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記協主席鄭嘉如被WSJ解雇:難以守住的新聞自由

“今天是我在職的最後一天，位於倫敦的主編Gordon Fairlough，來到了香港親自對我傳達這份裁員的消息。他說，這項決定是基於組織重組。”

今年7月，香港記者協會（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簡稱記協、HKJA）主席鄭嘉如（Selina Cheng）遭雇主《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解雇，在本地媒體界引起大量討論，也引發許多對於外媒在中國與香港政府壓力下，自我審查的擔憂。

事件起因於6月22日，香港記協改選執委會，華爾街日報記者鄭嘉如當選主席，同席間還有多名包括BBC等外媒記者當選執行委員。

然事隔不到一個月，7月17日鄭嘉如卻遭雇主《華爾街日報》解雇。同日稍晚，她在記者會表示，公司稱“內部組織重組”而解雇她。不過她表示，事實上今年稍早，公司高層已多次“建議”她不要參與選舉。

在X上，她寫下聲明，說明詳細的事件緣由：

“今天，我被《華爾街日報》解雇了。我感到震驚的是，我在記者協會新主席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宣布自己被裁員，原因是我接下了擔任主席的工作。

大約三周前，資深編輯發現我準備競選HKJA主席，在英國的主管就指示我不要參選。她也同時也要求我辭去執行委員會職位——這是我從2021年就開始擔任的職務——即使華爾街日報在我入職時，就已知悉並同意了我的這個身分。（中略）我拒絕了她的要求，隨即立刻被公司告知，這與我的工作‘並不相容’（incompatible）。”

《華爾街日報》並未對這些信息做出直接回覆。在執委會參選前後，也有多名執委候選人或當選人陸續退出，讓外媒評論更擔憂香港的新聞自由。

然而，這並不是香港發生的唯一一起類似事件。根據鄭嘉如在記者會說法，另外辭職的幾名記協執行委員，部分決定也和他們所屬媒體的施壓有關，“我充分理解他們的理由，他們擔憂麵臨到跟我同樣被解雇的遭遇。”

“所以，我希望我站出來說這件事情，可以讓未來記者的群體有比較多貢獻，讓他們不要害怕。我也覺得自己在這個角色的重要性，是給其他記者起一個激勵的作用。我也希望其他傳媒的雇主，可以看到這樣做，真的是違反人權，也違反法律的。”鄭嘉如說。

香港縮減的新聞空間，與外國媒體的離去

在過去，香港一直是外國媒體在東亞設立媒體總部、或重要據點的首選。然而，2019年反送中運動、2020年香港國安法通過、2024年《基本法》23條立法通過，期間陸續發生多名新聞工作者遭到檢控和逮捕的事件。過去五年來，包括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東亞地區的外媒部署，也產生諸多變化。

香港記協作為香港的記者工會組織，其前任主席陳朗昇，曾在《美國之音》受訪時指“從2021年《蘋果日報》、《立場新聞》、2022年眾新聞結業；至2024年《香港基本法》正式生效，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華爾街日報陸續關閉或遷移香港辦公室員工，可以看見不僅是本地媒體受到政治環境改變逐漸萎縮，外國媒體也考慮撤資離開。”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任23條“應變反駁隊隊長”後，多次譴責包括《彭博》、《泰晤士報》、《華盛頓郵報》、自由亞洲電台等多家外國媒體，指其“引述‘錯誤’評論。”並認為：“如果作為外部勢力，有心抹黑的話，不論是否犯法，這個我們慢慢研究。用這些來誤導香港市民，恐嚇香港市民，這並不是事實！所以我必須作出反駁。”

2020年以後，許多外國媒體陸續撤離，或縮減香港辦公室。而許多西方編輯台對於處理香港議題亦趨於保守。鄭嘉如在接受歪腦采訪時，談及自己之所以被解雇的原因。她指出：

“可能因為是（記協）主席的位置，讓高層覺得性質和之前是有分別的。這兩年多以來，管理層也換了，做事風格可能有不同。另一個原因也是，我加入的時候還沒有Evan那種事件，在那之後，編輯台的態度可能也轉向保守。”（編按：《華爾街日報》記者Evan Gershkovich於2023年3月遭俄國逮捕，2024年8月被釋放）

“沒有任何一個國際傳媒在這可以免於自我審查”

鄭嘉如事件大概是外媒前線記者和總部編輯最劇烈的一次對於“未知底線”的攤牌，也令外國媒體及記者在中港兩地的生存狀況一覽無餘。對於記者的威脅如今已經滲透進入私人領域，在港的媒體機構同樣受到嚴重影響。

雖然當下鄭嘉如因為解雇事件，可能麵對因六個月內無法回到傳媒工作而對她記協會員乃至主席資格產生影響的問題。但是記協作為工會的工作仍在繼續，9月12日，記協便召開記者會，鄭嘉如在會上公布香港傳媒集體被滋擾的調查。調查發現今年 6 月至 8 月期間，數十名記者、其家人或其家人雇主，被人以不同方式滋擾恐嚇；有匿名“愛國人士”發電郵或寄信到記者及家人住址、工作地點或合作機構等，試圖恐嚇削弱家庭收入來源等，透過施壓及孤立記者令他們放棄從事新聞工作或工會崗位。鄭嘉如指記協大部分執委受滋擾，她本人和兩名家人所屬機構也收到投訴。

記協指有關滋擾非針對個別記者，而是有係統針對傳媒行業，受影響的記者或機構包括13間國際和本地的大、中、小型媒體，包括記協執委、獨立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誌傳媒，以及兩間新聞教育機構。

鄭嘉如在對歪腦記者的訪問中說，“有一些本地媒體、主流媒體，編輯部高層會有跟政府溝通的渠道。他們可能透過這個，去知道現在的紅線有哪些。收到信息，叫下屬改、下架文章。所以在本地媒體，很多時候，有些敏感信息已經不會怎麽樣寫，或者即使寫，但會用更隱密的方式發布。比如雖然發在網路上，但沒有放在紙本頭版，或是藏在內頁、或是用標題少引起目光的方式，去進行報導。”

“比如說，（我的）記者會當天，碰到很大的本地媒體沒派人來。後來我發現，記者本來是要來的，但上司說這個題目不用報導。”她說。

她坦言，過去幾年盡管政治收緊，但許多新聞工作者對於西方媒體仍抱期待。“大家對外媒，相對還是有很大的期望的。他們通常比較有資源、有時間做深度報導，也有很強的媒體操守要求，是世界各地的員工都需要遵從的規定，相對自我審查比較少，這部分確實是真的。”

然而，近年來，西方媒體在香港辦公室的氣氛也慢慢改變。關於媒體編輯台內部審查的事情在業界時有所聞。

“我不能直接聊直接的做法，但可能每一個媒體，到了本地環境，都不是存在於（真空的）bubble當中，都會受到實際當地的環境影響。也對於新聞自由的限製，可能也會相應做出一些編輯決定上的改變。”

“不論對於華爾街日報或其他外媒來說，沒有任何一個國際傳媒，在香港可以100%免於自我審查的。隻要你一天有記者駐地，他們的采訪自由與限製都會受到影響。”鄭嘉如說。

紅線當頭：外媒編輯台和前線記者不同的考量

相似的狀況實際上在中國也持續發生著。

2020年4月，時任日本《讀賣新聞》駐中國總局長的竹內誠一郎，發布了一篇標題為《“不能道歉的黨”的作繭自縛”》（“謝れない黨”の自縄自縛”）的文章，批評中國疫情政策，遭中國駐日使館大力攻擊。當時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稱該文“罔顧事實，惡意攻擊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發表文章的半年後，竹內被調回東京總社。

《“不能道歉的黨”的作繭自縛”》 （ X / @Mame____DouShou ）

竹內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駐地的外派記者，以及海外編輯台對於駐地現場的政治判斷，時常出現不同解讀。

“身為記者在駐地的氛圍，跟編輯台位於總社肯定會有不同。我們是第一線記者，都希望完成工作使命。所以冒著紅線做采訪的風險，這個都是任務。但是，在東京的總社工作方法卻是不一樣的。（編輯台的考量是）要是我被抓了，坐牢了，報社是要負責任的，那肯定，東京會比北京的記者做決定更謹慎。”

不少外國媒體公司在處理海外議題時，為查核消息來源，本就多與當地政府維持聯係。然而麵對像是中國政府、二十三條通過後的港府，政治的紅線該畫在哪裏？什麽該寫、什麽不該寫？該如何側麵描述議題？對媒體經營者來說，這些決策顧慮，都成了困難考量。

竹內提到，《讀賣》在中國境內仍有多名記者，亦有記者負責廣州與香港報導。

“現在香港安全方麵的問題，也比以前惡劣很多。如果當地記者加入記協的話，當局可能會采取措施。我個人的意見是，首先保障記者的安全，再保留采訪的力量。”

今年稍早，有傳聞《讀賣新聞》駐北京記者撰寫一篇將彭麗媛比為江青的報導，再次引起中國高層不滿。他指出：

這幾年報導空間也是越來越小，我完全同意。最後在北京的一段時間，我也感受到無奈。以前經常吃飯喝酒的朋友，體製內的、社科院學者、或大學教授，跟他們約吃飯，以前都願意接受，慢慢地，感覺都不太能約到，采訪空間小了、不接受邀請了，聽不到當事者的真實聲音，怎麽寫文章。

這也牽涉到外國編輯台如何保護駐地記者，以及與政府當局斡旋的矛盾點。“在（中港）裏麵，依然有記者觀察情況，是非常寶貴的事情。很多撤退的記者都回國了，作為媒體機關，現在要怎麽知道在大陸發生什麽？雖然沒有以前那麽自由，但我們還是很需要有人在裏麵。”

“所以說，我們不得不對采訪活動謹慎些。以前的話，很多題目都是可以寫的，現在的話，要考慮自己之外，還有采訪對象的安全。這也是除了日本外，每個外國媒體，都會麵臨的問題。”

曾替包括彭博社、《大西洋》、《紐約時報》等多家媒體撰稿的美國自由撰稿人何貴森（Chris Horton），目前長駐台灣。2000年到2012年，他在中國念書與工作。13年到15年間，他赴港擔任駐地記者，記錄了有關香港占中運動、天安門紀念事件等報導。

“2012年以前，寫什麽幾乎都可以，隻要不逾越清楚的紅線。像是，在寫天安門大屠殺時，我並沒有稱其為‘屠殺’，而是稱為‘1989年6月4日之後的事件’。”

約在2013年前後，中國內部出現了劇烈改變。習近平就任後，發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獻詞事件，其後中國不僅限製發放外媒采訪簽證，更陸續出現人權律師、國內外記者、社會運動者的大逮捕或大驅逐。盡管大部分西方媒體中心留守，也有部分媒體工作者開始轉移重心，遷往社會運動逐漸升騰的香港。

何貴森回憶：“2013年春天以後，我到香港當記者，那是與在中國寫作相比，更自由的時光。當時香港的政治空氣還十分清新，我采訪了許多親民主派和親北京派的政治人物。然而不幸的是，我的一些受訪者，現在卻也因為支持民主而入獄，包括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和長毛。”

他補充，自己長年身為自由記者，並不清楚、也無法評論媒體編輯台內部的具體決策過程。但他提到彭博社記者範若伊（Haze Fan）的例子，她在2020年於北京遭羈押三年，於去年獲釋，卻在今年8月被港府拒發工作簽證，其後被公司安排前往倫敦分社工作。

“這幾年，北京與香港當局，對記者日益增加的敵意，替這些嚐試做好自己工作的記者與編輯們增加了更多不必要的困難。”他說。

隻是，盡管來到台灣，如何報導呈現中港台議題，仍有許多難以言說的“紅線”存在。“不點名具體的媒體或編輯，但自從2015年我搬到台灣後，我被編輯台清楚告知，我不能稱台灣為國家。”取而代之的是“自治島嶼”（self-ruled island）、或是“那個島嶼”（the island）。

“但我不喜歡這樣做，因為這清楚地是削弱主權的內容。因此我在報導中，盡量稱其為‘台灣’。在寫作的過程中，同樣需提到，中國共產黨聲稱台灣是它的一部份領土。然而同樣重要的是補充事實，即中共從未真正擁有過台灣控製權。這兩個事實，都對於外國讀者理解脈絡相當重要。”何貴森說。

Thompson Chau 過去曾駐仰光，2年多前來到台北。他先後於《緬甸時報》、《日經亞洲》等媒體任職，目前擔任台灣外國記者會（Taiwa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會長。他觀察到，隨著香港、北京、乃至亞洲部分地區情勢惡化，台灣也成為部分記者撤退的方向。他將其稱為“新聞記者難民們的避難所。”

“比如我，也是2年半前，從仰光撤退過來的。”他提到，今年5⽉，台灣也取代香港過去的曆史性⾓⾊，舉辦2024年⼈權新聞獎，並由時任總統蔡英⽂擔任頒獎人。“這並非巧合”。

不過，矛盾的也是身為新聞記者，在公司替員工的安全考量、或政治判斷的決策下，一旦遠離了事件現場，無論下一步是台灣、新加坡、英國、美國，對原駐地的了解，也都將出現難以彌補的采訪斷層。

進退維穀的外國媒體

由於報導涉及中港政府的政治紅線，加上許多媒體公司目前仍在當地有部分派駐人員、特約記者、研究員等，顧及到員工與公司安全，在記者撰稿期間，找到願意具名接受采訪的記者、主管、新聞助理均相對困難。

另一名無法透漏身分的資深記者，有多年派駐中國經驗。目前，她正為一家美國媒體工作，並已離開中國，派駐在第三地。她和許多同業一樣，離開的原因，跟北京政府拒發記者證有關。

“中國當局公然無視他們自己（經常變化的）外國記者規則，使得我無法續簽中國記者證。”在做政治報導的期間，除記者證派發外，她也遭受許多由上而下的幹擾與施壓：

“頻繁的網友攻擊、官方媒體的騷擾、先前明明知情同意采訪的受訪者改口說要提告、加上地方當局的幹擾──這指的是，至少派一、兩輛車跟蹤你的采訪行程，並讓安全或政治宣傳部門官員在你出門時攔截，或者通過向消息來源施加壓力，強行取消采訪。過往采訪結束後，受訪者接到要求撤回采訪的電話，轉過來告知我的情況並不少見。”她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媒體公司往往需要謹慎精準的判斷，以維護記者的人身安全。她認為：“如果媒體有所謂的‘自我審查’，那肯定是為了保護員工。（與我合作的）編輯們幾乎都是真誠地希望記者能得到最好的采訪結果，他們也認為，任何報導都不值得冒著讓外國與本地雇員出現被捕的風險。”

有些記者即使沒有編輯的勸說，自己也會自我審查。因為過往看到太多中國的此類報導，因此他們害怕‘踩線’發言。目前我認為，在‘維護新聞自由’與‘保護記者安全’之間，很難掌握平衡。因為大多數新聞機構都難以在這個把媒體政策設計得充滿報複性和限製性的國家提供充分報導。

“理想情況下，一個大型媒體機構應該有至少十多名派駐中國的記者，其中包括國內與海外的雇員。但我們放眼望去，沒有任何媒體組織能擁有這些資源。”她說。——這也是為何，她指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能理解道瓊斯（即《華爾街日報》總公司）解雇這名員工的原因，“畢竟參與記者協會，無法為公司帶來直接且即時的利益。”

她強調：“但盡管如此──尤其是像中國大陸和香港這樣的地方 ──那些有能力的大型媒體公司也應該站出來，肩負起提倡新聞自由的責任，以更努力保護那些較小的媒體和更脆弱的記者，進一步的，像道瓊斯這樣的大公司，同樣也會隨之受益。畢竟太多時候，我們看到大公司依靠獨立記者和小媒體來推動新聞自由，自己收獲好處，而不承擔任何風險。”

結語

“記者免於恐懼的工作權益，不僅應受法律所保障，而是更應該被我們自己所保護：記者、編輯、媒體公司。”鄭嘉如說。

今年9月，香港《立場新聞》案、香港民主派初選47人案持續開庭。麵對打壓，身處不同位置的香港新聞工作者，仍持續追蹤報導。

“我臨走的時候，有個同事給我擁抱，但大家都知道事情敏感，在辦公室就沒有那些送別儀式，因為大家都知道我跟公司的關係不是太好，但私底下很多同事給我信息，包括海外，新加坡、美國，都有很多支持，我非常感動。”鄭嘉如說。

代表《華爾街日報》母公司道瓊斯公司位於美國的總工會“印刷商雇員獨立協會”（The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 Employees, IAPE）亦發起聯署，要求公司將鄭嘉如複職，已累積超過335份簽名。根據《香港自由新聞》（HKFP）引述，該工會指出：

“《華爾街日報》應該爭取新聞自由、並與記者站在一起，就像它在俄羅斯反對所屬記者Evan Gershkovich遭不公正監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