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則新聞。
日前，美國新澤西聯邦檢察官塞林格與聯邦多機構調查執法人員共同宣布，一名來自當地的華裔男青年因向哈馬斯提供物質支持，正式獲刑64個月。
根據訴狀，現年25歲的謝喬納森，於2018年12月通過電子支付速匯金向加沙的一個人轉賬100元，因為他相信此人是哈馬斯武裝派係卡桑旅的成員。
在轉出這筆錢的同時，謝喬納森發布了一則貼文，稱：
“剛捐了100元給哈馬斯。很確定這是非法的，但我不在乎。”
想起那個在瑞士砍殺幼兒的中國留學生，想起一群來自中國內地的澳洲留學生，曾經通過“cnmb”的口號，讓世界目瞪口呆……我不由得感慨：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信奉一代總比一代強。
但可惜這並不完全是世界的真相。
或者至少可以說，這樣的進化並不是一種直線，而是一種曲線運動。
我的感慨來源於，我由此想起了出現在清末的中國首批留學生。
01
公元1872年到1875年間，因為清政府辦洋務要設廠、開礦、修鐵路、造輪船、搞通訊等，急切需要一大批懂得現代科學技術的新型人才。於是，由容閎倡議，在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學生赴美國留學。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學生。
在今天，公派出國留學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但在當時，卻是有辱門楣。清廷長時間的閉關鎖國，使人們深信西方是野蠻落後之地，略有錢財的家庭都不願讓子弟出洋留學。
由於名額遲遲招不滿，政府官員甚至不得不去各個村落動員。所以，首批留美幼童並非是經過層層選拔的精英，而多是家境貧寒的平民子弟。
中國人善於讀書與考試的特征，至少從那時就表現出來了。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考入美國的大學學習。其中22名進入耶魯大學，8名進入麻省理工學院，3名進入哥倫比亞大學，1名進入哈佛大學。他們當中後來出現了一批大家熟悉的曆史風雲人物，如中國著名工程師詹天佑、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民初國務總理唐紹儀、清末交通總長梁敦彥等等。這也是人們在談到中國首批留學生的曆史地位與貢獻時，習慣於引用的例證。但在我看來，他們還有著可貴的覺醒者身份，這一點往往被忽略了。當然，也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他們的留學生涯被迫中斷，不得不提前回國。
02
這些留美幼童在出國前，接受的基本上是四書五經的教育，熟悉的是之乎者也，信奉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的初衷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傳統的前提下，“師夷長技以製夷”，學習美國的先進技術，為大清所用。
但可惜的是，大清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還不到家，如意算盤最終落了空。這些幼童進入大學學習西方教材，不但學到了許多新的自然科學知識，也接觸了較多的資產階級啟蒙時期的人文社會科學文化。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被打開的全新的世界。他們漸漸地對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失去了興趣，對煩瑣的封建禮節心生反感……所有這些新變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視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
更令清廷大驚失色的是，留學生們在接受了西式教育之後，不但不願意穿長袍，甚至不少人剪掉了腦後的長辮子，換上了一身美式打扮。見到監視他們的清廷長官時，才弄一根假辮子裝上。
03
眾所周知，在清朝，辮子不是簡單的裝束問題，而是忠不忠於清廷的大是大非問題。大清立國之初，經過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殘酷鎮壓，無數人頭落地，好不容易以辮子為標誌將漢人征服。而今，竟然有大清子民敢偷偷剪辮子，這不是造反的節奏嗎?
清廷自然對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慈禧認為這群留學生已經“變質”或者即將“變質”，如果不召回，日後可能會為美國所用。所以，盡管這些留學生學業尚完成，盡管美國也表示堅決反對，但他們還是被迅速召回國。
不但如此，這群中國曆史上首批官派留美學生回國後，被冠以“洋化”的罪名，備受歧視和冷遇，飽受輿論的冷嘲熱諷。當時的《申報》寫道：
國家不惜經費之浩繁，譴諸學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後不知自好，中國第一次出洋並無故家世族，巨商大賈之子弟，其應募而來者類多椎魯之子，流品殊雜，此等人何足以與言西學，何足以與言水師兵法等事。
04
如果我們能夠穿越回到晚清，回到那個“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封閉時代，就會發現，剪掉辮子需要勇氣，更需要覺醒。對中國首批留學生來說，他們剪掉的不是辮子，而是舊的製度、舊的“我”，是對既往的一種反抗與告別。
“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的大學者王國維，投湖自盡時腦後仍然拖著一根辮子；清廷覆亡後，仍然有很多人寧死不肯剪掉辮子，民間初年，山東甚至發生了一起因剪辮令引發的慘案，27個剪辮者被未剪者殺害。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向在慈禧還活著的時候就行剪辮之舉的留學生致敬。他們積極擁抱人類先進文明，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偉大的先行者。
那麽，到了21世紀的今天，這個資訊奔湧的移動互聯網時代，為什麽還有一些留學生，包括生活在海外的人，如此缺少基本常識甚至缺少作為人的基本底線呢？要麽與恐怖分子共情，要麽揮刀向幼童……他們雖然隻是極少數，但我們不能低估了這極少數人對國人形象的巨大破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