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馬斯克這樣的矽穀精英會支持特朗普?

今年5月的一個周五上午，也就是特朗普因涉嫌偽造商業記錄影響2016年大選，被判34項重罪成立後的第二天，我在曼哈頓熨鬥區與一位科技行業領袖共進早餐。他一生都是民主黨人，最近才改頭換麵成為特朗普的熱心支持者。他對這一判決不為所動，大約一周後，他去了前總統的籌款活動（起價5萬美元）。

20年前，我在大學期間與人共同創立了Facebook，但我很久以前就離開了加州和創業文化，轉而投身公共政策和經濟學。當我們坐在一起吃炒蛋、雞肉香腸和全麥吐司時，我驚訝地發現矽穀有那麽多最富有、最有權勢的人物——包括一些我認識的人——現在都在大張旗鼓地支持特朗普。

我的同伴乘飛機去參加的那個活動一晚上就籌集了1200萬美元。這位前總統在矽穀最引人注目的支持者包括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和本·霍洛維茨，他們在自己的播客上支持特朗普，還有埃隆·馬斯克，他成立了支持特朗普競選活動的資金最雄厚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之一。特朗普聲稱，馬克·紮克伯格給他打電話說不會在11月支持民主黨人，盡管紮克伯格的發言人否認了這一說法。

我們很容易把科技行業的右傾歸結為富人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行為，但矽穀一直是由利益驅動的，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它就沒有向共和黨傾斜過。即使是現在，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民主黨的天下，雖然就連賀錦麗在矽穀一些最堅定的支持者也對她會如何處理科技政策感到擔憂。

特朗普對一些矽穀精英有吸引力，因為他們認同這個人。對他們來說，他也是國家的受害者，因為大膽的想法而受到不公正的迫害。實際上，他也是他們逃避責任的擋箭牌。特朗普可能會威脅民主範式，傳播虛假信息；他甚至可能引發經濟衰退，但他不會挑戰他們構建自己喜歡的技術的能力，不管這樣的技術會帶來多麽大的社會成本。

這些領導人賭的是他們可以通過公眾支持和財政支持讓特朗普接受他們的想法，他們可能是對的。特朗普曾是加密貨幣的批評者，但在加密貨幣高管向他的競選活動捐款後，他轉向反對監管，本月，他和他的兒子推出了一個加密貨幣企業。特朗普最近提議成立一個“政府效率委員會”——這是馬斯克幾周前向他提出的想法。雖然特朗普在矽穀的盟友可能很少，但他們的支持可能會讓他們對特朗普可能的第二屆政府——乃至共和黨——在未來幾年如何製定科技政策產生影響。

他們不僅想影響特朗普的政策，還想反擊拜登—賀錦麗政府，他們認為後者不公平地針對了自己的行業。

在推動科技公司為公眾利益服務方麵，拜登總統和賀錦麗比互聯網時代的任何一屆政府做得都要多。他們的做法的關鍵是支持初創企業，以抗衡科技巨頭的主導地位。這些科技巨頭的總市值超過了許多國家的GDP。拜登的國家經濟委員會前主任布萊恩·迪斯明確表示，“大”公司並非天生就不好。但是，當他們行使市場權力時，他們可以不公平地提高價格，縮小消費者的選擇範圍，降低工資，並阻礙通過卓有成效的競爭而產生的創新。

過去三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起訴了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Facebook、穀歌、亞馬遜和蘋果——稱它們扼殺競爭，傷害消費者。他們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包括一項針對穀歌的重大反壟斷裁決，這可能會為其他案件創造動力。

不僅僅是反壟斷。拜登的證券交易委員會由加裏·詹斯勒領導，他是科技精英反對的另一個目標，該委員會對加密貨幣實行積極控製，這種錯誤命名的類別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幾乎沒有實用價值。拜登—賀錦麗政府去年還發布了一項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行政命令，創建了一個框架，以確保人工智能技術的安全和公平。

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早就該采取這些行動了。他們指責科技公司助長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機、政治極化、猖獗的錯誤信息和侵犯隱私等問題。我們中的許多人在讀到有關社交媒體對孩子產生負麵影響的證據後，都不願意在新技術麵前重犯未能及時建立保護措施的錯誤，無論這些新技術看起來多麽有潛力。

特朗普的科技支持者對此有不同看法。他們與過去的壟斷者如出一轍，聲稱自己是激進的進步人士的受害者，這些激進人士希望對該行業進行過度監管。對他們市場力量的限製威脅著他們業務的增長，並挑戰了他們的基本信念，即技術進步本身就是好的。

去年，安德森的風險投資公司在加密領域投入了大量資金，他寫了一份被廣泛討論的“宣言”，聲稱“官僚主義、否決政治、老人政治”的敵對聲音反對“追求技術、富裕和生命”。他幾乎毫不掩飾地批評拜登—賀錦麗政府，他認為，那些相信在采用新技術之前要仔細評估其影響的人是“非常不道德的”。

因此，科技巨頭與自詡救世主和殉道者的特朗普產生某種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和他們一樣，他也不想循規蹈矩，也不想接受對他“更美好”美國願景的挑戰。“沒有人比我更了解這個體係，”他在第一次總統競選中說。“所以我一個人就能將其修複。”他在開啟2024年總統競選時說“我是受害者”，並繼續聲稱司法係統和選舉都受到了操縱。他將為各種自認為的受害者而戰，甚至是（或者尤其是）那些住在鍍金豪宅裏的人。

安德森這樣的論點提供了一個虛假的選擇，要麽是經濟和技術進步——由打破邊界的商業領袖促成——要麽是無效的官僚主義監管。我也是一個技術樂觀主義者，我相信，由於過去二十年來湧現的大量新技術，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變得更好了。但是，就像我們需要汽車的道路規則和飛機的安全規定一樣，我們需要通過公共政策來管理這些新技術，以確保我們喜歡它們對我們所做的事情，而不是聽任它們肆意妄為。

一些共和黨人似乎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乍一看，這可能會讓科技公司和特朗普之間的新興聯盟顯得有些奇怪。包括JD·萬斯在內的一群經濟民族主義者聲稱希望加強對科技公司的監管。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與民主黨人合作，提出成立一個數字監管機構，參議員喬希·霍利提出了一個特別激進的框架來管理人工智能公司。萬斯本人也表示，拜登的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莉娜·汗“做得相當不錯”。

然而，在總統競選中，特朗普的競選夥伴關於反壟斷的零星言論對特朗普本人沒有多大影響。特朗普控製著他的政黨，科技領袖們知道，唯一真正重要的聲音，是他聽到的最後一個在他耳邊低語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