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母申冤15年 李寧在日本持續“上訪”

8月底，中國知名維權人士李寧，在東京都的咖啡廳接受DW專訪。2022年4月入境日本的李寧，對於日本的一切仍充滿好奇。她告訴記者，在這裏才真正感受到民主自由與法治，希望透過法律專業幫助更多中國人。

李寧被稱為“新一代訪民”，會用直播、X（前Twitter）和微博等社群媒體記錄上訪之路。圖像來源: Nur zur abgesprochenen Berichterstattung

（德國之聲中文網）1987年出生的李寧，來自山東煙台的龍口市，在中國也考取律師資格。考律師的初衷，是要替母親申冤、看懂跟母親有關的卷宗；原先就讀不相幹文科係的她，在大學生時期遭逢巨變。

李寧說，她的母親2009年因上訪北京，被家鄉龍口的政府、公安、法院、信訪和東萊街道的“私設黑監獄”活活打死。這件事徹底改變李寧的人生。

李寧回憶過往，仍是曆曆在目。她對DW表示，母親李淑蓮原先是個商人，在山東龍口當地有個小企業，做得算是有聲有色，但也因此遭到當地工商局跟市場發展局的領導索賄。有次沒實時給“保護費”，政府就把水電關掉，還惡意放水浸濕倉庫，讓她母親損失好幾十萬人民幣。

中國人權活動家李寧8月29日在日本東京接受DW訪問。圖像來源: Chung-Lan Cheng/DW

“我媽原先還說，就別跟官家鬥了，好好經營就好，她就忍下來。”結果官方反而變本加厲，刻意封鎖他們店，強迫取出鑰匙，把店內所有值錢東西都搬走。最後母親受不了，決定反應問題，從2002年上訪，最後還上訪至北京，一路下來過了7年。

2009年6月28日，李寧稱法院雇用十幾個黑社會人士，毆打她的母親跟另一位隨行的女士，將其赤身裸體抓回龍口。李淑蓮從未受過這樣的屈辱，連家都沒回，借了雙鞋跟借點錢後，當天又直接返回北京報案。

李寧回憶，當時還在北京念人民大學的她，還有去看過母親，結果不久母親再被龍口當地人士“截回去”。“我還打給北京當地派出所，他們說母親被政府人給接回去了，想不到還要了她的命？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她不過就是個上訪的人。”

母親上訪時，正逢共產黨“60年大慶”。李寧自己推測，可能是這樣、加上上訪後當地政府會被扣分等，讓政府決定下重手。無論原因如何，李寧一家換來的是一具母親的冰冷屍體；政府說，她母親在龍口的賓館“畏罪上吊自殺”。

李寧認為，母親的死是中國政府、公安、法院等直接參與所導致，因此申請國家賠償。圖像來源: Nur zur abgesprochenen Berichterstattung

女大生一夕遭逢巨變

李寧本來是個正常不過的大學生，就學時還是共產黨黨員，立誌加入公務體係服務，結果家庭遭逢巨變，讓她難以接受。母親過世前，母女倆還開心地慶祝母親生日，直到母親過世，當時22歲的李寧才知道母親在龍口受了那麽多委屈。

為了替母親維權，從2009年起，李寧就繼承母誌，決定要替死去的母親喊冤。

李寧一開始上網抗議、投稿各大論壇與博客，甚至在2012年一度在天安門“裸跪”，吸引許多獨立調查記者的注意，李寧也成為維權界的知名人士。好幾年的上訪，換來很多次刑訊逼供、甚至被送“精神鑒定”；而龍口地方法院也經不起外界關注，終於將李淑蓮之死“立案”，但拖到2017年才正式開庭。

李寧是在8年後首次看到母親判決的卷宗，才知道有4位保安人員已被判決，才知道是龍口政府高官開會要把她母親打到屈服。她回憶：“我媽媽被關在南山集團賓館的黑監獄裏，整整一個月，他們還有排班表、接送、專門實施暴力。”然而，屈打成招怎麽秘密進行？幾個保安執行？這些都沒有交代清楚。

因為母親的案件，李寧被打成“社會邊緣人”，原先任職的單位解雇了她。

“我在國內一刷身分證就是列出‘極端人員’，因為上訪連找工作都有困難，公司領導都會被事先打招呼。住的小區被安裝攝像機，盯著你出門，有民警會單獨‘照料’你，我徹頭徹尾成為危害紅牆裏的人。我發微博、警察上門，為媽媽喊冤、警察再上門。”李寧如此陳述赴日本前周而複始的生活。

政府一度要拿錢跟她私了，價碼從50萬、100萬人民幣不斷往上開，就連父親跟哥哥都勸她別再跟官府為難，但都被李寧拒絕了。她回憶：“當地政府無數次來做思想工作，希望拿錢擺平，他們就說‘你再怎樣，你媽媽都不可能有結果的’，這8年來就是無數次要給我錢。”

為此，李寧一度陷入絕望。“我每天能做的就是把今天申冤的事做完，然後期盼明天活下去。我都不敢想未來，我沒有未來了。能吃飽、喝足，幫媽媽反映了就好。”

山東訪民李淑蓮多年前被毆打致死，她的女兒李寧維權15年。圖為她在日本東京中國使館前抗議的畫麵。圖像來源: Nur zur abgesprochenen Berichterstattung

以前李寧認為，人權隻是紙麵上、沒有實質意義的東西，每天能活著就是最大奢侈；直到2018年，李寧母親的案件在維權律師幫忙下一審、2019年二審。

不過，判決依舊認定李寧母親是遭到毆打折磨後輕生，最後形式上判了7個人輕罪。李寧認為，許多真相仍沒有被揭開。她看到母親被打得麵目全非的照片，心想絕對不是自殺，“屍體是會說話的”，至今仍不讓母親屍體火化。

李寧認為政府捏造不實證據、想怎樣判就怎樣判，包括法院、信訪局跟公安局等很多高層責任都未被追究。

“他們讓我媽媽寫檢查、寫不好就毒打、上手就揍、戴上黑頭套，完全就是黑社會，他們在山東當地權力大過天。”雖然說案件程序上告一段落，但是李寧仍在走法律申訴。她感歎一切比登天還難，申訴更是難上加難。

  前往日本看未知世界

經過多年的司法纏訟，李寧表示已經身心俱疲，決定出去看看世界。2019年她先到日本旅遊一次後，決定提出留學申請。DW記者問及為何想到日本，李寧不假思索地稱：“因為日本是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了！”

當時李寧已經30多歲，自嘲是“高齡留學生”的她認為留學成功機率不高，但還是在努力申請下得到留學資格。她原本預計2020年4月入學，怎奈卻碰到新冠疫情，讓她一耽擱就延了2年。“這段期間都在北京，就是焦慮地等待，拿到在留資格，但何時能入境都不知道，國門沒打開下，就一直在焦慮。”

總算在2022年4月，李寧趕上了留學機會，跟著丈夫來到日本。李寧在申冤同時，在律師事務所打工學習，自己也在2021年考取律師資格。她苦笑說自己是久病成良醫，“自己必須要懂法，才能主張自己權益，我曾是當事人，所以可站在他們角度，我可以知道他們要什麽”。

來到日本後，李寧最大的感觸是有了真正的人身自由。“我在東京的時候能睡得著覺了，我在國內聽到敲門聲就會發抖，心髒就提高到這裏，”她指著自己的咽喉，表示敲門當下心髒的巨大壓迫感。

李寧如今生活在日本，實際體會到法治社會的情況。圖像來源: Chung-Lan Cheng/DW

不隻如此，李寧找房子、租房子時，也感受到真正的法治。李寧說，到日本竟然會不適應找房訂房，“所有條款都是保障住戶的，在國內住戶是可隨意被驅趕的、隨時無家可歸；這邊是隻要按時交租金、守法，房東就不能亂趕人的”。

過去沒有在自由民主國家生活過的李寧稱：“我視野真的不同了，經曆以前30多年人生都沒經曆過的事。原來在民主國家，警察是不可以擅闖別人家的，這是我體會到公務員對人的尊重。我被抓過、被打過、被刑訊過、被坐老虎椅過。所以兩邊我都深刻體會到，很不一樣的感受，衝擊太大了。”

李寧在日本上大學之餘、也學好日語。“國內我也是學法律，進入大學後就一起上課，學習日本法律，先把學上完、把法律學好。我口語還是蠻差的，但閱讀還可以，很多日本朋友中文很棒，還是常跟他們說中文為主。”

李寧在過去最迷茫的時候，許多法律專業人士給她意見，她最後考司法考試，也是希望透過自己去幫助更多中國人。“我也想來日本先學習，現在在大學學日本的法律。”她感激地稱：“不是我選擇日本，是日本願意給我機會。”

2018年，涉案的4名官員和3名保安被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刑4年半至8年不等，但李寧表示母親並非如官方所稱上吊死亡，而是被打死，有關判決過輕。圖像來源: Nur zur abgesprochenen Berichterstattung

持續在大使館前維權

就算移居日本剛開始人生地不熟，連電車都不知道方向，李寧還是先厘清如何去東京都中心的中國大使館。赴日半年後，她開始每天去大使館前舉牌抗議，替媽媽的死討公道。

這段期間，李寧每天都在中國大使館前錄影直播。“打死我媽媽所有官員，都還在逍遙法外、有人還當上檢察院院長，但這些人沒有負責。他們的造假，我都是在庭上拿著卷宗、經過法庭跟他們念，質疑為什麽這些人能逍遙法外？”她認為這樣的判決草率，且沒有完整給交代。

李寧的抗議一直更新X（舊推特）到2024年2月中旬，直到她懷孕。“我抗議將近8個月，直到後來我懷孕、生孩子，才先放棄抗議，之前無論台風、暴雨、我都去抗議，大使館都會看到我的身影。”

李寧自認從來就隻是維權，替母親的死爭取公道。“我就是要政府給我個說法，人的死不是給錢打發，如果大家都拿錢，那誰都可以被消失。人生就是40、50、100萬，就是一個數字。那後麵家庭誰關注呢？我媽媽培養我成一位大學生，她給我很大影響，我不願意這樣，所以我才出來。”

第一次當母親，李寧稱精疲力盡，也重新理解母親的辛苦。如今她跟先生輪流照顧孩子，希望等將來孩子大了點後，繼續替母親申冤。

過往日複一日地前往大使館前抗議，DW記者問李寧，會覺得自己是極端的人嗎？李寧斬釘截體地回稱：“這都是我的權益，權益要一直堅持，一個生命不能就這樣消失。”李寧自認隻是維權人士，還不到有理想的民運人士：“我們都要先維護自己的權利，如果自己的都先放棄，更何況其他更大口號呢？”

從過去的維權人士，李寧現在也跟已故母親李淑蓮一樣成為“維權母親”。一場巨變讓李寧15年來有了重大轉變，但不變的是，直到最後一刻，她都會守在前線，要求政府替母親的死給個真正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