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人”：曾遭歧視的上海移民族群的形成及消散

時隔20年，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1953-2023）的《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書重版了。

跨度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蘇北人”族群，在上海曆史中的存在極具大眾關注度，承載了長江中下遊近現代化的特殊曆程，《蘇北人在上海》直麵了這一曆史進程。

關注上海的蘇北人仍有必要

《蘇北人在上海》首次出版於1992年，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引進出版，收入“上海史研究譯叢”中。該叢書當時匯集了海外一流學者研究近現代上海史的佳作，兼顧可讀性，呈現對上海曆史有別於以往的解讀，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業家、僑民、同鄉會、救火會、蘇北人等社會生活各方各麵的主體。

其中，《蘇北人在上海》中文版首次問世時，恰逢世紀之交文化跌宕，學界、輿論對這本書的關注度曾非常高，很多讀者對書中訪談得來的細節印象深刻。

比如書中第七章《無形的不平等》中援引的一個細節。1986年11月4日，原閘北區中興街道的一位楊姓居民受訪時講到，一對年輕情侶的婚約因家宴中吃了八個皮蛋而告吹，原因是“上海人會認為皮蛋是一種精品，應當用小量上菜”。這樣的生活細節可能成為婚後爭吵不休的原因。皮蛋背後反映的習俗、文化、觀念乃至更抽象而影響深遠的階層差異，既引人深思，又讓人看著覺得特別熟悉。

一篇書評認為，韓起瀾的這本書從社會文化的層麵，關注了上海的蘇北移民及其社會文化境遇，將“蘇北研究”推到了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新高度，利用了跨學科的方法，綜合曆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視角，給“蘇北人”這一族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間。評論者著重強調，韓起瀾綜合考慮了蘇北人在上海所處的經濟地位、居住區域、生活習慣、同鄉網絡、語言等諸多方麵的因素，嚐試回答“蘇北人”這一族群是怎麽在曆史中產生的。



時過境遷，20年後，韓起瀾本人和《蘇北人在上海》的譯者、在南京大學工作了一輩子的曆史學家盧明華教授，於2023、2024年相繼去世。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經濟社會發展推動的融合進一步加深，當代的蘇北人歧視現象與一個多世紀前的上海已不可同日而語。但相關的影響仍潛移默化地存在，關於蘇北人的曆史敘事不會像脫口秀中玩梗那樣，簡單地成為台上講起、台下笑笑的段子。

近期，經修訂再版的《蘇北人在上海》一書，由出版方上海書店出版社·舉辦了線下分享會，以期在尊重不同觀點讀者的前提下回看那段曆史。在互動環節，有人認為應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來看蘇北人族群的形成原因，有人則並不完全認同“現在人們已經沒那麽在意蘇北人這個稱呼”的說法，認為麵向未來仍有必要關注處境差異與觀念碰撞。

這些爭論恰恰應該讓九泉之下的作者韓起瀾感到滿意，當她在20多歲的青年時代前往美墨邊境的埃爾帕索，以及思考上海紡織女工內部的分隔時，她很快意識到，對於族群的偏見是被建構出來的，是強勢族群試圖掩蓋、弱勢族群也不情願承認的。在書的結尾部分，她強調要在曆史和具體的地域當中去看這個問題。對蘇北人的理解，將影響我們對上海所經曆的最近200年曆史的理解。

蘇北人族群在上海出現的曆史成因

針對“蘇北在哪裏”的疑問，韓起瀾選擇回到曆史中去尋找變動的答案。經濟學家馮和法在1933年出版的《中國農村經濟資料》裏的一篇文章提出：“盡管江南江北僅一江之隔，曆史卻把它們分開達千年之久”。蘇北如何作地理劃分？有人認為揚州、南通都算，有人不讚成，有人認為淮河以北也算，有人也不讚成，但對長江作為“蘇北南界”的認識相對比較一致。韓起瀾認為，“在上海的環境中，江南和蘇北都被簡單化了，都被當作象征來用”。即江南象征富裕和高雅，蘇北對應著窮困和落後。

清中期以前，長江以北是繁榮的，但是隨著海運取代大運河、黃河改道導致淮河不能出海等重大地理和交通變遷，蘇北大部分地區難逃連年洪澇、旱災等導致的饑荒。曆史學家王樹槐統計，明代江南洪災92次、蘇北88次，清代江南則有洪災61次、蘇北82次。

江南農業經濟、棉紡織業和市場的發展，吸引了費孝通等學者的注意。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人們已認為，長江以南的貧困地區算蘇北，長江以北的富裕地區被認為是南方的一部分，費孝通指認了南通位於江北但成為江蘇工業中心這一特例。民族工業家張謇曆來反對把南通視為蘇北的一部分。這些觀點部分佐證了窮富之爭是外部觀念塑造“蘇北人”族群的一個重要因素，它比地界怎麽劃更強勢。

清末起，江蘇移民遷往江南成為一個主流方向。韓起瀾在書中花大量篇幅盤點了這個曆史時期各方麵的蹤跡，包括職業、口音、文化、起居等。大規模湧入江南的人們，具體籍貫可能不同，有人是鹽城來的，有人是南通來的，但他們抵達上海後，說著相對近似的與吳語不同的北方方言，從事體力勞動，掙很少的薪水，居住在船上或河岸的臨時板棚，以及後來的大片貧民窟村子當中。韓起瀾提到，“蘇北作為一個地方的理念”在這一時期產生出來，“以界定他們的原籍”，描述這種來到上海的移民群體，甚至即便他們實際上是山東人或安徽人也無所謂。

20世紀40年代的第二波大規模移民浪潮中，出現了更大比例的有文化的蘇北人。書中提到1947年的《上海蘇北難民救濟報告》中記載，在登記填寫職業的難民中，21649人是農民，7059人是工人，13170人經商，4400人是學生，541人是（舊）政府官員。學生人數令當局震驚，因而成立專門的班子來解決他們的就學問題。

這些人的經濟能力要超過19世紀來的移民，但是他們並不能改變蘇北人在上海窮困落後的局麵。包括工部局和華界當局在內的管理機構，都在努力把一些移民送回老家，對居住在棚戶區中的蘇北人則從衛生等方麵嚴加管理，視這些居民點為公共衛生威脅。1925年，工部局發布了一項命令，要求解散南市區的一個蘇北人會所，因為這裏聚集了一批做養豬生意的商人。在城市中養豬被當局認為是不體麵的。

因財力拮據，蘇北人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上海的居住地就是棚戶區，最早是住在船上，船體開始損壞之後就拆木在岸上搭棚屋，使用一切可以找到的廉價建材，如帆篷、毛竹、麥稈稻草等，也有人蓋不起，隻能租。棚屋內也很擁擠，住兩戶、四戶的亦不少見。蘇北人的棚戶區占據了黃浦江、蘇州河沿岸多地，圍著租界形成一圈。



書中記載了1936～1937年在今隆昌路一帶，工部局與貧民窟村子之間的長期爭鬥，拆遷與重建的拉鋸戰因大量移民的存在而最終停滯。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世紀末甚至近年，城市更新的步伐仍與當時的棚戶區高度相關。“居住格局促進了蘇北人同貧困的持續聯係”，原閘北、楊樹浦、南市、普陀等工人聚集區的蘇北人多，因為他們往往在1949年之前就已經在那裏住了，“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前沒有什麽流動性”。韓起瀾表示，她采訪過的幾乎每一個蘇北人的子女都和他們的父母住在同一個區域。

11月2日在上海上生新所蔦屋書店舉行的新書分享會上，書評人維舟從生存策略的角度分析了蘇北人在上海的選擇。他提到，大部分蘇北人的選擇是設法融入上海，包括尋找其他的身份標簽以擺脫蘇北人這種舊標簽，比如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通過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來尋找新的身份定位。

隨著改革開放後聚居地社區的城市更新和職業變遷，身份標簽逐漸消散，現在想比較準確地厘定蘇北人在哪裏、是誰，已經不那麽容易了。很多家庭也在“設法融入”的過程中主動改變自己、隱藏蘇北特征。像韓起瀾在書中提到的那樣，有作家為了彰顯蘇北特征，主動聲張自己生於蘇北某縣，而不提原籍是浙江某縣，這樣的選擇實屬特例，但也呈現了社會的價值觀多元化之後，一些人對自身身份曆史進行探索的努力。



《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