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美國前總統卡特迎來百歲生日，卡特也是美國曆任總統中最長壽的一位。
現任總統拜登在卡特生日前夕致函道，
“您一直是我們國家和世界的道德力量。當我還是一名年輕的參議員時，我就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我才那麽早就支持您。您是一個充滿勇氣、信念、同情的人，最重要的是，您是吉爾、我和我們家重要的朋友。”
賀信還寫道，
“您是我們曆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之一。即使在您卸任後，您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所表現出的道德明確性再次體現在您通過卡特中心和仁人家園的承諾中——解決衝突、推進民主、預防疾病等等。它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不僅在國內，而且在世界各地。”
大約半個月前，位於亞特蘭大的卡特中心舉辦了“吉米·卡特誕辰100周年:歌曲慶典”——音樂會邀請了來自不同流派的音樂家、樂團和名人嘉賓。超過4000名觀眾觀看了演出。來自佐治亞州的美國上世紀著名搖滾樂隊“歐曼兄弟”曾在1976年支持卡特參加總統選舉，樂團前成員查克·裏維爾再度登台，重現了他在近半個世紀前彈奏和演唱的音樂。參加音樂會的多位藝術家提到了卡特的名言：“將美國團結在一起的因素之一，就是我們分享和喜愛的音樂。”
眼下，卡特接受臨終關懷已經超過一年半，他的身體日益虛弱，但依然“盡其所能體驗這個世界”。百歲生日的相關紀念活動早就進入籌備中。
在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吉米·卡特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率先舉辦了一場免費電影節，播放了卡特執政期間喜歡的電影；吉米·卡特國家曆史公園則讓大家效仿卡特一家的節儉生活，工作人員列出了100種節省時間、精力和金錢的方法。
離開白宮的卡特取得的成就並不比他做總統四年的成就遜色。2002年，卡特因其通過執政期間推進世界和平的努力和他創辦的卡特中心在“尋找和平解決國際衝突的方案、推進民主和人權、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相關工作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卡特任內促成了中美建交，此後他也長期關注中國，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依然在為中美關係獻力。
臨近卡特百歲之際，《鳳凰周刊》專訪了卡特中心中國事務高級顧問、埃默裏大學兼職教授劉亞偉。劉亞偉2005年出任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曾十次陪同卡特會見中國領導人。此外，劉亞偉還擔任亞特蘭大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外交學會會員，致力於研究美國政治史和政治發展、中美關係等議題。
卡特一直在為中美關係獻力
《鳳凰周刊》：和卡特總統交往的這些年，他給你留下過哪些深刻印象？
劉亞偉：我早在上學時就聽說過卡特。1978年12月16日，有關中美建交的消息鋪天蓋地，我當時心想，欣欣向榮的中國怎麽會跟正在一天一天爛下去的美帝建交。後來春節期間，我們一家人圍坐在9寸的黑白電視前，觀看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訪美的報道，那是我第一次在電視上了解到美國是什麽樣。
我真正見到卡特是在1991年，當時我在美國埃默裏大學讀書，卡特離開白宮後就一直是這所學校的傑出教授，會給本科生和國際學生上課。我在他與國際學生見麵時提了一個和台灣相關的問題。他給出的回答是：“尼克鬆說隻有一個中國，但並沒說是哪一個中國；我說隻有一個中國，而這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句話不無詼諧，但也生動道出他和尼克鬆在對華政策方麵的區別。
後來我來到位於亞特蘭大的卡特中心工作，卡特基本上每個月都會來，我也會向他做工作匯報。
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兩次直接接到他的電話。第一次是在2010年，當時已是下班時間，他的秘書突然打電話過來，告訴我卡特要和我通話，我心想一定是有急事。卡特說，蘋果公司總裁喬布斯給他打了電話，說深圳富士康的蘋果代工廠出了事，希望卡特能幫助他們渡過難關。考慮到我是卡特中心的中國項目負責人，卡特就來詢問我的意見。
和卡特第二次直接通話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太好，基本不來中心了。當時拜登已經當選美國總統，但尚未入主白宮。接到電話時，我們所有的項目主任正在開會，卡特說現在中國學生赴美留學辦簽證比較困難，他問我是否認識拜登團隊的人，希望能幫他傳達這一關切。
我並不認識拜登團隊的任何人，我向他建議，最好的辦法是由他本人給拜登寫信。結果不到一天，卡特就準備好了信件。由於卡特中心總裁亞曆山大和已被提名為國務卿的布林肯熟識，就通過布林肯把信轉交到拜登手上。後來拜登發布行政令，減少了對中國留學生赴美的簽證限製，與卡特的這封信有一定關係。
還有一次印象深的接觸是2009年，恰逢中美建交30周年，卡特前往中國參加慶祝活動，當時除了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前政要，所有在世的曆任美國駐華大使和總領事都去了。訪問最後一站是上海，中方安排我們住在尼克鬆1972年訪華時進行上海公報談判的錦江飯店。飛離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卡特邀請我去他的套房。進門之後，卡特說這次訪問非常成功，對我做出的努力表達感謝。
◆2012年，卡特訪華時，劉亞偉和卡特在北京飯店的合影。
《鳳凰周刊》：你最近一次見到卡特是何時？
劉亞偉：應該是2019年1月18日。當時卡特中心在美國舉辦了第7屆卡特中心中美關係論壇，卡特出席開幕式並發表演講，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公開發表演講。時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是與會中國代表團的團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也出席了這次活動。
同年6月，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成立，決定向為中美關係作出突出貢獻的人物頒發中美關係卓越領袖獎，首屆獎項就頒給了卡特。但在頒獎前一天，卡特在家中不慎摔傷，結果由他的兒子代為領獎。
卡特還會給中國領導人和重要會議的組織機構寫信。比如，在2019年出席中美關係論壇後他馬上給中國領導人寫信，為如何穩定雙邊關係出謀劃策。同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他也給中國領導人寫了一封信，祝賀新中國在過去70年取得的輝煌成就。2021年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舉辦“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卡特也發去了賀信。2022年卡特中心與北京大學共同主辦吉米·卡特中美青年學者論壇，中方合作夥伴希望卡特能視頻致辭，但由於當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太理想，最後以致信的方式代替。可以說，直到2023年2月18日進入臨終關懷前，卡特始終在為中美關係的穩定和改善而努力。
卡特離任後成就遠超其他前總統
《鳳凰周刊》：很多人讚賞卡特的真誠、率真、質樸、特立獨行，普遍認為他是個好人，而且做人比做總統成功。你如何評價他的為人和執政風格？
劉亞偉：在我看來，認為“卡特做人比做總統成功”的評價是不公正的。美國最近幾年出版了多本關於卡特的傳記，也有好幾部關於卡特的紀錄片問世，這些傳記和紀錄片通過查閱卡特政府時期的檔案和對專家學者的采訪得出的結論是，卡特執政四年雖有瑕疵，但他當年的很多決策對美國本國和全球的發展與繁榮產生了積極影響。
1977年到1981年，美國確實經曆了許多困難，包括通貨膨脹、石油危機等，那時的通脹比現在還嚴重。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也是一個重大危機，當時正值冷戰高潮時期，卡特可以輕而易舉下令讓美軍進行武裝幹涉，但他不願意輕易派兵。實際上，推動和平才是真正困難的事。當時他的應對措施主要是對蘇聯進行製裁，並支持阿富汗的反對力量，還與西方國家及中國一道抵製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
很多人覺得卡特政績差，缺乏勇氣和遠見，所以裏根才在1980年的大選中擊敗了他。但如今看來，卡特作出的許多決定都是具有遠見的。例如卡特十分關注氣候和環保問題，他是第一個在白宮裝太陽能板的總統。結果，裏根入主白宮後就把這些太陽能板都拆除了，他覺得氣候變化是無稽之談。能源危機期間，卡特號召美國民眾節約能源，建議夏天調高空調溫度，冬天暖氣也不要開太熱。現在大家才意識到，卡特是第一個意識到氣候危機的美國總統。
◆1976年，卡特在紐約。
在外交領域，卡特的成就首先是促成了中美建交。當然，現在美國有些人質疑當年的對華接觸政策，認為該政策造成今天中國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但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從1972年到1979年，整個東亞、西太平洋地區都實現了和平和繁榮，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其次是他推動以色列和埃及在1978年簽署《戴維營協議》，實現和解。這對於當下的巴以衝突局勢也具有啟發。前四次中東戰爭，埃及同以色列大打出手，但在《戴維營協議》簽署後，這兩個國家就再沒發生過大規模武裝衝突。也正因此，時任以色列總理貝京和埃及總統薩達特獲得了1978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1979年3月26日，在簽署《戴維營協議》之前，卡特和時任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在傾聽時任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演講時大笑。
而在1979年，卡特與時任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簽訂《美蘇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有效管控了核武器競賽，防止戰爭發生。
此外，卡特政府1977年還同巴拿馬簽訂《巴拿馬運河條約》，條約期滿後由巴拿馬承擔運河的管理和防務，實質上這是將運河主權歸還給巴拿馬政府。美國國內的民族主義者為此指責卡特是“賣國賊”。但他們沒想到的是，卡特的做法使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形象一夜之間逆轉，那種將拉丁美洲視為“後院”、想出兵就出兵的刻板印象被打破了。
隨著時間推移，卡特政府在內政、外交方麵體現出的勇氣，以及決策的果斷性、不委曲求全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這對當前的美國領導人來說也值得學習。
◆1977年，在卡特的總統就職遊行中，他和夫人羅莎琳·卡特牽著女兒艾米的手走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
《鳳凰周刊》：離任後，卡特領導卡特中心致力於人權事業，改善第三世界的公共衛生，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此外還寫了30多本書。很多人認為，卡特離任後的成就超過了在任時的成就。如何看待這一評價？
劉亞偉：卡特作為美國總統的政治遺產會隨著時間推移變得更加聚焦，但他離開白宮之後的成就超過任何一個前任總統是有目共睹的。卡特中心當前在亞特蘭大有近300名雇員，如果加上全球雇員，有將近1000人。
卡特1981年創建卡特中心時的想法很簡單，那時他隻有57歲，正值壯年，卸任後感到非常沮喪，交由他人管理的農場也一塌糊塗，行將破產。那時卡特基本夜不能寐，對後半生該幹什麽感到迷茫。
據卡特夫人回憶，有一天淩晨，卡特突然從床上跳下來，說“有主意了”，要搞一個衝突化解中心，利用自己在全球的人脈資源和前總統的身份，去幫助化解世界各地的衝突。
後來卡特中心做了許多工作，包括1994年海地發生政治危機，克林頓政府決定進行軍事幹預，但經勸說，最終經過卡特等人的斡旋，美國沒有對海地動武，海地時任軍事領導人拉烏爾·塞德拉斯將軍選擇流亡。
更有名的例子應該是1994年卡特前往朝鮮斡旋朝核危機，當時他同金日成舉行多次會談，還一起乘船暢遊大同江，最終促成美朝簽署《核框架協議》。根據這一協議，朝鮮同意不退出1985年加入的核不擴散條約（NPT），同意凍結並最終拆除其核設施。作為交換，美國同意在2003年前幫朝鮮建造兩座輕水反應堆核電站。
此外，卡特中心還參與過巴以衝突、敘利亞內戰等許多地區衝突的化解。到後來，卡特中心的職能逐步擴大，從最早的衝突化解到幫助發展中國家抗擊疾病，再到在非洲開展農業項目，以及監督選舉等領域。卡特在200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細看頒獎詞就能發現，其既表彰了卡特任內為和平作出的貢獻，也表彰了他離開白宮後的貢獻。
◆2002年12月10日，卡特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參加當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儀式。
最質樸總統，關懷底層人的生活
《鳳凰周刊》：跟其他美國前總統相比，卡特退休後的生活非常質樸。他為何能保持這樣的作風？
劉亞偉：卡特是農民出身，家裏以種花生為生，因此一直保持著農民本色。當年卡特從海軍退役後，就決定繼承父親遺誌——繼續做農民。所以離開白宮後，他就回到故鄉佐治亞州的普萊恩斯（Plains）。卡特夫婦一直住在他們1961年自己建造的兩居室牧場房子裏，這也是卡特唯一的房產。
◆1946年，卡特和夫人羅莎琳·卡特結婚當天拍攝的照片。
卡特進入臨終關懷後，《華盛頓郵報》發表長篇通訊介紹了卡特其人其事，文章提到，卡特居住的房屋市價僅為16.7萬美元（約合121萬人民幣），比特勤局停在他們居所外的防彈車還要便宜。而且，卡特已在遺囑中將這套房屋的所有權交給了美國內政部的國家公園係統，其住所和相關土地未來將成為吉米·卡特國家公園的一部分。卡特就讀過的中學、從小長大的農場已經是美國國家公園的一部分了。
2002年卡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獎金有一百萬美元，他全捐給了卡特中心和夫人創辦的養老研究中心。建立卡特中心也體現出他對窮人的關懷。美國曆任總統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樣關注發展中國家底層人民的生活。卡特中心投入最多的區域是非洲，投入最多的領域是公共衛生。消滅熱帶國家被忽略的傳染性疾病是卡特中心長期以來的努力方向。如果你問卡特，解決威脅生存的疾病和獲得選票哪個更重要，他肯定選擇前者。
2023年2月18日，卡特家庭宣布他進入臨終關懷。當時醫生對他的家人說，他最多還能活10天。但他至今還沒有撒手人寰。我認為，卡特能堅持到現在可能有三個原因：
首先，他一直期待在離世之前能看到麥地那龍線蟲病的滅絕。如果能實現，麥地那龍線蟲病就將成為繼天花後第二個被人類消滅的疾病。卡特中心剛開始做相關項目時，每年的病例數高達350萬，到2023年病例數已降至14個。可以說，卡特是在和麥地那龍線蟲病的消除進行比賽。其次，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並不穩定，他希望民主黨人能延續拜登的事業，把治國理政的事搞得更順當。最後，他曾致力發展的中美關係一直處於動蕩之中。似乎可以說，如果這個關係長期不穩定，卡特也會“死不瞑目”。
◆2019年，卡特參與慈善組織“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的建屋計劃項目，參與工作。
《鳳凰周刊》：卡特這種精神的源頭是什麽？
劉亞偉：一是他的早年經曆，另一個是他的成長背景。卡特成長的歲月恰逢美國大蕭條時期，卡特家又是典型的農場主家庭。卡特自傳《黎明前一小時：我的童年回憶》中提到，在他小時候，美國南方還在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但他會和黑人小孩一起玩。
實際上，卡特的父親是一個種族觀念較重的人，但他的母親不願因此同黑人相互隔絕。卡特的母親是護士，一些黑人要想看病的話會從卡特家的後門進來，找他的母親，因為走正門會讓卡特的父親生氣。因此，卡特從小就目睹黑人在美國社會的遭遇。
此外，卡特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也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他也經常會幫助身邊的人。
卡特之前去中國，也不願住總統套房。2007年卡特訪華時，中國給他準備了加長豪華轎車，但卡特還是選擇和卡特中心代表團的其他人一起乘坐麵包車出行。他就是這樣艱苦樸素、平易近人，和周圍人保持著親切和睦的關係，從來都沒有高高在上的姿態。
◆2019年4月，卡特在家鄉佐治亞州普萊恩斯的馬拉納莎浸信會教堂發表講話。
卡特對中美關係的貢獻被低估
《鳳凰周刊》：當談到中美建交，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基辛格和尼克鬆。但真正實現中美建交的人是卡特。你認為卡特對中美關係的貢獻是否被低估了？
劉亞偉：肯定是被低估了。當年尼克鬆確實有與中國建交的遠見和勇氣，他從1967年開始就有這種願景，他認為中國當時雖然不夠強大，也不夠富裕，但從中國的曆史、人口、未來潛力來看，有必要把中國拉入國際大家庭。所以，尼克鬆這趟“破冰之旅”不是基辛格想出來的，而是他自己的主意，隻是讓基辛格去執行。
從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間過了近7年。尼克鬆其間因“水門事件”醜聞纏身後，導致無法推動建交。到了福特總統時期，他考慮到自己不是選舉產生的總統，加上共和黨內部的一致反對，所以同中國建交一再推遲。直到卡特時期，總算促成了中美建交。實際上，民主黨人要想說中國的好話，需要承受的壓力比共和黨人大得多。
◆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時，和卡特在美國總統官邸的陽台上揮手致意。
對華接觸當時在美國社會麵臨著很大壓力。因此，1970年代初的相關談判都是秘密進行的。當時有人對卡特說，你可以等到第二任期再推動中美建交，那時麵對的政治壓力相對小些，也不會影響到你的連任，但卡特還是堅持在第一任期這樣做了。從後來敗選的結果看，卡特當時的決定很有必要。當然，這也同卡特擁有一個得力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有關。布熱津斯基是波蘭裔，反蘇情緒較強，所以非常努力推動中美建交。
《鳳凰周刊》：如今在美國，對華強硬正成為一種共識，也有不少人質疑卡特當時的對華接觸政策。卡特本人怎麽看？
劉亞偉：卡特從未認為同中國建交是錯誤的決定，反而覺得這是他總統任內最重要、對世界和平和繁榮最有益的決定之一。在同中國建交這件事上，卡特是義無反顧的，他不會因為有人質疑就改變看法。實際上，卡特講過，當時中美舉行建交談判的時候，兩國相互的偏見和敵視要比現在嚴重得多，當時都能夠擱置偏見和敵視，討論兩國的合作之道，現在兩國領導人理應也有這樣的胸懷和遠見。
2018年12月31日，卡特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指出美中雖存在結構性矛盾，但建交40年的曆史表明，有不同曆史、文化和政治製度的國家也是可以實現和平共處和合作的。他還提到，中美可以合作共同推進朝鮮半島無核化，也應當在氣候變化領域進行更多合作，在抗擊非洲埃博拉等疾病領域，中美也大有可為。
◆2018年，卡特會見時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和時任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
《鳳凰周刊》：在你看來，卡特為中美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哪些曆史遺產？
劉亞偉：我認為，讓由尼克鬆最早提出的接觸政策落地並生根開花是卡特最重要的一個曆史遺產。中美建交後不久，卡特就卸任了。此後從裏根到特朗普，美國曆任總統實際上都遵循了中美保持接觸的政策。到了奧巴馬時期，美國提出“重返亞太”戰略，開始對接觸政策進行反思。但卡特之後的曆任總統在處理中美關係上，依然是以卡特時期通過的行政命令、法律條文為依據。
第二個遺產是他通過卡特中心讓美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卡特中心的許多項目雖然不直接與雙邊關係產生關聯，但有助於讓普通美國人了解中國。例如，卡特中心關注中國基層治理，早期還曾觀摩中國農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並在北京召開記者會，讓外界了解到中國基層的真實情況。卡特中心2014年創辦的中英文網站《中美印象》在促進中美相互理解方麵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
◆2013年，卡特與時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和時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在美中關係論壇上演講。
2019年以後，美國的政治氣氛明顯發生了變化，已經沒有機構有勇氣舉辦慶祝中美建交40周年的紀念活動，但卡特中心還是堅持辦了下來，美中關係委員會、美中全國貿易委員會也參與到紀念活動中來。
第三個遺產是卡特根據當年的經驗為解決中美分歧提出過一個獨特建議。卡特任內，日本正在崛起，當時日本物美價廉的商品大量進入美國市場，造成經濟衝擊，這讓美日關係一度比較緊張。這同中美當前的齟齬具有相似性。
為了穩定當時的美日關係，卡特成立了一個“美日關係智囊團”，由他和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各選派四位政治家組成，他們會不定期進行會麵，就美日關係長期發展、遇到的困難等問題向決策者提供建議。
卡特在2019年卡特中心第七屆中美關係論壇之後分別給美國和中國的領導人致信，希望他們也能組織類似委員會，對美中關係遇到的困難進行坦誠溝通，並將成果通過私下渠道向各自的領導匯報。許多事情通過外交渠道溝通效果更好，完全公開就會遇到政治困難。時任總統特朗普收到信後致電卡特，並派出他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登門致謝。
◆2019年，卡特在美中關係論壇上發表演講後走下台。
中美需改變對彼此的認知
《鳳凰周刊》：卡特是第一個開放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美國總統，但現在雙方民間交流驟減，應當如何通過增加民間交流來提升中美關係？
劉亞偉：關於這一問題，我想起卡特經常說的一個故事。鄧小平當時希望美國接收5000名中國留學生，他當即回複說，送1萬人來美國我們也接收。1979年，中美兩國簽訂《中美科技合作協定》，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但目前的情況確實不容樂觀。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最近在一場活動上宣稱，美國應該歡迎更多來自中國的學生，但“要學習人文學科，而不是理科”。
實際上在特朗普執政時期，他的白宮高級顧問斯蒂芬·米勒就提出建議，說美國所有學校都應停止招募中國學生。特朗普覺得這個建議很好，答應馬上發布行政命令，禁止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警告說，如果不允許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美國很多人文社科院校就會倒閉。
但我覺得，美國主流社會還是歡迎中國留學生的，將之視為增加美國軟實力、為美國教育事業添磚加瓦的好機會。我相信很多中國家長也是看好美國教育的。在增進教育方麵，中美處於一個合作共贏的狀態。
可惜，當前美國在華留學生數量嚴重縮水，隻有700人左右。中美雙邊的留學市場存在嚴重的不平衡，卡特中心因此也非常鼓勵美國學生去中國留學。
美國現在有將簽證問題武器化的趨勢，例如會把人帶到“小黑屋”問話，中美領導人都提出過要改善這一問題。
◆2018年卡特到劉亞偉教授的中國外交政策課上講課，下課後與學生合影。
《鳳凰周刊》：卡特2021年接受采訪時曾說，自己是一個農民，當前的貿易戰阻礙了美國出口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如何評價當前的中美貿易往來？
劉亞偉：美國農業機械化程度很高，生產規模也大，所以中西部地區農產品中的很大一部分要依靠出口來消化。我所在的美國腹地中國協會（USHCA）最近在中國舉辦了2024中美農業圓桌論壇，很受歡迎。
原本大家以為，拜登入主白宮後會減停關稅，但他並沒有停止貿易戰，反而對一些領域加碼。雖說當前中國對美出口還沒出現顯著減少，但中國的外向型經濟之後肯定會受到限製，特別是美國提出要建立所謂可靠、有彈性的供應鏈。未來不論是哈裏斯登台還是特朗普回歸，中美在貿易上的摩擦都不會減少。特朗普已經揚言，如果當選，要對中國商品統一加征60%的關稅。
特朗普時期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和剛剛卸任的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主張美國采取全麵對抗的對華政策，切斷同中國的經濟聯係。但當前的拜登政府並不認同這種觀點，國務院副國務卿坎貝爾就對這種觀點提出了質疑和反駁。
中美經貿關係經曆了40多年風雨，至今依然是雙邊關係中一個重要的“壓艙石”，我們應該精心維護這一關係，兩國急需找到新的利益交匯點。
更重要的是，兩國需要改變對彼此的認知。中美關係存在“兩座大山”，一座是美國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了生存“威脅”，但實際上並沒有；另一座是中國人覺得美國已經日薄西山，比如陷於域外戰爭“泥潭”和國內政治混亂的沼澤而不能自拔，這也是不準確的。當然在我看來，中國人已經基本把後麵這座“大山”移除了。
◆2014年，卡特訪華時，在北京飯店用餐。
《鳳凰周刊》：這些年卡特中心在推動中美關係方麵起到了哪些作用？在當下中美關係惡化的環境下，卡特中心又可以扮演什麽樣的角色？
劉亞偉：我覺得，卡特中心可以講好中國故事，讓普通美國人了解中國。
卡特中心從1990年代初便與中國殘聯合作，到1998年與中國民政部簽署協議，為中國村委會選舉的規範化提供支持。這一時期，我們曾同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經濟研究所聯合推出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這一網站曾是外界了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平台。卡特本人也觀摩過2001年江蘇省昆山市周莊的村委會主任選舉，卡特後來在美國演講時說，他非常佩服中國農民的聰明才智和參政議政的積極性。
從2010年起，卡特中心開始探討中美在非洲合作的可能性。除了幫助改善當地基礎設施和生活條件，提高民眾抵禦疾病的能力，中美也能通過在非洲的合作建立起更多信任。
2012年，卡特中心開始做美中關係高層論壇，去年為了繼承和捍衛卡特對中美關係的貢獻，我們將該論壇改名為吉米·卡特美中關係論壇。該論壇在中美兩國交替舉辦，明年將在中國舉辦。從2014年開始，卡特中心還參與舉辦美中青年學者論壇，主要是和《環球時報》合作。
當前，卡特中心希望能實現兩大目標：一是致力於讓中美兩國不產生衝突，二是確保中美兩國的民眾以及精英階層保持對和平共處的希望和信心。為此，我們曾邀請部分中美專家共同回顧兩國交往的曆史，還將其做成線上講座。隻要我們的共同記憶存在，就能避免將彼此“妖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