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國慶日前走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籃。
在9月30日中國烈士紀念日這一天，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出席紀念儀式，向中國官方所稱的英烈們敬獻花籃。分析人士說，在中國曆屆領導人中，習近平是最重視紀念烈士的。他向俄羅斯學習，透過崇尚英烈鞏固政權的合法性，同時也在渲染一種氣氛，把中國引誘到一種“準戰”的狀態；然而，在和平時期鼓勵人民犧牲奉獻生命，是一種倒行逆施。
中共官媒新華社報道，9月30日上午，習近平來到北京天安門廣場，跟國務院總理李強、中央政治局常委趙樂際、王滬寧等多位政治高層，一同出席“烈士紀念日”的儀式活動。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小號手吹響“烈士紀念日號角”、軍樂團奏響“義勇軍進行曲”，以及少年兒童麵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序曲下，18名禮兵抬起花籃，緩步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將花籃擺放在紀念碑基座上。習近平上前仔細整理花籃緞帶，隨後緩步繞行瞻仰人民英雄紀念碑。
但這樣隆重祭祀烈士的場景，其實在習近平上任之前是沒有的。在諸多分析家看來，習近平之所以特別重視，有多種理由，除了鞏固政權合法性外，也學習當代俄羅斯在國家改朝換代後，統合沙皇與蘇聯時期的曆史遺產，還有第三個理由就是：為戰爭在做準備。
中共建政75周年之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其他中共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致敬默哀。
祭祀與戰爭
旅美時評人吳祚來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國家最重要的大事不外乎祭祀與戰爭；古代皇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天，所以祭祀是祭拜自己的祖先或者神靈。戰爭則是為了擴張勢力，要對別人進行掠奪與征服。他說，“這一傳統，在某種意義上，算是被習近平給繼承了。”
吳祚來表示，習近平注重祭祀，也喜歡戰爭。習近平認為中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DP）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中國有實力來挑戰美國與其主導的世界秩序，他想要跟美國分治太平洋，並將台灣、日本等印太區域納入其勢力範圍，擁有控製權。
吳祚來表示，但中國想要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積極通過一係列的戰爭，因此對日本、台灣，甚至對印度都采取一種挑釁的政策。而要啟動這些戰爭，就必須有人犧牲。“那犧牲的精神，犧牲的偉大光榮，犧牲之後被紀念，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邏輯鏈，所以習近平時代特別重視對先烈的祭祀，然後重視這個在天安門廣場這些大型的一個紀念活動，以前都是很少有過的。”他說。
吳祚來表示，習近平鼓勵犧牲，覺得這些犧牲的人都是值得的，都是光榮偉大的，希望有更多的人為國家獻出生命；但是在一個和平的時代，每一個人民都是通過盡公民的義務，比如納稅或是參與議政的方式，讓國家變得繁榮與強大，而不是通過犧牲，特別是要犧牲人民的生命。
他說：“所以他習近平現在是倒行逆施，他通過這樣一係列的方式，把中國引誘到了一種準戰狀態。整個中國不是冷戰狀態，而是一種準戰狀態，所以他就需要通過這些祭祀活動渲染一種氣氛。”
中共建政75周年之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出席紀念儀式。
鼓勵犧牲
吳祚來說，中共認為為黨為國犧牲是偉大的，但如果是為了個人利益犧牲則是可恥的，這樣的一種模範價值是來自蘇聯榜樣的無限延伸。中國曆史上沒有一個朝代在和平時代鼓勵犧牲，沒有任何一種文明是這樣的，隻有在中國，中共政權學習了蘇聯，把為國犧牲變成一種日常敘事。
習近平對英烈的重視，其實可以從幾個方麵看出來。他在上任後的第2年即2014年，就將9月30日設立為“烈士紀念日”；2018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不許網上有對英烈的批評、懷疑或調侃，同年並組建“退役軍人事務部”；2024年9月起，又實施了《退役軍人安置條例》。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徐全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今日中國通過慶典、祭祀和追悼烈士等儀式，為塑造國家合法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其實並不是中共過往一直以來的一個曆史狀態。
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時，中共元老毛澤東其實一開始想給人們一種比較開明、開放的形象，所以國軍抗日名將張自忠在1950年代初，其實有被北京認定為革命烈士的。但後來北京的政策急速向左轉，在極左化下，紅色意識形態掛帥。因此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1980年代的這30年當中，參加過北伐抗戰、辛亥革命以及中華民國開國的國軍烈士，就被排除在中共革命的曆史敘事之外。相對地，參加中國共產革命的八路軍、新四軍、老紅軍等革命烈士與事跡，則在當時被大量拍成電影和紀錄片。此時革命烈士的作用，是被官方用來作為凝聚政權合法性的一種宣傳素材。
轉變曆程
徐全表示，換句話說，中國的“烈士”分為兩種，一種是為共產革命和國家獻身的烈士，屬於中共體係，即紅色烈士；另一種是為民族獨立和解放而獻身的烈士，比如國軍抗戰烈士。重視烈士，可以塑造政權合法性，也能夠凝聚民間社會對官方的認同，更能起到收服海外人心的效果，比如增強東南亞華人、台灣人對中共的向心力。
“但到了1980年代是一個重大轉折，中國民間社會開始對英雄烈士的概念大量降溫。”徐全說。這主要的原因有3個，第1個是在經曆了10年文革的慘痛教訓後，人們對於革命英雄主義敘事的一種抵觸跟反感。 第2個原因是市場化改革下，大家一切向“錢”看， 相較於傳統的英雄是為集體、為民族、為國家犧牲奉獻的人，但此時能夠創造資本、展現個人價值的才叫做英雄。 第3個原因是在1980年代以後，尤其2000年之後，隨著貧富差距拉大，加劇了社會矛盾，革命英雄主義被視為是一種成就過時的、為官方意識形態背書的一種話語，在很多青年知識分子當中，並不會得到特別正麵的回響。
徐全說，但這種式微與衰弱的革命英雄主義話語，在中共十八大之後又起死回生，最根本的原因當然是習近平為了要鞏固其執政合法性，但另一方麵，在過去這十多年，中共從一個革命政權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俄羅斯成為中國仿效學習的對象，包括領導人宣誓就職、閱兵、紀念哀悼儀式，以及儀仗隊的士兵手捧憲法進場等，這些都是過去中共所沒有的。
徐全說：“因為俄羅斯跟中國麵臨了一個相同的曆史語境，就是在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一直麵臨著如何麵對蘇聯時代的曆史遺產的問題。”
中國軍人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的慶祝儀式上。
學習俄羅斯
他指出，1991年蘇聯解體後，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全盤否定蘇聯，加上經濟不振，俄羅斯國內一直存在蘇聯派和沙皇派的意識形態對立。2000年普京上台後，他以沙皇俄國時代的旗幟為國旗，以蘇聯國歌旋律作為俄國國歌；在全社會和軍中大力倡導與進行蘇聯紅軍擊敗納粹德國曆史榮譽的愛國教育。所以在俄羅斯每年的紅場閱兵式中，都可以看到受閱部隊會同時高舉今日的東正教十字軍旗和蘇聯時代的鐮刀錘子紅色軍旗。“他基本上采取了共同繼承，然後互不否定的一個方式，融匯到了今天新俄羅斯的曆史當中。”徐全說。
徐全表示，對應到中國，在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式上，中共解放軍受閱部隊所舉的軍旗也包含抗戰時期的軍旗番號，象征傳承了抗戰時期的光榮，甚至中共軍隊的老兵和國軍的老兵也都一同參加閱兵式，這種做法就是從俄羅斯學來的。他說，這種形式美學的背後，就是一種曆史合法性向現實合法性過渡的話語建構。中共想向海內外以及中國內部宣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體不同曆史觀的中國人、海外華人的正朔。這對於鞏固北京的合法性、凝聚不同抗戰史觀民眾對中共的認同，確實有效用。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2015年習近平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儀式上的談話。習近平提到8個抗戰時期的將領，其中4個來自中共，4個來自國軍；然後在接續提到的八路軍、新四軍等4個英雄模範群體中，有3個來自中共，另外一個800壯士來自國民黨軍。
中共建政75周年之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出席獻花籃的紀念儀式。
主動統合
徐全表示，也就是說，大家對於中華民國存在在中國大陸38年以及對於8年抗戰或有不同看法，但現在的北京官方不再被動，而是采取主動出擊，用統合性的敘述塑造出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一種新的愛國主義的話語。
他說：“北京當局是希望用這種方式，學習俄羅斯的做法，用這種統合的方式來讓這個不同的、相互對立的意識形態，全部都融匯到官方的曆史敘述當中，以達到官方對於社會整體的管製、管控。”
任何的祭祀儀式都是透過重複的動作來喚起曆史記憶，目的是對當下的現實產生認同。而毛澤東之後的中共領導人，就屬習近平最重視國家級祭典。
吳祚來表示，毛時代清明祭掃的對象主要是中共的烈士，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政府烈士不僅不受祭掃，許多烈士陵園都遭到紅衛兵摧毀。到了鄧小平時代，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以改革開放為基調，所以“紅色的東西就被隱藏下來了 ”，鄧不做祭祀活動，也不立紀念碑，改成種樹。
他說，江澤民時代也是種樹，沒有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宏大的祭祀活動，當時的國之大事仍是“悶聲發大財”。到了胡錦濤時代的祭祀活動則有兩個麵向，一個是通過每逢10月1日到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以示“正統”；第二個麵向則是“統戰”，對陝西黃帝陵進行盛大的公祭，並帶動了全國各地祭祀曆史人物的熱潮。
吳祚來說，胡錦濤這麽做的目的是為了統戰海外華人，增加所謂的民族凝聚力，特別是想統戰台灣的政界要人，比如前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就曾率團到黃帝陵謁陵祭祖，2005年西安小學生表演的“連爺爺，您回來啦”，就是一個經典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