的小的波動，你甚至能看到那些魚群依然還是放鬆地遊弋在珊瑚之間。”那些新聞與熱點有時就像海麵的浪與浮沫，但這個時代真正重要的一些東西，其實是海底那股潛流，它並不激烈，但在往一個特定的方向波動。“我覺得我的旅行寫作，其實就是把遇到的故事、把他們的人生置於潛流裏頭去觀察。”

米特羅維察的年輕人，圖源：新經典出版社

分享者會說起自己的民族經曆了什麽，說到自己的家庭經曆了什麽，有時則隻是想聊聊自己的普通生活。離開巴爾幹後，他經常想起的是一個來自北馬其頓山裏小村的女孩。女孩也叫約瓦娜，在奧赫裏德湖邊的小鎮上做牙醫，她說起自己的家鄉，在北部靠近科索沃的大山深處，那裏隻有不到一千口人，生活著馬其頓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土耳其人。家鄉附近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不少靈驗的傳說在婦女們口中傳遞著，許多渴望懷孕的女人會專程去那裏祈禱。約瓦娜一臉認真地說，真的很靈。她的媽媽去祈禱過一次，結果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裏生了八個女兒。

她是家裏老四，三個姐姐都已嫁人，如今催婚壓力也輪到了她頭上。她還講起愛看的英文愛情小說和韓劇，講起為了節省開支住在通勤時間加倍的另一個小城，講到和大學男友分手後如何慢慢放下，以及最近在追求她的阿爾巴尼亞男人，雖然這是一段絕無可能的感情，“他是阿爾巴尼亞族，信奉伊斯蘭教。如果嫁給一個穆斯林，我就必須改信伊斯蘭教。我的父母是不會同意的。”

約瓦娜工作的診所老板也是阿爾巴尼亞族，“老板有時會把本該由護士做的事情交給我，比如打掃衛生、準備器械。”她還補充說，自己每周上六天班，每天八小時，但老板隻付六小時的工資，她每月的收入約合人民幣不到三千塊。等她攢夠了錢，攢夠了客戶資源，就可以結束這場忍耐，去更好的診所、過更好的日子了。

劉子超的旅途結束於巴爾幹半島的最南端，希臘。這個自2009年國家財政始終搖搖欲墜的歐洲國家，正和它的普通民眾一起經曆殘酷時代：最低工資下調22%，養老金削減40%至50%，公共部門裁員過萬。民眾抗議成為家常便飯，劉子超正巧趕上其中的一場。抗議很快發展成為狂歡，大學門口人群越來越多，“迷幻樂隊、說唱歌手和搖擺舞團相繼登台獻藝。氣氛相當熱烈——每當有路過的車輛鳴笛聲援，學生中間就爆發出陣陣歡呼聲。”

他問人群中剛認識的大學生瓦萊麗，這次的抗議能否起作用。

“我們幾乎每天都在抗議，但什麽都改變不了。”

愛琴海邊的薩洛尼卡，圖源：新經典出版社

受困感從很久前就攫住了人們。

也許首先是四堵牆壁和一張口罩，隨後是一種失去開放性未來的惶惶，然後在一個遍地是擱淺死亡的經濟體灘塗上，被一個叫做“人生是曠野”的概念。年輕人被頻繁拋置進難以招架的處境，被疲憊感圍困，慢慢地，死亡變成未經證實的謠言。巴爾幹很遠，血淚過重的地方空氣稀薄；但它在此刻貼得如此近：我們共同忍受著大大小小、形式各異的喪失。從某個時刻開始，宏大的時間不再是棲身之所，我們活進對一個個日子的漫長忍耐裏。

作家李翊雲在描寫喪子之痛時用了類似的表達：Time is not the only place where we live, I said. Days are.(時間不是我們生活的唯一地方，日子是。）

被困住的我們共同經曆著名為巴爾幹的形容詞構建出的情緒與狀態。巴爾幹半島從不遙遠。

你身在曆史何處？

1992年，當克羅地亞脫離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後，法國電視一台的新聞開頭是這樣的一句話：“南斯拉夫已不複存在。”

但每個前南斯拉夫人依然存在著，人們的生活仍然在繼續。解體前夕，如今國籍已變更為塞爾維亞的導演庫斯圖裏卡還在和他的好友約翰尼·德普一起商量，要在庫斯圖裏卡的出生地薩拉熱窩籌辦一個電影節。兩個月後，波斯尼亞燃起戰火，電影節自然是泡湯了，據說當時和他們對接的波黑文化部部長後來逃到了瑞典。

薩拉熱窩因著名的“斐迪南大公遇刺引發一戰”而聞名，刺殺大公的19歲青年叫普林西普，他是一位頗有才華的詩人，他有一位摯友叫伊沃·安德裏奇，1961年，安德裏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寫出了至今無人超越的“波斯尼亞三部曲”，戰爭開始後，人們推倒了他的半身塑像。就像庫斯圖裏卡在自傳中所寫的那樣，“在薩拉熱窩，無論是詩人、評論家、主編、院士、電視台的女主播、歌手抑或是浪漫曲的譜曲者，他們從未像蔬果商、穆斯林校長、東正教神甫或是屠夫那樣，擁有著強大而富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薩拉熱窩，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拉丁橋，圖源：新經典出版社

衝突開始後，人們向自己的鄰人拔槍，對不同信仰的村莊進行清洗，高處架設的機槍對準城市的街道，15歲以上的波什尼亞克男孩遭到屠殺，婦女們在家裏囤積土豆。戰爭結束後，人們用紅色樹脂填充彈孔變成“血色玫瑰”作為紀念，在集體墓碑前放置鮮花，活著的人繼續擔憂溫飽，同時留意打量每個路過的“異族人”。每個人對於曆史和現狀似乎都有話要說，已到嘴邊的那個問題是，我到底身處曆史何處？

沿斯洛文尼亞和意大利的交界處，劉子超曾走進一座葡萄莊園，莊園主人萊納爾登先生邀請他嚐嚐葡萄酒，並帶他去參觀了一堵石牆，根據1954年的邊境協議，萊納爾登先生家的房子和葡萄園剛好被一分為二，“我們需要護照，才能從房子的一側，走到另一側”，他開玩笑說。人被界限所困時，莊園裏的植被正到處越界生長。

我們身處一個共識喪失的時期，從前的敘事已失去光芒，新的理論還不足以被大部分人所相信，在全球化浪潮下體驗過失落的人們龜縮在虛構的身份認同裏。劉子超說，但他依然相信連接的不可逆，人們會越來越緊密，與此同時，那些石牆與界線也始終存在，從過去貫穿到未來，壁和曆史一樣連綿，也和現實一樣曖昧複雜。信任與否，建構敘事與否，或是鑿壁與否，都取決於個人。旅行與寫作是他的鑿壁工具，在行走的途中，他想對每個看到這裏的人說，壁的後麵會有新的可能性與光亮。

在科索沃的南部小城普裏茲倫，劉子超偶然走進一家叫做“Te Kinezi（致中國人）”的精釀酒吧，打酒的小夥子告訴他，他是第一個來店裏的中國人。聽說十年前，曾有三個中國人在這裏經營一家絲綢店，後來他們離開了。沒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裏，也沒人清楚他們如何來到這個尚未建交的地區。他願意把這歸為一種冥冥之中的安排，曆史自有其考慮。

薩格勒布公園內的塗鴉，圖源：新經典出版社

在去阿姆斯特丹取回丟失行李的路上，劉子超拜訪了好幾家比利時著名的啤酒廠。喝完酒出來，總會路過大片大片的墓地，那裏埋著一戰時西線戰場陣亡的士兵。他們數量龐大，往往需三四個人共用一塊墓碑。

他去維也納參觀了陸軍曆史博物館，看到了費迪南大公曾穿著的天藍色製服，領口處有一個槍洞，來自塞爾維亞青年普林西普，正是這一槍引發了20世紀的一場世界大戰，在比利時鄉間葬下大量的年輕人。他想到此前在奧地利格拉茨美術館裏偶然看到的波黑女藝術家塞拉·卡梅裏奇的作品《波斯尼亞女孩》，它們共同將劉子超的視線引向民族主義表現激烈的巴爾幹——那原本也是他一直想去和想寫的地方。

地球上什麽都不應該與我們無關

在一個工作日的中午，我散步到徐家匯書院，嚐試搜了搜巴爾幹，第一本跳出的推薦書是《德裏納河上的橋》。翻開第一頁，是作家餘華寫下的序言，寫於2018年1月。他說：

“1975年，伊沃·安德裏奇去世了。我不知道他生前是否預感《德裏納河上的橋》的故事還會延續，從1992年4月到1995年12月，他出生、成長和生活過的地方戰火紛飛，然後南斯拉夫沒有了，世界各地介紹他時出現了這樣的句子：前南斯拉夫的偉大作家。”

“我們這個世界充滿了偏見，而且偏見都穿上了真理的外衣，我的意思是真理對他們來說隻是一件隨時可以換掉的外衣，他們的衣櫃裏掛滿了各式各樣的堂而皇之的外衣。如果你要去反駁偏見，你不會贏，因為你的話還沒有說完，偏見已經換了外衣。”

90年代末，餘華即將邁入四十歲，而青年劉子超已經成為故事的見證者，他目睹新聞裏1999年5月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受創，以及次日街道上聳動的抗議人群。他說，那一幕讓當年的他想到八十年前的“五四運動”，他決定長大後一定要去巴爾幹看看。

在他寫下這些時，90年代出生的我們也正巧長大，我們也許從他的講述裏想到安妮·埃爾諾筆下56年前巴黎的五月，他們把它稱作“一種無用的激情”。她寫道，“地球上什麽都不應該與我們無關。我們評價各種製度，尋找一些典範。我們對世界進行普遍的政治閱讀，主要的詞匯就是‘解放’。”

20多年後，劉子超踏上巴爾幹土地，被我們所閱讀，在心底折角。我們或許決定之後也去那裏看看，或者創造建構一些新的什麽。哪怕曆史發生時我們尚未誕生，我們已被記憶與講述的臍帶扭結到了一處。

在未與中國建交的科索沃，劉子超給朋友寄過一張明信片。大半年後，這張明信片出現在了朋友家的餐桌上。它一路應該走過許多地方，有過許多奇遇，隨後，它找到了歸宿。

奧赫裏德湖畔，圖源：新經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