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項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觀察，讓我們難得一睹當前的經濟形勢，以及中國人對未來的感受。
中國經濟萎靡不振，憂心忡忡的領導人使出了渾身解數。
他們公布了刺激方案，罕見地發放現金補貼，召開出人意料的會議來促進增長，並試圖通過一係列決定來整頓陷入困境的房地產市場，而他們在上周完成了上述所有這些事情。
不太清楚的是，經濟放緩對中國普通民眾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他們的期望和沮喪往往受到嚴格審查。
但兩項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觀察。第一個是對中國人對經濟態度的調查，發現人們對自己的發展前景越來越悲觀和幻滅。第二個是實體和網上抗議活動的記錄，表明由經濟不滿引發的事件有所增加。
盡管並非完整，但這些描述讓我們難得一睹當前的經濟形勢，以及中國人對未來的感受。
除了房地產危機之外，沉重的公共債務和不斷上升的失業率也打擊了儲蓄和支出。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今年可能無法實現5%的增長目標。
這對中共來說是發人深省的。爆炸性的增長使中國成為一個全球強國，穩定的繁榮是一個永不放鬆大棒的專製政權所提供的胡蘿卜。
從看漲到黯淡
隨著新冠大流行結束，經濟放緩出現，部分原因是三年來的封鎖扼殺了經濟活動。
哈佛大學美國教授馬丁·懷特（Martin Whyte）和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中心教授斯科特·羅澤爾（Scott Rozelle）的研究表明，疫情前後幾年的對比非常明顯。
他們在習近平掌權之前的2004年和2009年，以及他執政期間的2014年和2023年進行了調查。樣本規模從3000到7500不等。
2004年，近6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家庭經濟狀況在過去五年中有所改善，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未來五年感到樂觀。
在2009年和2014年，這一數字大幅上升，分別有72.4%和76.5%的人表示家庭經濟情況有所改善，68.8%和73%的人對未來充滿希望。
然而，在2023年，隻有38.8%的人認為家人的生活變得更好。不到一半（約47%）的人相信未來五年情況會有所改善。
與此同時，對未來感到悲觀的比例上升，從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
該研究的調查對象是20歲至60歲的全國代表性樣本。在專製的中國，獲得範圍廣泛的意見是一項挑戰。
受訪者來自中國29個省級行政區，但西藏部分地區和新疆被排除在外。懷特表示，這是“由於地理位置偏遠和政治敏感性而產生的額外成本”。這些位於西北部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在北京的統治下長期受到令人汗毛直立的嚴格控製。
研究人員表示，那些不願意說出自己想法的人沒有參與調查。那些確實分享了自己觀點的人被告知這是出於學術目的的調查，並且會保密。
他們的焦慮反映在許多中國年輕人做出的選擇中。隨著失業率上升，數百萬大學畢業生被迫接受低薪工作，而其他人則采取“躺平”的態度，抵製無情的工作。還有一些人選擇當“全職兒女”，因為找不到工作或因精疲力竭而回到父母身邊。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對新冠疫情的鐵腕管理措施在澆滅人們的樂觀情緒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它提醒每個人國家是多麽專製。人們感覺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監管，”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說。
他補充說，許多人感到沮喪，隨後的減薪“加劇了信心危機”。
38歲的莫西（音）就是其中之一。他辭去了精神科醫生的工作，搬到了中國西南位於湖濱的城市大理，這個地方現在很受那些想要從高壓工作中解脫出來的年輕人的歡迎。
“當我還是一名精神科醫生時，我甚至沒有時間或精力去思考我的生活會走向何方，”他告訴BBC， “沒有樂觀或悲觀的餘地。隻有工作。”
“吃苦”有回報嗎？中國人現在不這樣看了
然而，調查顯示，工作似乎不再預示著光明的未來。
2004年、2009年和2014年，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在中國“努力總會有回報”。持不同意見的人徘徊在15%左右。
到了2023年，人們的情緒發生了轉變。隻有28.3%的人相信他們的努力會得到回報，而三分之一的人不同意。這種分歧在年收入低於5萬元人民幣（6989 美元；5442 英鎊）的低收入家庭中最為強烈。
中國人經常被告知，花時間學習和攻讀學位將會獲得經濟上的成功。部分原因是，這種期望是由一段動蕩的曆史塑造而成，人們在戰爭和饑荒的痛苦中咬緊牙關，艱難前行。
中國領導人也在宣揚這種職業道德。例如，習近平的“中國夢”與“美國夢”相呼應，即努力工作和聰明才智將會得到回報。他還鼓勵年輕人要“吃苦”。
但到了2023年，該研究的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人們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們的家庭和關係所提供的特權。而在十年前，受訪者將財富歸因於能力、才華、良好的教育和努力工作。
盡管習近平標誌性的“共同繁榮”政策旨在縮小貧富差距，但批評者稱這隻會導致對企業的打壓。
還有其它不滿情緒的跡象，例如據總部位於美國的非牟利機構“自由之家”旗下“異言網”（CDM）數據，2024年第二季度的抗議活動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8%。
該研究將抗議定義為人們以與政權相衝突的方式表達不滿或推進自己的利益時的行為——這可能發生在現場或網上。此類事件無論規模多麽小，在中國仍然具有影響力，即使是孤獨的抗議者也會很快被追蹤並拘留。
凱文·斯拉滕（Kevin Slaten）是“異言網”研究報告的四位編輯之一。他表示，至少四分之三的案例是由於經濟不滿造成的。
自2022年6月開始，該組織迄今為止已記錄了近6400起此類事件。
他們看到農村居民和藍領工人領導的針對征地拆遷和低工資的抗議活動有所增加，但也注意到中產階級公民因房地產危機而組織起來。在370多個城市中，物業業主和建築工人的抗議占案件的44%。
但斯萊滕很快強調，“這並不立即意味著中國經濟正在崩潰。”
盡管如此，他補充說，很難預測如果經濟繼續惡化，這種異議是否可能會加速。
中共有多擔心？
中共領導人當然很擔心。
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在青年失業率創下曆史新高後，北京停止發布相關數據。官員們一度創造了“慢就業”一詞來形容那些需要花時間找工作的人——他們說，這是一個與失業者不同的類別。
審查機構一直在打壓任何對經濟困境的微詞——網上發聲的帖子會被迅速刪除，而網紅如果在社交媒體直播時炫富會被屏蔽。官方媒體為這些禁令辯護，聲稱有關舉措是創造“文明、健康、和諧”環境的努力的一部分。也許更令人震驚的是上周有報道稱，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副所長朱恒鵬因批評習近平對經濟管理的言論而被拘留。
斯拉滕表示，共產黨試圖通過“塑造人們可以獲得的信息或什麽可被視為負麵的信息”來控製言論。
“異言網”的研究表明，盡管國家控製程度很高，但不滿情緒卻引發了抗議活動，這將令北京方麵感到擔憂。
莫西發現大理的生活節奏比較慢。這令他感到欣慰。
2022年11月，一場致命火災導致至少10人死亡，這些人在新冠封鎖期間不被允許離開大樓。這場致命火災導致中國多地數千人走上街頭，抗議新冠“清零”政策。
懷特教授和羅澤爾教授表示，他們並不認為其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對不平等的憤怒可能會在社會抗議的火山中爆發”。
但他們寫道，經濟放緩已經開始“破壞”共產黨通過“數十年持續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所建立起來的合法性。
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周雲表示，新冠疫情仍然困擾著許多中國人。北京在疫情期間“嚴厲且反複無常的應對措施”加劇了人們對未來的不安全感。
她補充說，這一點在邊緣群體中尤其明顯，例如陷入“嚴重歧視”的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和長期被排除在福利覆蓋範圍之外的農村居民。
在中國備受爭議的戶口製度下，城市裏的農民工不被允許使用公共服務，比如讓孩子入讀公立學校。
但像莫西這樣來自城市的年輕人紛紛湧向偏遠的城鎮，因為他們被低廉的租金、美如畫的風景和更大的追逐夢想的自由所吸引。
莫西發現大理的生活節奏比較慢。這令他感到欣慰。他在回憶起自己過去作為精神科醫生的工作時說，“隨著經濟的繁榮，來找我治療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患者數量隻會增加”。
“中國做得好和中國人做得好之間有很大區別。”
關於研究數據
懷特、羅澤爾和阿利斯基的研究基於2004年至2023年間進行的四組學術調查。
2004年、2009年和2014年，他們與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RCCC）的同事一起進行了實地調查。受訪者年齡從18歲到70歲不等，來自29個省份。西藏和新疆被排除在外。
2023年，位於成都的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研究中心（CHFS）在第二、三、四季度末開展了三輪在線調查。受訪者的年齡範圍為20至60歲。
所有調查都使用相同的問題。為了使四年間的回答具有可比性，研究人員排除了18-19歲和61-70歲的受訪者，並對所有答案進行了重新加權，以使其具有全國代表性。所有調查都存在誤差範圍。
該研究已被英文漢學雜誌《中國雜誌》（The China Journal）接受，預計將於2025年發表。
“異言網”的研究人員從各種非政府來源收集了自2022年6月以來中國各地“異議事件”的數據，包括新聞報道、在中國運營的社交媒體平台和民間社會組織。
“異議事件”被定義為一個人或多個人使用公共和非官方手段表達他們不滿的情況。每個事件都是高度可見的，並且還受到政府通過身體迫害或審查做出的反應，或麵臨的風險。
這包括發布病毒式社交媒體帖子、示威、放置抗議橫幅和舉行罷工等。許多事件很難獨立核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