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萬變性軍人？川普上任首日全部"病退" 全網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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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泰晤士報》報道，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川普計劃在其新任期的第一天，即2025年1月20日，通過行政命令禁止變性人入伍。這一政策可能影響多達1.5萬名現役變性軍人，他們可能因被視為不適合服役而麵臨“醫療退役”。



報道稱，川普擬提名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皮特·黑格塞斯（Pete Hegseth）擔任國防部長，負責推動這一政策。黑格塞斯在近期的一次播客中表示，允許變性人服役是“挑戰極限”，並稱變性人依賴激素治療等醫療需求，可能影響軍隊的部署能力。他認為，與融合不同種族的挑戰相比，變性人在軍隊中會造成更大的複雜性和差異。

川普的新聞秘書卡羅琳·利維特（Karoline Leavitt）對此報道低調回應，表示目前尚未做出任何正式決定。她強調，除非相關政策由特朗普或其授權發言人直接宣布，否則不應被視為官方立場。

如果這一政策最終實施，這將是川普第二次嚐試限製變性人服役。2017年，時任總統的川普曾通過推文宣布禁止變性人加入軍隊，理由是變性軍人的醫療費用過高，可能影響軍隊的作戰能力。此舉在當時引發廣泛爭議，部分政策被後續修訂。

難以想象，美軍竟然有1.5萬現役變性軍人。

而這一變革，就是從奧巴馬政府開始的。

奧巴馬政府在2016年允許變性軍人公開服役，並開始推動包容性政策，試圖展現變性軍人的貢獻。例如，空軍在 2022 年表示，變性飛行員傑森-維羅少校獲得了多個獎項和勳章。



而另外一名雷切爾-瓊斯少校是美國陸軍可持續發展司令部網絡部的負責人。她也是一名變性人，她在多次采訪中說，能夠 “真實地 ”生活和服役挽救了她的生命。



根據五角大樓的官方數據顯示，自2020年以來，患有性別障礙的現役軍人數量從約1800人增加至3700人，約占現役軍人的0.3%。相比之下，美國總人口中變性人的比例為0.6%。在過去三年中，軍方為變性軍人的額外醫療支出總計超過2600萬美元，其中包括1750萬美元用於心理治療、150萬美元用於激素藥物治療，以及760萬美元用於性別確認手術。

這些手術中最常見的是麵部調整手術，旨在讓患者的外貌更符合其性別認同；其次是乳房切除手術。更複雜的手術，例如生殖器重建，則相對較少。

川普的政策計劃一經報道便引發強烈爭議。一些支持者認為，這一措施有助於簡化軍隊管理，降低醫療成本，並提高軍事效率。但反對者指出，這種做法可能會損害變性軍人的合法權益，並削弱軍隊的多樣性和包容性。

同時，這一政策可能麵臨法律和社會層麵的挑戰，尤其是在全美範圍內，變性人強大的背景之下，川普想要推行政策並不容易。

對於軍隊來說，這一禁令也可能進一步加劇招募難題，因為各軍種近年來一直在努力吸引新兵加入。

不過對於多數人來說，取消變性人服兵役，節省納稅人開支，讓美軍看起來更“正常”，這條政策似乎很得人心。

有人寫道：我同意這一行動。 作為一名退伍軍人的家長，我了解到他服役過程中麵臨的部分挑戰是增加住宿，因此，招募目標受到了巨大傷害。 增加的成本是巨大的，因為其中一些部門不得不使用破損的設備和裝備。 （他的留言獲得了4300的點讚）

有人寫道：1 型糖尿病患者不能服役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如果您注射的睾酮或 Lupron 是醫療必需的，軍方就不能冒險將您部署到他們無法為您提供所需藥物的地方，否則他們將對您遭受的一切後果負責。如果這些治療在醫學上不是必需的，為什麽要由政府買單？對於不到 1%的人來說，這責任太大，花費太多，也太戲劇化了。這與喜歡或不喜歡你無關。（他的留言獲得了4300的點讚）

有人寫道：“當這個問題最初被提出時，五角大樓發布了一份報告，我記得是在奧巴馬政府早期。其中的一項發現是，變性人員需要更多的心理支持和藥物治療，而這些支持可能無法在前線地區得到滿足。結論是，由於這些因素，這些人員可能無法部署。那麽，軍隊保留這些人員的目的又是什麽呢？”（他的留言獲得了3700的點讚）

還有人寫道：“這是一個明智的舉措。軍隊本身已經麵臨足夠多的適應性挑戰，沒必要再引入這樣的社會實驗。除了對士氣的潛在破壞，納稅人也不應該為激素治療和性別相關的手術買單。”（他的留言獲得了3200的點讚）

還有人寫道：他的立場一直是，你可以在完成變性手術後繼續服役。我因為子宮腺肌病在現役期間不得不接受子宮切除手術，手術後出現了並發症，導致我必須連續三個月進行藥物敷料更換，還不得不接受服役適合性評估。那麽，為什麽變性人不可以呢？（他的留言獲得了2600的點讚）

還有人抱怨：“我丈夫是退役的海軍，我們為我和孩子購買了Tricare保險。我需要包括機械牽引在內的物理治療，但Tricare拒絕了我所需的服務，也不願支付相關費用……而變性手術、治療，以及天知道還有什麽其他項目卻都被保險覆蓋了！”

美國選民此次選擇川普，或許正是因為像這些留言中所反映的那樣，人們渴望一種他們眼中的“正常”。這種“正常”並非基於寬泛的普世價值或“大愛”，而是對日常秩序、現實利益以及傳統觀念的簡單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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