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君按：1917年，韋伯在慕尼黑發表《以學術為誌業》的演講，以敏銳的洞察述及青年學者在學術界可能遭遇的困境，指出學術工作者在維持生計都不可能的狀態下，很難堅持其學術理想，學術作為一種職業，極其艱辛，投身於此的青年學者，無異於加入一場魯莽的賭博。在演講中，韋伯比較了德國、美國學術體製的差異，對現代科層製和數目字管理下學術運作的弊端做出了極富預見性的分析，而這些判斷在今天不僅成為現實且愈演愈烈。
近期，多位青年學者不幸離世，他們的年齡集中在30、40歲，正是學術事業的黃金階段。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猝然離世的全部成因，但從零星報道中可以感受到這些青年學者為學術事業付出的艱辛和麵臨的壓力。我們不經想問，在不斷增大的困境漩渦裏，一名青年學者該如何“生存”，是否有改變的契機？
我們就一話題采訪了湖南師範大學瀟湘學者特聘教授、深圳大學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阮煒。本次訪談由學人Scholar誌願者李梅、趙逸軒參與完成。
學人：近期，有數名青年學者因病去世，年齡最小的34歲，雖然具體“病因”為何沒有說明，但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青年學者的過勞、內卷、壓力大等問題。據您的觀察，青年學者在當前的學術環境中，麵臨的主要壓力是什麽？
阮煒：我做的是人文社科研究，以下發言隻針對高校中的人文社科學者，尤其是人文學者。
我國青年學者的過勞、內卷、壓力大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據觀察，Ta們的教學工作量可能達到副教授的一倍、教授的兩倍，甚至更多。除此之外很多雜事瑣事都得Ta們幹，不然就得讓資深人士去幹，這在中國社會文化環境下是不可能的。Ta們的科研也尚未完全進入狀態，困難重重。發表尤其困難。刊物為了追求引用率，天然傾向於快發、多發名氣大的教授、博導的文章，留給青年學者的機會就比較少了。
另外，稍有點名堂的大學製定的職稱晉升政策，都會有諸如此類的條款：拿不到國家級項目，無論你其他工作做得多棒，發表的東西多好，都算不合格，屆時就評不了教授甚至副教授，就可能走人。可是國家級項目數量畢竟有限，並不是想拿就能拿到，也不是人人都能在規定的時間內拿到，所以人人感到巨大壓力。
一句話，青年教師在教堂和科研兩個方麵壓力山大，麵臨比資深教師大得多的壓力。而在待遇方麵，Ta們的收入可能隻有資深教師的二分之一甚至幾分之一。這個年齡段的人，又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這種情況下，能夠生存就是奇跡。現在，不少人的應對辦法就是不婚不育，這對國家民族的前景意味著什麽？
所以我認為，當務之急是跟國際接軌，廢除人文社科學者必拿國家級項目、否則走人這條惡劣規定。至少可以靈活一點，比方說可用其他方麵的成果，如教學獲獎、發表了公認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可由特別教授委員會定奪）等來代替。論文級別和數量方麵的規定也應該放寬。我知道，歐美大學的做法是六年內主要以專著衡量一個學者的研究成果。國內隻看論文，問題太大。
學人：如果大的社會環境、外部評價機製一時難以改變，已經入局的青年學者該如何調整自身，找到自己的應對之道？
阮煒：沒法“調整”。學術體製和單位極其自私。為什麽出台了這麽多不合理規定？因為每個單位都在追求虛妄的學術GDP，都想上位。它們隻顧一己之私，根本不考慮也不可能考慮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不考慮這樣做，對青年學者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對學術共同體的可持續發展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所以，青年學必須為自己的權益抗爭，努力爭取廢除或修訂惡劣的規定；處於決策位置的人們尤其應該直麵問題，承認問題，努力解決問題，多為年青人考慮，多為國家民族、子孫萬代考慮，至少使不合理的政策變得合理一些。一定要跟世界接軌，跟世界接軌本身就是一條重要的理由。
學人：去世的青年學者中，不少成果斐然，如在短短幾年內發表論文數十篇，其中不乏高被引文章。有種說法，學者的學術生命期是厚積薄發的，越往後積累越多，越可能做出成果。您怎麽看待當前的學術研究環境？壓力似乎激發了青年學者的潛力，但似乎也竭澤而漁？
阮煒：我的觀察是，數量上的提升並不代表學術進步，很多情況下可能是退步。但數量方麵的大上快上，肯定是鋪天蓋地的不合理規定逼出來的。這隻可能導致內卷水平不斷創新高，大量腦力被浪費在無意義、無價值的寫作和發表上。近年來我經常遇到這樣的文章，論證和表述方麵無比精致，無隙可擊，甚至堪稱完美。不難想象，以這種“成果”可換取多麽大的利益，可對業界乃至整個社會認知水平的提高毫無貢獻。高度內卷必然導致這種後果。
學人：當前的學術評價機製和社會文化，似乎並不鼓勵慢工出細活、不講究高品質而提倡高數量？這樣的研究取向，可能會給學術發展帶來什麽影響？
阮煒：答案很清楚。在一種高度扭曲的環境下，慢工出細活等於自取滅亡，講究高品質不啻是慢性自殺。在高校排名或“趕超”戰略的壓力下，吾人總會做出一些極不聰明的事。回歸常識跟國際接軌，用平常心做學術就這麽難？希望在未來二三十年來，用平常心做學術不再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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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在媒體報道的消息中，有位青年學者出身貧寒，幾乎要靠一己之力，既從事學術研究，又照顧家庭。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間，對於有學術夢想的年輕學子來說，該何去何從？
阮煒：有學術夢想的學者，應該是很早時候，比方說大學畢業就“入局”了，即選擇學術為一生誌業。對Ta們來說並不存在“月亮和六便士”的兩難抉擇。如果一開始就首鼠兩端，覺得很難選擇，這種人是不可能走上學術道路的。真正的考驗是，有官位拋來時，你是否仍能坐懷不亂。
學人：2013年，頗有才華的青年學者張暉去世，曾引發學界的關注；您在此後的一次采訪中也提到，中國目前學術界的高壓考核之風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製度的漏洞必然會製造它的犧牲品。而麵對每次犧牲我們都難免感到痛心和無奈。您覺得中國學術界，青年學者生存環境改善的契機可能會出現在什麽時候？
阮煒：幾年前多部委出台紅頭文件“破唯”，就說明國家層麵決策者已經認識到問題，並試圖解決問題。在這個層麵，部門和個人利益明顯不同於高校，所以能夠相對客觀。但這些文件隻是一些指導性意見或“精神”，不等於硬性政策，而下邊學校有自己的“立法”，對上邊意見或“精神”可聽可不聽，可執行也可不執行，很多情況下是打折扣執行。
但是，相比不出台文件，出台這些“破唯”文件肯定是有積極意義的。我知道，在此之前，“雙一流”評審轟轟烈烈，一幅大幹快上的架勢，文件出台後差不多就偃旗息鼓了，最後竟未公布評審結果。這說明，教育部很清楚，不能再鼓勵學術軍備競賽，這對學術的發展有百害而無一益。降溫而非升溫，這才是正道。
但具體到各個高校，情況就不同了。它們個個要上位，不上位領導就沒政績，而上位拿什麽說事？顯然不能說我這個學校的教學質量世界一流，這是很難評估的。得拿學術GDP，即發表了多少文章、拿了多少項目、獲得多少獎項來說事，所以繼續執行舊政策也並非不可理解。當然也可能會做出一些調整，但調整幅度很小，可忽略不計。
看來，要根本解決問題，經濟還得進一步發展才行，社會環境還得進一步改善才行。青年學者的收入如果能有明顯的提高，社會上對Ta們普遍持同情態度，Ta們或就不那麽容易屈服於不合理政策了。這將倒逼政策製定，使其變得寬鬆一些。短期內這是不可能的，但十年二十年後情況如何？我謹慎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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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科層和體製縱橫交錯的現代社會中，學者被要求成為“知識生產”和“教育傳播”的專門人員，而非昔日的不拘一格的啟蒙者。但如今的知識和教育更像標準化的產品，這一定程度上剝奪了青年學者長遠思考的時空條件。您對於這種趨勢的未來是傾向悲觀還是樂觀的？
阮煒：就知識的傳承和生產而言，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知識傳承者是多數，知識生產者是少數。不能要求每個學者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知識生產者或全民啟蒙者。
目前，青年學者進行長線思考的條件非常惡劣，但不排除Ta們中少數人最終能夠做這種工作。畢竟青年會變成中年，中年會變成老年，小媳婦終能熬成婆，Ta們的境遇會隨之改變的。中國人口基數極大，總有極少數人能夠做真正有價值的工作。不能因為少數青年學者早逝而過分悲觀。
學人：在諸多學科中，有一些知識領域更加依賴所謂“大學體製”的支持，比如醫學、人文和社會科學。其共性可能是，這些知識在大學之外“為自己而活”提供的資源較少。這導致這些領域的青年學者看似更加難以脫離大學，請問您怎麽看這個問題呢？
阮煒：人文學即語言文學、曆史學、哲學和藝術學依賴大學體製是顯而易見的。理科依賴大學體製，這是大家不太理解也不大注意的。世界範圍內，純粹數理化（還有天文）都不好找工作，生命科學或好一點。很多理想主義的學生意識到了問題，早早就轉向更實用的方向了，總得有份體麵的工作吧。純醫學研究與當醫生不同，找工作也非常難，可劃入純理科範疇。
另一點需要注意的是，人文學科和純理科都不能直接創造社會價值，這跟社會科學不同。社會科學中的經濟和法律學科（除非做的是純經濟理論和純法學）是能夠創造社會價值的，這從很多學人搖身一變成為帶薪經濟顧問或律師，不難看出。事實上，隻是中國把這兩種學科視為文科或社會科學，在歐美國家，它們跟人文學、社會科學甚至理科涇渭分明。
大學裏的商學院、法學院非常強勢，非常有錢，人文學和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或政府管理）和心理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和純粹理科是被它們瞧不起的窮親戚。美國的一些大學，如哈佛大學把文史哲與數理化劃在一個學院，叫“文理學院”（FAS,即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很說明問題。為什麽？文也好，理也好，都不是能直接創造社會價值的實用學科，跟商學院、法學院和主要培養醫生而非醫學研究者的醫學院等大不相同。後三者隻收高分學生，學生畢業後通常都能掙大錢。這種格局很難改變，隻能適應它。
中國跟全世界一樣，人文學和純理學都麵臨被強勢學科擠壓的困境，目前看來隻能適應它。
學人：但在大學內外，權力結構及其產生的問題是更加普遍性的存在。上下之間科研考核、同事之間選舉教職、師生之間畢業發表都是風險的高發區，請問您認為這些問題更多是個人的素質造成的，還是成文製度的缺漏造成的？
阮煒：這個問題太複雜。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分歧，就有矛盾，就有衝突，中國如此，全世界如此。不談為好。
【部分近期去世的青年學者】
01 李海增
李海增（1990-2024.8），出生於1990年3月，因突發心梗，於2024年8月29日在青島逝世，終年34歲。2021年3月入職山東大學，山東大學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學科方向為：凝聚態物理、工程熱物理。
02 劉陽
劉陽（1980-2024.8），出生於1980年7月，安徽省宣城市人，社會學學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士，因病醫治無效，2024年8月21日在北京去世，年僅44歲。主要研究方向為基層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現代化，代表性成果有論文《進化與天演——重讀》（2010）、《把係統性治理帶回來——對社區多元參與治理模式的反思與深化》（2016）等，譯著《美國社會科學的起源》（2019）、《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2020）、《鋼的城：美國鏽帶興衰史》（2023）。
03 黃永遠
黃永遠（1987-2024.8），1987年4月出生於浙江溫州，韓國史學者、中山大學國際翻譯學院朝鮮語係副教授，因突發疾病，醫治無效，2024年8月9日於韓國首爾去世，年僅37歲。研究方向為朝鮮半島近現代史、中韓關係史、朝鮮半島國別和區域研究，在其生前曾公開發表過近十篇論文、從事翻譯工作、參與過多項課題。
04 費俊峰
費俊峰（1974-2024.9），1974年9月出生於江蘇建湖，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學校心理教育研究所所長、副教授，因病醫治無效，2024年9月3日在南京逝世，年僅50歲。從事心理教育近三十年，主講《職業生涯規劃》《健康與變態心理學》《大學生心理健康》《普通心理學》《幸福心理學》等課程，深受學生喜愛。
05 張祺樂
張祺樂（1987-2024.9），1987年9月14日出生於重慶市，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人權學院）碩士生導師、副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24年9月17日在重慶逝世，年僅38歲。長期從事法理學、法社會學和人權法學多個領域研究，關注婦女、兒童、殘障人士等特定群體權益保障，參與多部國家人權文件的起草工作。
06 庫爾班江·阿布都西庫爾
庫爾班江·阿布都西庫爾（1976-2024.9），1976年出生於新疆，複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感染傳染肝病科副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2024年9月1日，在家中突發疾病去世，終年47歲。主攻方向是兒童疑難罕見肝病，尤其是在糖基化障礙、阿拉傑裏綜合征（ALGS）等遺傳性疾病的診療方麵積累了豐富經驗。長期服務於臨床一線，深受患者和家屬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