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下位總統應製定不那麽被動的對華政策

“美國尋求長期對華競爭，但又沒有定義這種競爭的終局是什麽，因此麵臨越來越多的批評。美國成功的標準是什麽，拜登政府也沒有言明，所以麵臨共和黨的攻擊。替拜登政府政策辯護的人則認為，拜登政府政策符合一個廣泛共識，即中國對美國構成挑戰，美國有必要采取措施應對之”。這是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9月16日刊登的一篇題為《反對“對華強硬共識”的理由》文章觀點，作者是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前幕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學院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她認為，在當前中美關係緊繃的氛圍中，美國仍然存在就對華政策進行辯論和完善這些政策的政治空間。美國政策製定者要以此次權力更迭和公眾態度尚未統一為窗口，尋求調整對華關係，使其更加穩定、更加積極、不那麽被動且富有成效。

她認為，哈裏斯和特朗普采取的典型競選策略就是表達對華強硬，而美國國會議員誇張的言論和圍繞中國議題的各種聽證會也搞混了“與中國實體相關的合法商業、科學和教育活動”同“對美國安全構成安全風險或讓美國處於弱勢的中國實體活動”之間的界限。美國對華政策共識看似在加強，實際看上去更膚淺、更不穩定。在這種瞬息萬變的不穩定環境中，美國新一屆政府有機會製定一種更正向、不那麽被動（more affirmative and less reactive）的政策，降低緊張程度，專注於降低風險，同時保留連接中美的龐大關係網絡的益處。

中美要努力達成“有原則共存”

文章提到，共和黨習慣於批評拜登政府對華外交接觸就是“弱化”美國地位，堅信通過擴大美軍存在和對抗性舉措迫使中國“屈服”。但這種主張在特朗普時期已被證實不可能成功，隻會加大同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並疏遠和激怒那些不願意選邊站的盟友。拜登政策采取的策略就是降調捍衛國際秩序的緊迫性，並且和不同價值觀的國家合作，解決跨國問題。

但是，在更廣泛的美國公眾和政策對話中，挫敗中國的衝動往往占據主導，壓倒為實現兩國共同目標和推進美國利益而做出的努力。比如，美國有關“贏得21世紀”的說法反而強化了中國對美國“零和博弈”的認知，加速了太平洋兩岸為衝突做準備的步伐，也讓兩國的批評者很容易對正常形式的外交、商業和科學互動進行嘲諷和批評。

兩個國家都強調為最壞情況做準備。彼此目前的政策組合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盡管中美重啟了外交接觸與溝通，盡管美國官員不使用“對手”或“敵人”一詞來形容中國，但“競贏”中國這一定性基本滲透到了雙邊關係的每一個領域。這導致雙方的互利交流也很難被證明具有合理性。中國強調要穩定對美關係，促進人文交流，但中國的一些做法也加劇了美國的擔憂，比如減少對關鍵技術進口的依賴、強化中俄關係等，都加深了美國的敵意和猜疑。

兩國的零和言論和對衝突的準備，正進一步使雙方逐步陷入敵對和疏遠，從而加劇對最壞情況的擔憂，並削弱戰術保證的可信度。雙方恢複高層接觸和峰會是必要的，但這還不足以阻止中美關係持續下滑，尤其考慮到明年美國新領導人的更替。外交可以幫助糾正彼此間誇張的誤解，但如果雙方不能在“有原則的共存”方麵付出更多，那外交手段也隻能在一定程度上穩定雙方關係而已。

中美融合的重要性與好處

為了阻止這種惡性循環，中美需要確定兩國希望看到的結果，避免以“減緩對方發展”或“超越對方”的步伐來衡量成功。換句話說，追求韌性和威懾，而不是主導地位或霸權，將使中美走上更穩定的道路。冷戰後美國在全球政治中的單極化地位是“例外”，而不是需要維持的“常態”。今天，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不能渴望在每一個領域和每一項技術領域占據主導地位。

向新一屆政府的過渡為必要的調整提供了機會，使美中關係朝著更加穩定和富有成效的方向發展。美國的夥伴和盟友將歡迎這種轉變，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尋求與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不希望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競爭中站隊。在美國國內，兩個非營利組織在2023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兩黨中的多數人都認為避免戰爭和緩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比為潛在衝突作準備更重要。這些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存在就對華政策進行辯論和完善這些政策的政治空間。

結構性力量正在影響中美之間的權力動態，但未來仍未可知，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作何選擇。

第一，技術發展的本質決定了人們不可能準確預測新興技術將如何重塑日常生活和戰爭形態。因此，中美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融合，以便探索和學習新的技術進步。如果某一領域的技術領導者是中國人，華盛頓應該希望美國公司能夠獲得最新創新成果。目前，中國製造商在太陽能、電池和電動汽車生產方麵遙遙領先。例如，美國可以授權中國技術在美國建造電動汽車工廠，這將有助於構建美國國內的專業技能，並幫助美國汽車製造商更快地過渡到頂級技術。

第二，保持多樣性是好事，但美國需要對“脫鉤”和“去風險化”設限。重塑國際供應鏈會帶來通脹成本。華盛頓也從經濟一體化中獲得了戰略利益。美國限製中國企業獲取先進技術的做法可能會適得其反，不但會阻礙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創新能力和競爭力，而且會激勵中國企業更加依賴中國政府和國內供應商，這兩種局麵都是美國製定政策時所避免的。比如，拜登政府的“小院高牆”政策雖然可以保護戰略部門，但也可能減緩美國的技術進步。平衡經濟和技術一體化的風險和收益是一項極其複雜的任務。

第三，中國專注於國內穩定和經濟發展，這有助於中美探索緩解緊張局勢的方法。美國分析人士和政策製定者不應在沒有經過嚴格審查和辯論的情況下就下意識地認為中國的目標是“極端”和一成不變的。比如，中國實現統一目標就是不可改變的，但是中國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采取行動的時間和方式並非固定不變。美國應該提高威懾力，但也應該明確表示，其威脅也取決於中國的行為方式。這種保證不是讓步，而是為了讓中國做出更明智的選擇。

第四，華盛頓的許多人得出結論，美國與其讓中國減速，不如讓自己跑得更快。為了保持美國作為全球人才和創新中心的地位，美國政策製定者應該鼓勵國際學生和研究人員（包括來自中國的研究人員）來美國、在美國留下來，為美國的科學進步做出貢獻。美國在打“國家安全牌”以保護美國的研究成果時，必須經過仔細商討，以免扼殺美國本想要保護的資產。

要正確認識中國

以此次美國權力更迭為契機，中美有必要調整雙邊關係，使其走向更加穩定和富有成效的道路。美國的夥伴和盟邦也將歡迎這種調整，因為它們大多尋求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的關係，不想在中美大國競爭中選邊站。根據非營利組織“美國國家安全行動和外交政策”（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and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2023年委托舉行的一項調查，兩黨多數選民認為，避免戰爭和緩解對華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目標，比為潛在衝突做準備更重要。這種民調表明，美國國內仍然存在討論和改進對華政策的政治空間。

對華示弱並沒有讓政客付出預期政治代價。比如，特朗普積極稱讚中國、反對封禁TikTok也沒有削弱他的公眾支持率。保護主義也沒有帶來預期的政治收益。盡管拜登政府擴大了特朗普時期加征的對華關稅，但美國最大的工會之一“卡車司機聯盟”（the Teamsters）的領導人還是出席了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美國政策製定者要以此次權力更迭和公眾態度尚未統一為窗口，再次審視和完善自己的各種對華假設，了解中國行為背後的驅動因素，以及這些行為對美國的利益是否構成威脅，或者威脅究竟有多大，以便采取相應的應對舉措。

如果美國政策製定者陷入恐懼，貪圖政治上的便利，就會陷入二元思維的陷阱，將外交接觸等同於綏靖政策，將中國出生但身在美國的個人（或在中國的美國人）等同於詐騙。這種心態是危險的，也是自欺欺人的。在美國，出生在中國或具有華裔血統的人不應被一概視為“第五縱隊”（fifth column,即敵方間諜）。美國基於國籍頒布禁令或簽證限製，將損害體現“非歧視”和“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等原則的美國理想。

美國應對中國挑戰時絕對不能損害美國本該保護的優勢和收益。目前，美國公眾和政策對話聚焦如何對抗中國，保護美國工人、基礎設施、技術和知識產權免受外國威脅。但這種視角淡化了這些表麵上為了強化美國國家安全的舉措對美國民主、社會和創新生態係統的健康與活力帶來的傷害。所以，無論誰擔任下屆總統和之後數年的美國領導人，正確處理中國問題對美國的成功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