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延遲退休是中國當局的國家違約
北京街頭早高峰時間趕著上班的民眾。（2024年9月13日）
中國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發布了延遲退休的決定，作為一項事關絕大多數人的公共政策，沒有聽取民意——哪怕以一種假裝的形式，沒有公開的討論，在中共三中全會過後不足兩月，就由立法機關通過，事實上，它構成了一起國家的違約事件。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60歲，女50和55歲——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確定的。如今70多年過去，國家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例如人口壽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從這個角度看，退休年齡確有必要延遲。但是這種必要性不等於在政策和法律的製定過程中就完全可以無視民眾，不去征詢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或者以專家學者的意見去代替民眾意見。
所謂公共政策，要處在於“公共”二字，即它關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國家秘密或者處於戰時狀態，否則，在政策和法律製定和出台的過程中，聽取民眾看法，並反饋於政策和法律，是現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識，此過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國的法律其實也有這方麵的規定。
延遲退休決定無視公眾不滿
延遲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還不一樣，幾乎涉及每個勞動者的切實權益，所以征詢公眾意見尤其必要。雖然延遲退休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為中國將要麵對的現實而在專家學者和政府部門有過討論，期間也不時在媒體上成為一個話題，然而，中國當局從來沒有向公眾就這個問題公開征求意見，更沒有把它製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會進行討論，作為政策出台的基礎。也許它在小範圍征詢過相關學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後兩者盡管也受政策影響，但他們對延遲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廣泛的群體對這一問題的意見。當局不這麽做，當然不是因為技術上做不到——網絡時代，就某項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征求受影響群體的意見，簡直小事一樁，而是它頭腦裏壓根沒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實民意的。民眾對延遲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滿正說明了這點。既然該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貿然更改它的合約內容，事實上就等同於違反了國家和勞動者達成的一個70多年的勞動合約。想想看，假如是一個企業，由於某種情況的發生，老板可以在員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項實行多年的合同，使之變得對員工不利，是不是構成了一種違約行為？
隻是這種違約，員工還可以訴諸政府的幹預，或者到法院起訴企業老板，獲得一筆賠償，或者讓企業再改過來。但如今麵對國家的違約，民眾無法訴諸救濟渠道，隻能接受這個後果。此乃這次要人大常委會而非中國政府作出延遲退休決定的原因，也許在當局看來，在中國的憲製構架中，人大是權力部門；另外，理論上也是民意代表機關，既然人大同意通過，也就意味著延遲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權，無須征詢民眾意見。
如前所述，雖然現行法定退休年齡已實施了70餘年，有調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點推出，論證過程做得紮實點，甚至做個樣子征詢民眾意見，開放輿論討論，也不是不可以的。因為這並非是個十萬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馬上做不可。現在當局不惜忤逆公眾意誌也要調整退休年齡，常理來看，背後定有某種不得已理由。
養老金缺口讓當局不得不打延遲退休主意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在向公眾解釋如此安排的原因時說了三點，一是有助於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利用，二是有助於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三是有助於滿足勞動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樣化需要。不能說她講得不對，但顯然，她回避了問題的症結所在。真實的原因在於，中國人口在這些年的劇降而導致的巨大的養老金缺口，讓當局倍感這一問題拖晚一天，形勢就危險一分。
延遲退休的宏觀背景是中國的人口危機，再疊加經濟的惡化。由於錯估計生政策帶來的人口壓力和人口紅利，中國的人口反轉比當局預想的來得更早，原來預測若幹年後才會出現的人口危機在當局未作充分準備下突然到來。根據民政部數據，截至去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97億人、占比全部人口的21.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7億人、占比15.4%，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按這一進度，到2035年左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占比超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再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將達峰值。
發達國家到這一階段時，人均收入水平比當下中國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製度。中國在這兩方麵都要落後很多，尤其是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製度，起步晚，加上官僚體係耗費了太多的公共財政和資源，用於社保上的錢和中國的人口規模來講，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這幾年又遇上了經濟蕭條，企業和個人參保的部分也大幅減少，參保的積極性降低。這無疑給國家的社保體係構成了沉重壓力。就此而言，延遲退休是整個勞動者在為當局錯誤的人口政策買單。
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到了什麽程度？按照中國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報告，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將在2035年耗盡。未來30年，製度贍養率翻倍，養老保險支付壓力不斷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兩個繳費者來贍養一個退休人員，到了2050年，幾乎一個繳費者需要贍養一名退休者。屆時是否真的會出現如此巨大的養老金的虧空，當然可以爭議。
有一種說法認為，當局可以出售國有資產來彌補虧空。然而，問題在於，這一提議在現今社保體係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過，之後也不斷被提起。雖然當局劃撥了部分國有資產用於社保，卻少得可憐，未來是否會大量劃撥，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如果經濟形勢不好，要用錢的地方太多，當局隻能用國資這塊唐僧肉來救急，但至少現在還不是當局政策考量的選項。然而問題總要從現在開始解決，於是當局就在延遲退休上打注意，或許在當局看來，既然延遲退休有必要，晚動不如現在就做，故在三中全會過後，快速出台方案。
習近平常常敲打官員，群眾利益無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億，就變成了大事。可在延遲退休這件事上，習卻習慣性“忘記”了自己的警告。這反映出當局在所謂的群眾利益問題上，典型的言行不一，兩麵派做法，口頭上講得好聽，可要動真格，群眾利益全然拋在腦後。這實際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當局施政的真實寫照。它也知道這樣做會引發民意反彈，所以不允許公共討論，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時官媒還可以對當局發出類似“延遲退休是對一代人的違約”的質疑，但如今，隻有政策出來後官方的“安慰”式解釋，就連這個“違約”之文在網絡上也刪得幹幹淨淨。當局以為，它這一刪除，似乎大眾就不知道這是一起國家對它的人民的違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