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的日籍男童上周遇刺身亡後，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仇日教育的關注，且已延燒為外交事件。而近一周來，中國言論審查機製雖忙著清理“煽動中日對立”的社媒帳號，卻又封禁批判愛國主義暴行的言論，輿情管控自相矛盾，再添外界反感。
對此，學者認為，中國出手打臉仇日派是做表麵工夫給國際看；至於封禁對仇外教育的檢討則是擔心危及其政權，因為民族主義一向是中共操弄民心、鞏固其執政正當性的工具。
深圳日童遇刺致死10日後，已升級為外交事件。
日中兩國外長上川陽子和王毅星期一(9月23日)在紐約舉行會談時，上川陽子“強烈要求”中國查明行凶動機等事實，並確保旅中日人的安全，王毅則喊話東京“冷靜理性”，避免政治化和擴大化，凸顯兩國對此殺人事件迥異的處理態度。
但麵對三個月內接連發生兩起在華日童傷亡事件，中國並不是毫無作為，至少言論管控已早早出手。
短影音平台快手9月21日公告稱，已即刻封禁90多個仇日違規帳號，一如6月底的蘇州日籍母子遭襲事件後，騰訊、百度、網易和抖音也曾清查並排除仇日賬號。
中國既打臉仇日派、也封禁親日派?
隻不過，官方在打臉仇日派的同時，也不容親日派將槍口對內。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趙宏、副教授陳碧9月21日於微信發表題為“我們能為死去的孩子做點什麽？”的文章，聯名為日童請命，他們痛斥中國社會“毫無理性的仇恨教育”，並呼籲不該縱容“打著愛國主義的暴行”，還說“再不發聲，我們都是共謀”，但隨即遭到審查和刪文。
趙宏已非第一次發聲，他對中國年輕人穿和服遭警方控以尋釁滋事罪，甚至網紅鐵頭、亞人在日本靖國神社前潑漆的拙劣愛國主義行徑，都曾勇於發文批判過。
除了左打仇日、右打親日，據華文媒體《端傳媒》9月23日引述一名官媒記者的話透露，官方對日童襲擊報道下達禁令，“口徑是有史以來最嚴”，不少自媒體博主發文表達悲傷的、痛斥極端民族主義的或質疑官方隱蔽信息者，多遭刪除。
中國言論審查進退兩難
對此，日本國際教養大學中國研究的助理教授陳宥樺說，中國出麵管控仇日言論是因為習近平麵對國內經濟的困局急須與西方、日本修補關係。
但他說，刪除仇日社媒帳號的手法治標不治本，因仇日言論根深蒂固，不可能全麵封禁，且若封禁過頭，易被人民解讀為對日本低頭，隻好做做樣子。但習近平也無法接受親日派批判愛國主義或否定中共的仇外教育與宣傳，因此出現，輿論管控的自我矛盾和進退兩難。
陳宥樺告訴美國之音：“中日關係不論是在政府層級、或是民間層級，已經糟到不能再糟了。中國政府當然知道，根除仇外刺殺事件的解決之道是改變中國的資訊環境，但這會危及共產黨的關鍵統治基礎，那就是民族主義。”
旅居美國的獨立專欄作家蔡慎坤也說，中共為了鞏固政權，長期煽動老百姓反對境外敵對勢力，以轉移民心的不滿或政治醜聞，因此,中共一方麵低調處置日童被殺事件，未公開譴責；但另一方麵也忌憚引發在華日商的撤資潮，被迫敲打境內的仇日言論，做點表麵功夫給國際看。
蔡慎坤告訴美國之音：“它(中共)想盡快的息事寧人，(又)不希望反思仇恨教育，(因為)仇恨教育的根源來自中共，(以)控製老百姓或轉移國內的各種社會矛盾。現在兩方麵它都不讓說話，所有的輿論要牢牢地控製在中共自身的手上。”
專欄作家賈雪晴9月26日在台媒《天下雜誌》發文稱，中國煽動仇外情緒來轉移國內的社會矛盾，正是“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的表現。
她寫道：“政客或領導者透過隱晦的方式暗中煽動仇外情緒，表麵上避免直接責任，但實際上影響著群眾的情感和行動。而這些狗哨批次生產、大量供應，充斥在中國式的教育、文化與宣傳當中。”
中共放任仇日情緒，封殺親日言論
中共放任仇日言論的蔓延已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快手封禁仇日帳號的兩天後，中國網絡再現大量不滿日本政府的激昂言論，卻未見管理平台出手封禁，當然，中國仇日情緒動輒被觸發，多到刪也刪不盡。
例如，9月23日，山東的超話博主“大風吹奏”批評，日本要求中國保證他國公民不受刑事侵害“是典型的侵略者思維、是典型的霸權主義作風、是自我膨脹的殖民者心態，但是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不是一個日本鬼子可以任意蹂躪侵略的國家。”
浙江旅遊博主“辣葉催秋”當天也發文稱：“究竟是中國在搞反日教育，還是日本在渲染仇中情緒？踏我疆域、毀我家園、戮入我先祖……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仇恨早就雋刻在了我們的血脈。”
不過，綜合媒體報道，四川新龍縣副縣長黃如一9月22日曾於微信群發文稱:“殺個小孩多大事？”他還主張:“我們的紀律就是殺日本人。”由於他的仇恨言論過於驚悚，微博網民紛傳“有關部門已介入調查。”
至於中國網絡親日或同情日本的論述並非主流聲浪，即便如中國學者趙宏的勇於發聲或附和其意見者，也很快被消聲，分析人士說，因為中共忌憚理性的聲音被喚醒。
旅美的專欄作家蔡慎坤直言，中國有一大群清醒且有良知的人，他們有是非觀，清楚在華外國人不是敵人，也厭惡中共政權，更有能力走出國門，具有世界觀，因此，中共必須及早封殺批判仇恨教育的聲浪，以免這群人也加入批判中共的行列。
日本學者陳宥樺也說，中國有一群所謂的“沉默的自由中國人(silent liberal Chinese)”，他們教育程度高、收入高，不認同習近平的經濟治理、威權統治與戰狼外交等政策，隻不過，這群人多半選擇沉默，鮮少在社媒發表政治言論。
中共操弄民族主義，將日本“敵人化”
對於中國的仇外教育，陳宥樺批評，習近平在過去10年將西方和日本等國做“敵人化”宣傳，且煽動民族主義，將共產黨打造成中國主權與利益的保衛者，才使得江澤民時代以來的“仇恨教育”變得更激烈，催化刺殺極端行為。
而中國籍專欄作家蔡慎坤則說，中共把日本形塑成曆史宿敵，通過“抗日神劇”引導民間響應仇恨教育，中國社會有一半民眾“骨子裏恨日本”，卻忽略日本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最大的援助國，無條件支持資金、技術和管理人才短缺的中國，且不在乎中國的專製體製，願意與共產黨打交道。
中共好的、壞的一律噤聲
在上海日企工作多年、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全名的蕭小姐坦承，身邊就有親友的曆史仇日情緒是“一煽就著”，而中國自媒體也有許多傾向或引導抗日的內容，仇日極端意見已“成魔”，政府雖出手遏製過，以防極端分子“英雄化”產生模仿效應，但效果並不彰。
她說，中共要人民噤聲，“好的、不好的都不讓說”是慣用招，因為中共一貫的思維是，人民噤聲才能免於事件發酵，衍生更多反饋。
蕭小姐告訴美國之音：政府“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就是一刀想遏製，你就不要討論這事情，國家審核下來的(統一)立場是這樣子的。”
蕭小姐今年移居東京工作，她呼籲，中國人不應沉溺在中日的曆史仇恨中，而不往前看，因為中國目前的經濟不振，外資若再撤，對中國沒有好處，尤其日企投資中國後，可提供就業，大幅度解決國內的失業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