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國際社會一致呼籲停火，但“尋呼機爆炸事件”以來逐漸升級的以色列—黎巴嫩邊境衝突，並沒有呈現緩解的趨勢。僅9月23日到25日，以色列就空襲了黎巴嫩境內1600多個地點，以色列宣稱其打擊對象是真主黨武裝。黎巴嫩公共衛生部稱，遇難總人數達569人，另有超過1800人受傷。這是以黎戰爭總體停火近20年來，黎巴嫩遭受的最嚴重襲擊。
在更大的圖景中，黎巴嫩局勢驟然升級，體現出延宕半個多世紀的巴以衝突和升級近一年的加沙人道危機仍在外溢。而“尋呼機爆炸事件”展現出的完全不區分軍事目標和平民目標的作戰手段，更提醒國際社會：這場危機正在進一步背離國際人道法的基本原則。正值《日內瓦公約》通過75年之際，誰還在捍衛這些二戰後誕生的基本人道規則，誰又能捍衛這些規則？
和全球其他100多處衝突地區的情況一樣，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幾乎是唯一能夠在加沙戰線兩側同時開展人道援助工作的國際組織。但由於某些衝突方對人道準入的限製，目前ICRC在加沙的團隊僅能維持百人左右的規模。他們既是流離失所的戰爭受難者，也是穿越火線為民眾帶去醫療服務和生活必需品的人道工作者。但相對於數以百萬計的難民，這個團隊規模顯然是杯水車薪。
“更嚴重的是，一些人正在對人道法進行非常寬泛甚至顛倒的解釋，甚至用人道法為軍事行動辯護，以軍事必要為由，不尊重人道法真正的核心目標：保護平民。”ICRC高級官員彼得·埃文斯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彼得·埃文斯
過去30年，英國皇家海軍退役軍官埃文斯作為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和ICRC一線代表，在全球各地的衝突地帶穿越火線，勸說衝突參與方的軍事指揮官遵守人道法。如今，他在ICRC負責“與武器攜帶者合作和影響力部門”（Head of Unit for Arms Carriers & Influencing），繼續致力於向各國軍隊及其他武裝團體普及人道法知識。
近期，在訪華參加北京香山論壇期間，埃文斯就加沙人道危機等國際人道法熱點問題，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他指出，75年來，以《日內瓦公約》為核心的人道法規則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因此被拯救的生命不計其數。而現在，隨著人道危機愈演愈烈，世界各國應當站出來明確反對“誤讀”人道法的行為。
加沙是毀滅性災難，但不是唯一的災難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是《日內瓦公約》通過75周年，但與此同時，世界麵臨越來越多的人道危機，其中加沙人道危機可能是20世紀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內戰和盧旺達大屠殺發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人道危機。在你看來，如此嚴重的人道危機為何會在本世紀重演？
埃文斯：加沙的人道危機絕對是可怕的。城市地區的衝突，人口密度意味著人道局勢會變得更糟。加沙向我們展示的是：當你在人口稠密地區使用爆炸性武器時，每一次所謂的“破壞”就是一次對平民人口的襲擊和傷害。如果你攻擊一棟樓房，你攻擊的不隻是那棟樓裏的居民，還包括基礎設施。這種攻擊會破壞水力和電力供應。現代城市裏，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
現在，許多當地民眾在加沙地帶內被迫遷移達五六次之多。整個社區都被摧毀了，即使他們能夠回家，也無家可回。當然，人質問題也在繼續，我們一再重申，劫持人質不符合國際人道法。
麵對危機，我們需要依靠各國力量推動衝突方遵守國際人道法。人道災難已經發生了，如果繼續不遵守人道法，情況隻會變得更糟糕。特別是，當人道準入遭到限製時，援助無法到達真正需要的人那裏。
自1967年以來，ICRC一直在以色列及被占領土開展工作，在特拉維夫、加沙以及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約旦河西岸設有辦事機構。我們參與建設了加沙當地的電力和供水係統。今年5月，我們設立了一家戰地醫院，以應對當地醫療保健體係的崩潰。但我們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幫助，我們很想擴大行動規模，擴大在加沙的團隊。但現在，連讓ICRC工作人員進入加沙地帶都極其困難。
加沙人道危機的規模是毀滅性的。但不幸的是，我們已經在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看到過這種情況。你提到了前南斯拉夫內戰，我當時就在現場，那是我執行的第一次軍事行動，我看到了戰爭對平民的毀滅性影響。這給年輕的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從那時起，到加沙之間，我們看到了許多嚴重的危機。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也門、蘇丹、索馬裏，等等。很多衝突已持續數十年，帶來長期的人道後果，但似乎被人們遺忘了。
現在，國際社會關注的是頭條新聞，比如烏克蘭和加沙。但在蘇丹，有1050萬人流離失所。在也門，有180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這些危機往往不會成為頭條新聞，但ICRC必須努力在所有這些危機中提供幫助。這是一個很難達到的平衡。
當地時間2024年6月1日，以軍攻擊持續，加沙人道危機持續惡化。圖/視覺中國
《中國新聞周刊》：如你所言，世界上有很多長時間的、被遺忘的危機。但現在的情況是：即使加沙依然是全球新聞熱點，那裏的人道危機也沒有得到緩解。這是否反映了一種全球性的趨勢，即一些政府和軍隊正越來越無視人道規則？
埃文斯：我更願意將之描述為“不完全遵守”（not complying fully with the law）。我不認為這已經達到了“無視”的程度，但我們確實看到當前戰爭中合規的程度較低。
每個國家都簽署了《日內瓦公約》，但如果對公約采取非常寬泛的解釋態度，那麽你就削弱了公約的保護價值。《日內瓦公約》是為戰爭而設計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戰爭會對平民造成傷害的現實。
但是，國際人道法的核心是軍事必要性和人道之間的平衡。如果誤讀甚至“選擇誤讀”這種平衡，以不惜造成人道傷害的代價強調軍事必要性，其後果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極其嚴重的危機。現在，一些人正在對國際人道法進行非常寬泛甚至顛倒的解釋，甚至用人道法為軍事行動辯護，以軍事必要為由，不尊重人道法真正的核心目標：保護平民。
對此，我想說的是，我們需要戰鬥員遵守國際人道法，需要軍隊在行動決策中維護對人道法的嚴格解釋；但我們更需要世界各國站出來反對“誤讀”人道法的行為，維護人道法的執行。ICRC被視為《日內瓦公約》的守護者，但我們不能單獨行動，國際人道法是國際法的一個部門，各國有義務維護這個法律體係。
對各國政府來說，這意味著將國際人道法作為政治優先事項、使用政治資源推動其實施，以及在國家間的軍事合作中利用軍事培訓、武器供應等方麵的優勢推動維護人道法。在最高層麵上，這是世界各國的責任，他們需要在政治上行動，確保我們不會看到你所說的這種趨勢。在這方麵，我們很讚賞中國政府對國際人道法的堅定支持態度。
如何說服武裝團體遵守國際人道法
《中國新聞周刊》：包括加沙危機在內，目前全球各地的衝突中，有很多武裝團體等非國家行為體（non-state actors）參與。ICRC是否也就遵守人道法的問題和它們保持對話？
埃文斯：國際人道法適用於所有《日內瓦公約》成員國的全部領土，也就適用於所有在這些領土上戰鬥的人，包括非國家行為體。事實上，世界各地大約有450個非國家行為體對我們的人道行動產生影響，大約有1.95億人生活在這些組織的控製下。我們不能拋棄這些人，所以我們和非國家行為體對話，確保我們能夠參與這些事務。
《中國新聞周刊》：這會比同各國政府的對話更難嗎？
埃文斯：我更願意形容為“不一樣”。首先，我們采取非常嚴格的中立方式和他們對話。我們不對非國家行為體的政治性質做出判斷。每個組織都有不同的驅動因素和不同的戰鬥動機，人們總是出於不同的原因而戰。作為一個人道組織，我們的目標是同所有參戰方接觸，和他們討論遵守國際人道法規則的問題。
之所以說“不一樣”，是因為對國家軍隊而言，他們通常是一個完整的指揮領導體係的一部分，它的最高層直通批準了《日內瓦公約》的國家當局。對他們來說，遵守國際人道法是義務。非國家行為體可能不會以同樣的方式感受到這種義務，但是，他們可能非常接近自己的社區。所以，我們可以討論他們所關心的社區平民受衝突影響的問題。總的來說，我們接觸政府軍和武裝團體的方式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都是努力減少戰爭對非戰鬥人員的傷害。
舉例而言，去年，我們製定了保護被非國家行為體拘留人員的指導方針。你可以說，他們拘留人可能是違法的。但現實問題是：在戰爭中，如果他們不拘留人，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他們可能直接殺死更多的人。我們不希望這樣。我們所做的是和他們對話，確保他們能夠以人道的方式進行拘留，並根據一些基本規則對待被拘留者。
《中國新聞周刊》：你有豐富的一線對話經曆，你是否成功說服過非國家行為體的指揮官在某個具體行動中遵守了人道法？
埃文斯：當然。我不能給你具體國家的名字，但我可以講一個真實的故事：我曾和一個武裝團體談判檢查站的問題。這個團體在自己控製的村莊裏設置了檢查站。我們對他們說：“你是否認識到，軍事檢查站屬於合法的軍事目標？”許多武裝團體裏的指揮官都是前軍官，他們隻是改換了門庭。所以他們完全接受我們關於“合法目標”的說法。
然後我說：“那麽，如果你們把檢查站放在自己村子中間，不就是把戰火引到村裏嗎？如果把檢查站設在村外，你依然可以實現自己對道路的控製，但就不會把戰火引到村裏的民宅和學校。”
於是，他們改變了想法，把檢查站移到了沒有平民居住的村外。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住在那個村子裏的孩子，這就是關乎生命的大事。
總的來說，我們就各種各樣的人道事務和非國家行為體接觸。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已經維持這種關係很長時間了。比如在阿富汗，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們經曆過多次政權更迭，和各種各樣的武裝團體對話，但我們始終保持我們自己的立場。現在，我們依然在那裏，和新的阿富汗政權接觸。保持這種對話的一致性和持續性，是非常重要的。
共同守住戰爭的基本底線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職責是推動各種武裝人員更多地遵守人道法規則。在這個衝突增多、大國博弈加劇的時代，你麵臨的主要困難是什麽？
埃文斯：我剛才多次提到了ICRC中立、公正的角色。我想請你和你的讀者們想一想，中立在今天意味著什麽？
在這個時代，保持中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對我們來說，在法律條文中寫上中立是不夠的，必須在實踐中做到不偏不倚。在最近的所有衝突中，我們有時會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批評。我們也發現了將人道問題政治化的企圖，甚至有個別國家的領導人公開譴責ICRC的工作或試圖影響我們，有時衝突一方拒絕我們的進入，我們猜測這可以歸因為他們對我們和其他衝突方的接觸感到不安或憤怒。
這些問題不一定和大國博弈有關。我會將其更多地和世界的極化聯係起來，而且這種極化被社交媒體放大了。它使我們的員工處於危險中。當我訪問那些我們在公共輿論中遭受嚴厲批評的地方，當地同事告訴我，他們身邊的朋友問他們：“你為什麽要為ICRC工作？”我的同事們知道他們在為真正有意義的事情而努力，但你可以看到他們承受的壓力。如何在極化的世界中堅持中立，我認為是我們目前麵臨的最主要挑戰。
我們必須非常強烈地抵製這種攻擊中立人道機構的傾向，以保持我們的公正性和中立性。我們不會在衝突中偏袒任何一方。這樣我們才能保護那些應該被保護的人，主要是平民，但也包括雙方受傷、被俘的軍事人員。國際人道法對衝突各方而言都是有意義的。
《中國新聞周刊》：雖然麵臨種種困難，但回顧《日內瓦公約》過去75年的曆史，在所有國際法規則中，《日內瓦公約》是最受尊重的之一。保持中立，是這段曆史教給我們的最重要一課嗎？
埃文斯：回顧過去75年，最關鍵的一課是：《日內瓦公約》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它是二戰後設計的保護措施，雖然經過20世紀70年代附加議定書的補充，但總的來說，這是一套75年前製定的法律體係，至今依然行之有效。
《日內瓦公約》告訴我們戰爭是有限度的。沒有國際人道法，戰爭就沒有極限。這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公約中的許多規定，現在都已經被視為習慣法規則，得到了廣泛接受。公約之外更廣泛的人道規則，比如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現在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國家都不會使用這些武器。
總的來說，因為公約而被拯救的生命不計其數。當然，糟糕的、不遵守公約的情況依然時有發生，這些危機正告訴我們：當衝突方不遵守公約時，情況會有多嚴峻。
正是基於這樣的經驗，我們現在呼籲各國必須將國際人道法作為政治優先事項，各國有義務推動公約的實施，反對那些不遵守公約的情況。當然，法律也需要發展，ICRC正在呼籲就自主武器問題製定新的有拘束力的條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保護好我們已經擁有的法律。它們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共同形成了戰爭的基本底線。
《中國新聞周刊》：你提到了ICRC對規製自主武器的努力。在不久的將來，主要國家能否就自主武器的規則達成共識？
埃文斯：關於自主武器，聯合國秘書長和ICRC主席都呼籲在2026年前取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實際進展。相關工作和討論正在進行中。我們需要真正意識到在戰爭中使用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人道關切。特別是，在自主武器係統中，武器本身正以一種不可預測的方式自行決定攻擊目標，其中蘊含著巨大的風險。
我們都知道，傳統作戰中，軍事指揮官通過自己獲取的信息進行決策。現在，這個過程得到了人工智能的支持。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參與，可能使指揮官無法做出決定，而是機器自主決定目標在哪裏。人類將無法理解機器做出決定的邏輯，因為機器在不斷自我學習。這是否意味著可能造成更大的平民傷害、更多的基礎設施破壞？我們看到了這種對指揮決策質量產生負麵影響的風險。
回顧我個人的軍事經驗，最重要的是，人類保持對軍隊的控製，由人類在確定攻擊目標時做出判斷，指揮官承擔最終的責任。這是指揮官應當扮演的角色，也是國際人道法規定的責任。所以，我們需要這個係統中“有人”，既能檢查人工智能的信息，又能對決定負責。
我們正在全球各地推動這個問題的討論，因為自主武器的發展可能意味著它會被各種各樣的人所使用。想想20年前，無人機技術是多麽專業的一件事，但現在任何人都可以去買一架。技術的發展擴散，帶來的挑戰非常嚴峻，我們需要確保這一切發展處於人道法規則的範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