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多中國人在日本被殺 咋沒人反思仇華思想?”
文章來源: 維舟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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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多中國人在日本被殺,怎麽就沒人反思仇華思想?”
在一位10歲的日本孩子在深圳被刺身亡後,這是國內網上最流行的辯護話術之一。
項棟梁為此專門寫了一篇,逐一分析中國人在日遇害的案件,都沒有證據表明涉及政治因素。
他進而指出,這是一種“Whataboutism(那又怎麽說)話術”,其根源是比爛思維,即當A被指責存在某些問題時,反過來辯稱B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簡而言之,Whataboutism是一種回避自身問題,拒絕改正問題的詭辯話術。它還經常和謠言捆綁在一起,通過造謠另一方也存在問題來論證己方問題的合理性。
“測試結果顯示,你是‘那又怎麽說論’的糟糕個案。”
“糟糕?那別人更糟糕的又怎麽說?”
確實,這可說是我們現實生活中最常見的詭辯術之一。我身為人父之後就漸漸發現,孩子似乎對此是無師自通的,尤其是我家老二,每次一說他有什麽問題,他就會激烈反應:“上次哥哥也怎麽怎麽樣,你怎麽不說他?”
哥哥上次做得有什麽不對,當然並不能證明他做得就對,更何況,他所舉出的,往往根本不是一回事——批評他不好好吃飯,他就說上次哥哥也沒好好收拾床鋪。實際上,他也明知這是不同的事,但他的重點是:“那你怎麽不批評他?”
由此可見,這種話術從本質上來說是防禦性的自我合理化,因為當事人把“批評”看作是“打壓”和“指責”,當然也就拒絕反思和改進。他不能否認事實,隻是說並不隻有自己這樣,他不問對錯,但特別關注“公平”。
說這話的人如此注意公平性,是因為他們潛意識裏是在對著更高的權威申訴,要求對方必須“一碗水端平”。也就是說,這本身就寄望於一個公正權威的存在。這一話術之所以在中國如此盛行,恐怕就是因為在我們這個有著漫長家長製傳統的國度裏,父母就是這樣天然的權威。
耐人尋味的是,這看起來是對權威的期待,同時卻又可能是富於反叛的,因為這隨時可能轉化為一種對權威的輕蔑:你自己都做不到,還有臉批評我?
之所以說這是一種不講邏輯的詭辯話術,是因為其立論前提不是邏輯,而是一種絕對化的道德觀:隻有作為參照的榜樣做得無懈可擊,我才心服口服,然而,現實中這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而持有這一論調的人幾乎可以一直胡攪蠻纏下去,卻並不具備什麽建設性。
當你指出中國社會存在某個問題時,最常遭遇的狙擊火力就是這一話術。“低素質的人哪裏都有,國外也一樣很多”,像這樣的內容,在網上可以搜出大把,其用意當然是為了自辯:國內盡管存在不文明現象,但那都很正常,因為天下烏鴉一般黑,誰也別說誰。
這一論調由來已久。魯迅在《外國也有》一文中早就犀利地諷刺過,“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甚至“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麽遠”。
所謂“國外也一樣”的說法,往往將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事等而視之,例如“國外也審查”,但為了證明自己正常,需要證明別人也一樣嗎?就算別人一樣,就能證明自己正常了嗎?更何況,那真的一樣嗎?
且不論國外是不是真的“一樣”,這一辯解方式旨在取消“問題”本身,而不是問題本身是否應當解決。這有時會導向荒誕的結論,例如:中國人亂穿馬路,國外也一樣,所以中國人亂穿馬路不成問題,你說有問題就是在抹黑。
為什麽這樣的思路常見?我猜想是:中國社會長久以來注重社會評價,所以一個外在行為隻要是別人都在做、自己並無“異常”的,那就免於責難,畢竟“法不責眾”嘛。
所謂“恥感文化”,大概由此而來:約束人行為的,是與社會評價標準不一致帶來的羞恥感,而非即便人人如此,仍自我約束不能做的內在戒律。事實上,遵循內在戒律,往往倒是被視為傻子、呆子,甚至異己的危險分子。
反過來,這樣的社會裏,“正常”乃至“正確”的標準也來自社會評價,因此特立獨行更易遭壓抑,因為你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可能會被全社會視為不正常——這就是為什麽那麽多父母逼婚,因為隻有“跟別人一樣”才能免受身為異類的巨大社會壓力。
當然,就算是恥感文化,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日韓那種恥感的思路不是比爛,而是向上比:國外也有好的,我為什麽不能有?那還講點士道尊嚴。但在我們這裏,更常見的則是向下比:國外也有渣的,我渣又怎麽了?這種“都一樣”是有選擇的:誇本國好的時候,就沒見他們說國外也一樣,但一說到問題,那立馬就“都一樣”。
更有甚者,還有一種論調譏諷,“國外是不是也這樣,國際觀瞻不好”的見賢思齊,隻不過是“典型的自由派買辦思維”,“民族主義者最多當它是個話術,自由派卻無時無刻不這樣想”。
這就是問題所在:你以為是在做事實判斷(存在某個問題),但他卻認為你是在做價值判斷(你認為我不好),對問題的討論由此演變為人身攻擊。此時,對方所敏感意識到的,並非問題本身的對錯,而是話語中隱含的權力關係。
多年前有一次我就見識過一場論戰,談到這一問題時,有人批評“國外都一樣”是逃避問題的詭辯:“這就像就像A自己的蘋果爛了,就說你看B的蘋果也爛了,完全忽視A的蘋果爛了這個客觀存在的問題,當做看不見,也不會去想要解決。”
對此,另一位則精巧地反駁:“A的蘋果爛了,就說是A獨有的問題導致蘋果爛了,當有人指出B的蘋果也爛了,馬上就說看在逃避問題;自己設置議題,就要別人來認可你,不認可就是逃避事實。真是詭辯的邏輯。”
在此,反駁者的立足點,一是拒絕承認這是己方獨有的問題;二是拒絕認可對方有設置議題的權力,譏諷那不過是一種理性的傲慢。當時還有一位“誓吃企鵝北極熊”強調,論辯雙方並無高下之分:
“一樣黨”和“問題黨”言論背後是基於問題理性還是某種或高雅或猥瑣的情感,恐怕兩者在各自背後都可能是存在的。
如果“問題黨”的表述有和國家做不能服人的綁定的意思(中國人有個特點雲雲),“一樣黨”的反駁本身也完全可能是針對問題的有效討論,如果一個問題確實不是中國獨有,將之理解的過於特殊事實上是不成立的,解決問題的視野隻盯在中國上恐怕效果也是有限。
概然地認為己方都是直麵問題的理性,對方都是基於某種猥瑣情緒的“話術”,恐怕也是一種誤判(或者說,本身也可能是一種“情緒”)。失之於自我感覺良好倒也罷了,影響到自己對於實質問題的判斷力,就可惜了。
另一位讀者也曾給我留言說,他反感這種將問題歸結於國民性的啟蒙批評:
由於豆瓣時代留下的好印象,一直保留著這個公號。我後來明白這些文章我讀著別扭的原因,是所有內容都可以歸結為“中國式”,反正發生什麽都可以去這裏找原因。如此一來,留言區自然會形成非黑即白的兩個群體,真正探討問題的少之又少——雖然你自己肯定不這麽認為,認為自己理性且中立,對吧?
我是否自認理性且中立,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問題是否成立。我之所以孜孜不倦分析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隻是因為我隻熟悉並關心這裏,國外是不是也一樣,我其實並不在意。我無意強調國內這些問題的特殊性,我深愛這裏,才希望通過反思,正視問題,達成改進。
說了這麽多,也許還是會有人說,你說的這種比爛思維,國外也一樣啊,他們不也有Whataboutism嘛?
你當然可以這麽想,那讓人心安理得地覺得“我們不需要改變”,肯定也更輕鬆一些,因為什麽都不用做,但我總在想,我們目睹的一些社會現象之所以一言難盡,恐怕根源之一也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