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思想犯的他們：在互助與連結中獲得滋養

2021年初，處於國保嚴密監控下的盧昱宇正過著東奔西顧的生活，“年關難過”對於他來說有著另一番味道。他每到一處，當地的國保必然會聞風而至跟蹤、騷擾，他就隻能再搬一個地方。盧昱宇曾兩次去過廣州，兩次都被當地國保強行驅趕，“廣州不歡迎你！”——國保隻是說。當他老家貴州的警察仍然無休止的騷擾時，他決定再去廣州。

那個經朋友介紹可以收留他的人叫“煎餅”，望文生義，於是他初初在腦子裏給王建兵構建的形象是個圓鼓鼓的大胖子。王建兵去火車站接他，盧昱宇看到的卻是“一副硬核搖滾形象，還留著小山羊胡的西北大漢。”讓他這個南方人有了一些壓力。所幸，短暫的交流後，“他就露餡了”。——和外表相反，煎餅語調柔和，從不高談闊論。自言性格孤僻的盧昱宇，卻很快和王建兵成了朋友。

在王建兵家暫居的三四天中，王建兵對盧的照顧無微不至，“吃飯什麽的都是他做，我覺得一定要去幫忙刷碗，他也說‘不用我自己來就好了’。”盧昱宇暫住的地方，就是廣州海珠區新港西路149號202房——這裏也是後來被官方列為組織聚會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地點。王建兵也順理成章在之後邀請了因收集記錄中國各地群體性事件而係獄4年的盧昱宇來做分享會。

盧昱宇是維權信息平台“非新聞”的創辦人，在2016年中被捕後，最初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後因證據不足，改以“尋釁滋事罪”定罪四年，最終的定罪依據，僅僅是他發布的8條微博。4年的刑期，盧昱宇光在看守所就度過了1年4個月，在監獄度過了2年8個月。——盧的這一切經曆與當下黃雪琴王建兵二人所經曆的，又是何其相似。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

公民社會風浪中的“夜航船”

2024年6月14日，廣州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黃雪琴有期徒刑五年，王建兵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兩人曾分別以獨立記者、公益人士的身份投身於多個社會公共議題的倡導。黃雪琴曾參與多起#MeToo案件的報道和為性侵害性騷擾受害人提供幫助和支持；而王建兵則長期在中國公益領域工作，從事過農村教育發展、殘障社群賦能和塵肺病工人權益工作。

而他們被當局抓捕並判刑的核心原因，則是在廣州組織的見麵和聚會活動，這令黃雪琴和王建兵成為了政府眼中“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的罪犯。“雪餅案”的刑事判決書有27頁，由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4年6月13日發出，上麵蓋上了法院的大紅圖章，案件號“(2022)粵01刑初298號”提示著全案不尋常的處理時間——黃雪琴和王建兵於2021年被捕，在上庭前經曆了長達兩年的拘留。而2023年9月的庭審卻僅用了一天時間。而最終的判決結果也延宕了九個月之久，這早已超過了刑訴法規定的最長等待判決時間。

判決書顯示，兩人在境外平台及社交網絡的言論表達被視為攻擊政府、詆毀政權的煽動行為；此外兩人還參與和協助“非暴力運動”課程，更重要的是，他們共同組織的“夜航船”每周聚會，被視為重大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雪餅案關注組認為，正是“雪餅組織的每周聚會，深耕催化行動者社群，並試圖重建多年來被打壓的公民社會網絡。該聚會所凝聚的社群網絡及其衍生的社會批判，令當局將其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不穩定因素。”

雪餅案判決結果

黃雪琴和王建兵的共同朋友祥子憶述，每周四“夜航船”的聚會，從2020年11月開始，一直舉辦到兩人被捕的2021年9月。公安機關則更詳細地為聚會統計了次數：“202分享會’總共辦了20至30場左右，其中大約20次是有主題的”（見判決書第20頁）。”祥子說，聚會的主題包括安全空間的互相支持：朋友間分享困惑、人生挑戰，其他朋友互助提供建議等。也有一些針對社會事件的建設性、批判性討論。也包括一些知識分享，例如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業人士，分享經曆和感受，學習新知識。另外也有一些關於社群的能力建設培訓和討論，比如處理性騷擾危機，工人維權等。當然還有打麻將、桌遊等娛樂活動和身心關懷。

“曾經有一個具體主題，比如安全空間的支持，提到有些夥伴被喝茶，會提供建議，按照判決書，這些都被警方視為‘鼓勵與警察做鬥爭’”。祥子說。最終，這些原本正常的活動，都被法庭約化成為了“煽動他人顛覆我國國家政權 、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犯罪構成要件（見判決書第25頁）”。

“夜航船”的名字是王建兵起的，勞工行動者祥子在接受公民媒體WOMEN我們訪問的時候曾提到，“名字很像在夜裏摸黑航行的感覺，即使沒有方向，大家也還是要抱在一起向前走。”——為此，王建兵還設計了一個小logo。那是三個人擠在一艘小小的木帆船上，海麵波浪洶湧，上麵的人卻似乎仍然安然的坐定對談著。然而這些意象和期待在公安機關的偵查中，則是：“王建兵、黃雪琴等組織“夜航船““艄水”群組中， 借討論社會話題之機，煽動參加人員對我國政權的不滿，傳授反偵查方法，交流如何開展煽動顛覆我國政權活動等（內容見判決書第15頁）”。

“夜航船”的logo。曾經熱絡的聚會群組，在“雪餅”被捕之後變成“0 members”。

王建兵力所能及的“小事情”

近期，王建兵的親友向記者轉述了他本人對於聚會活動的初衷和看法，他說2019年後言論環境越來越差，再加上疫情的影響，大家已經習慣了網上的交流。他覺得“人始終要有些活生生的互動”，期望大家不要因此隔離，“不要就這樣散了，所以就做了這個挺小的事情。”王建兵說，這是他力所能及的小事情，“特別大的我也做不了，就隻能做這種小事情。”

獄中的他，也仍然在記掛著一些未完成的“小事情”。他曾經在2021年探訪過十多個湖南株洲攸縣的塵肺病人，他了解到兩個月之間便有兩名病友去世，當時他就期望能夠給他們做一些籌款工作，但是因為被捕最終沒有進行下去。他還有些懊悔，覺得這個事情沒有做好，也不知道剩下的人怎麽樣了。因為共同打工的關係，塵肺病往往會讓一整個村的男性都成為患者，這個不可逆的病患會讓他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這些患者需要長期吸氧，因為躺著呼吸不暢，隻能趴在桌子上睡覺。因此，這些病友更需要社群的陪伴和心理支援，這也是當時王建兵的主要工作。而他每月花2600人民幣租下的202房，本就是為了能夠請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裏的工人多來聊天而準備的。還因為塵肺病工人們大多呼吸不暢，無法爬樓，他選擇的也是價格更高的二樓。

王建兵惦記的，還有那樁社群內沒有解決的性騷擾事件。他的朋友王欣、木斕曾經在社群內遭遇過性騷擾事件，而施暴者當時是王建兵多年的好朋友。“王建兵當時的態度就是和這個人割席絕交。他的這種反應對我的幫助非常大，是很重要的鼓勵。”王欣說他會主動關心幾位受害者，並約她們一起談訴求和解決方法。因此事件搬離廣州的木斕，也常常會收到來自王建兵的問候。

無論是對#MeToo當事人的支援還是聚會的籌備，王建兵的工作總是不顯山不露水。參加活動的大家都覺得王建兵的角色並不顯眼“因為建兵很少去主動去發表觀點，他更多是做組織，他就是把大家拉到一起去調去約不同的人，就是去動員然後去設定主題，去給大家準備各種水果、食物、茶，收尾的打掃衛生也是他來做。整個討論過程當中，他都是協作的角色，鼓勵大家去發表自己的意見。

王建兵的家鄉

王建兵的家鄉是甘肅天水，到了天水市還要再轉車半小時才能到他家的村子。王家以務農為生，天水出名的是櫻桃和蘋果，近年也開始種一些金桃。父親王治學在王建兵被捕後，曾經拍攝視頻，用很樸素的話語呼籲執法機關讓家屬和律師會見王建兵：“我的娃娃不是個壞娃娃，當初讀書以後，他在社會上搞這個公益事業。我覺得是一點壞事都沒做過，這一次出了這麽大的事情，也不知道是啥事情。”

“從他父親的語氣和表達裏能感受到，他不覺得自己兒子被抓坐牢是一個很恥辱的事情，反而他心裏麵覺得自己的兒子是一個很正義、很善良的人。”木斕在王建兵被捕後，去過王家，王建兵母親長期患有哮喘，兒子的被捕讓她多了不少牽掛和擔憂。王建兵是他們村子少有的大學生，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的幼師專業。家人曾經的期望和他本人的選擇多多少少有著不同，不過他們說自己在農村，很多東西他們不明白，“但是孩子有自己的人生，既然父母沒辦法給到更好的，那就讓兒子自己去做好了。”

王建兵的父親王治學

曾經和王建兵共事過的朋友小五，記得他這樣講述自己的家鄉：小時候隻有土豆可以吃，家裏貧窮得連褲子都買不起，幾個人分享一條褲子，讓要出門的人穿，其餘時間就躲在被窩裏，或者光著屁股走。

當時小五和王建兵共同在一個殘障人士賦能工作的團隊中，王建兵是負責人，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他們要密集的給殘障人士進行賦能培訓。小五在和他的合作中真切的感受到王建兵的熱誠：“他對於邊緣群體的關注有一種真摯的情懷，這些可能都源自他本人的家庭背景。”

王建兵幼師畢業之後，最早在西部陽光基金會做過農村地區的教育工作，2014年在恭明社會組織發展中心負責殘障社群賦能項目。2018年後關注勞工和職業病議題，尤其是對塵肺病工人的權益倡導。NGO的工作薪資很低，小五當時曾經問過王建兵要不要回去當老師，“他就很意味深長的笑著朝我搖搖頭，那意思是不再可能了。”

小五和朋友們喜歡管生活簡樸的王建兵叫做王大爺，“因為他和你聊天的時候，總會捋著他的山羊胡，笑眯眯地故作沉思狀。”他愛喝茶，愛古詩詞——很多朋友都收到過他做的古體詩，又往往因為看不懂而不久就遺失了，他會把僅有的工資用來買成堆成堆線裝書。

因為關注塵肺病工人，他也對“礦工詩人”陳年喜的詩歌鍾愛有加。王建兵曾經一次性買了陳年喜很多本詩歌集《炸裂誌》，一方麵是為了支持陳年喜創作，一方麵也是為了把這些作品送給朋友，讓他們更多了解工人。

王建兵對朋友也不吝惜，木斕在休養的時候學做茶葉，王建兵便會轉給她1000塊錢提前買茶，除了自己喝，他也會在探望朋友的時候給他們送去分享。一直到他被捕，這筆茶錢還沒有花完；不像盧昱宇的老家遵義，廣州的冬天溫暖，看到盧隻穿了一雙厚厚的防寒鞋，王建兵就操心起來，一定要給他買一雙適合在廣州穿的鞋，於是就塞給盧300塊錢讓他自己去買。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王建兵當時的生活已然非常拮據。

從王建兵家出來後，盧昱宇在廣州過了年，其後在郊區長洲島租下了一個有開放大陽台的老房子。雖然很髒很破舊，但是一番改造後，也成了黃雪琴、王建兵等一眾朋友經常見麵、喝茶、飲酒、打麻將的地方。

這裏門口有一個枇杷樹，王建兵就把這個地方命名為“枇杷居”，更作詩一首贈與盧昱宇。輾轉動蕩之下，這首詩已經找不到了，但盧昱宇還很記得裏麵描寫了他當時的生活狀況。

得知盧昱宇提到了枇杷居，祥子特意給記者找出了王建兵作於2021年3月5日的那首《賀友人新卜“枇杷居”》

浪子天涯一處家，卜居尤喜近枇杷；

門迎曲巷市聲遠，簾隔風塵舊夢賒；

長夜消愁宜對酒，小樓聽雨好煎茶；

鳴禽芳草漫招引，欲踏春光到落花。

陽光、美景、好友相伴，那大概是盧昱宇離開中國前相對比較開心的日子了。——隻是還沒等到春光盡、落花散，就在王建兵贈詩的4天後，他還是被國保爬陽台入室驅趕，再次被迫離開了廣州。那時的枇杷也才剛剛成熟。因為不舍得這個“枇杷居”，王建兵便提議把這個地方繼續承租下去，每月500多人民幣的租金還是一人出一百塊這樣續下去的。

朋友知道他內心中有個自洽自足的豐富小世界，這讓他並不急於表達自己，但也忽略了他已經內化的情緒，既來自外部，也來自自身。

得悉盧昱宇流離到了鄭州，為了見他，準備返回老家天水的王建兵特意在鄭州短暫停留。鄭州火車站廣場人來人往。改革開放以來，這裏就成為了中國最繁忙的火車站之一，每天有數萬甚至十多萬來自中西部的農民工經此，或是北上北京、或是南下廣東。王建兵作為從甘肅走出來的大學生，也行徑這裏去過北京、落腳廣州。

一個工人集體行動記錄者、一個職業病倡導者，就這樣在偌大鄭州火車站廣場有一句沒一句的聊了一個小時，王建兵說，我們這樣的人沒有未來也看不到希望，沒房沒車也不敢戀愛結婚，怕連累人家姑娘……盧昱宇說：“直到那時，我才知道，這個在生活中總是關心著別人的人，內心是如此絕望。隻是他一直都把這種絕望埋在了心底。”

這是盧昱宇最後一次見到他，不久後王建兵就被捕了，連同“枇杷居”也一起被警察抄家。

對於長期投身公益圈的王建兵來說，盧昱宇這樣背景的客人也許對他來說已經成為常態：從2015年開始，中國公益圈和公民社會持續震蕩：“女權五姐妹”被捕、NGO“益仁平”成員郭彬、楊占青被捕，其後是“709大抓捕”以及針對勞工組織的大抓捕。廣州作為這些事件的中心之一，威脅和逮捕就在身邊不斷發生著，2017年黎學文和十多位中國公民曾在廣東新會的海邊祭奠劉曉波，旋即被警方逮捕並被長時間關押。——這些都給了當時王建兵不小的衝擊，再加上2016年《境外NGO 管理法》出台，中國的公民社會直接被置於國家安全的管控框架之中，他本人所在的NGO同樣在動蕩中麵對抉擇，小五回憶：“當時很多機構都麵對轉型，很多項目都無法再做下去，敏感一點的方向都要放棄。無論是從機構還是他個人都要考慮何去何從的問題。”

從恭明中心的工作崗位離開後，他頹喪的在家宅了很久，總是離群索居的一個人在打遊戲，他的情緒問題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當時廣東地區的很多年輕人也因此再次歸於沉寂，“王建兵作為公民社會興旺時期過來的人，除了感到悲哀，他也覺得很有必要去重新把大家聚在一起創造一個安全空間。”祥子說。在王建兵眼中，在經曆了過去十多年公民社會的低沉和挫敗後，在這些艱難時期重新凝結社群、促進青年行動者的網絡和互助是至關重要的。他希望通過定期聚會的方式重新建立連結、探索新的公民社群行動方式。

與人的連結讓他們獲得滋養

小針和黃雪琴相識在2018年，那時黃正在進行#MeToo的報道，二人成了私交甚好的朋友。2019年，黃因為參加香港反修例運動遊行並發表文章，於10月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拘留，直到翌年1月方才被保釋。

黃雪琴

在小針的憶述中，黃雪琴是那種充滿了熱情和想象力的“社牛”。“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很小的咖啡館裏聊天，她就突然問我‘你覺得上一年年有沒有什麽好事？’我說好像沒有什麽好事，她說的是2018年。”接著黃雪琴便自顧自的說，“那一年最好的事情是#MeToo發生了。”後來她就開始問咖啡館的所有人你覺得今年最好的好事是什麽?

小針覺得黃雪琴是那種好奇心，同時有能夠把好奇心變成一個真正問題的能力。“她其實是一個與他人在連接當中感受到滋養的一個人。”因為做#MeToo的報導，黃雪琴認識很多當事人，她幾乎跟給所有的當事人，都提供那種小針自己都覺得承受不來的情感支援。“她會跟當事人聊完天後，帶著當事人去參加活動、去讀書會。她是真誠的希望對方能夠從她和她的朋友那裏能夠感受到更多情感上互動。她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哪怕是在當事人麵前也都是無保留的。”

回憶湧上來就收不住，小針又迫不及待的講述了黃雪琴的另一個故事。小針當年因為被警察找上門，導致自己非常抑鬱，而那時黃雪琴也已經被捕。“就說我要看一個電影，一個對這個體製可能還有些希望的電影。我就看了德國的《竊聽風暴》。”那時一部描述東德時期秘密警察竊聽藝術家，並出於人性將其拯救的故事。

“當時對那個電影我毫無感覺，因為我知道我遇到的警察都不是這種人。”但是中間有一個橋段卻令她不期然想起了黃雪琴。“那個秘密警察說，他們對待藝術家或者思想犯的方式，就是把他們關起來然後不給他們看報紙、不跟他們說任何話，然後他們就慢慢的枯萎掉了。——因為這些思想犯的靈魂，就是非常渴望和他人保持聯係，並從中得到滋養吧。當時我看這段的時候我就哭，因為我就想到了黃雪琴不就是這樣的人嗎。”

她回憶自己在黃雪琴第一次被釋放的時候去找她，本以為隻是吃飯，結果她馬上問小針還記不記得李翹楚？說要給李翹楚寫點東西。“她感覺好像從來沒有（因為坐牢）受過什麽傷一樣，我以為她出來之後至少會休息，或者說我不想再做這樣的事了。怎料她出來的第一想念就是還是要去創作，還是要去做對別人有用的事。”

小針很擔心她在獄中受到的對待，但又不敢直問，“感覺你還是以前那個樣子……”，黃雪琴卻開玩笑的問：“你覺得我在裏麵被打了嗎？”小針不敢答，生怕觸碰到黃雪琴的傷疤。黃卻很大方的告訴她自己沒有被打，警察對待思想犯的方式就是不停的審訊轟炸。她特意向小針分享自己在獄中的觀察，自己在被監視居住的過程中是沒有隱私的，往往要當著警察的麵換衣服，對於女性來說是非常屈辱的事情。

黃雪琴知道自己需要社群、需要朋友的滋養，她也用這種方式去滋養他人。

在判刑之前，兩人已被囚超過1000天，而早前據雪餅案關注組稱，因為長期的關押審訊和半夜突發提訊，二人身體和心靈都備受煎熬。黃雪琴除了體重驟減，更出現“繼發性閉經”等問題；王建兵早前則被單獨關押長達五個多月。”而近期王建兵的親友向記者表示，他還出現了心髒和腸胃方麵的問題，而他在獄中更曾經因為感染新冠連續高燒數日而沒有獲得藥物治療的情況。

“坐牢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它會把你和外界的所有東西都切斷。然後每一天每一秒，它會讓你被馴服、被淹沒。”作為曾經的政治犯，盧昱宇一早已經體驗過了封閉的牢獄生活，這也是他最擔心黃雪琴王建兵的地方。“每一個很小的規則你都要去反抗的話，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盧昱宇覺得每天吃飯前警察都會要求所有犯人蹲下，“我覺得這是非常侮辱人格的。你不蹲，警察就會動手，我也會還手。打到後麵，他們覺得你這人沒救了，也就不和你打了。王建兵是那種書生氣的人，以前做塵肺病工作，他說話就很溫和，在監獄裏麵可能很吃虧。”

從他的親友了解，王建兵在獄中並沒有聽說受到什麽欺負，他的精神狀態向好，但是心髒和腸胃問題仍然值得關注。獄中的王建兵迫切的渴望閱讀，他近期開出的書目包括漢娜·阿倫特的《人的境況》以及查爾斯·泰勒的 《本真性的原理》，此外還希望可以讀到上野千鶴子的 《厭女》，他說這本書之前讀到一半沒有讀完，至今念念不忘。

來自世界各地的聲援

在黃雪琴王建兵被判刑兩天後，他們的朋友小針和十餘名夥伴，在夕陽下的威斯敏斯特橋展開了一副“超級超級大”的橫幅，“這其實是向聲援巴勒斯坦活動學的，他們之前便在橋上掛了一個特別震撼的banner”，這是一場女權主義者的快速的跨國聯動。“我都不知道是什麽時候開始的，我就感覺是大家想為黃雪琴做一點什麽事，然後就拉了一個群把彼此認識的各地方不同的人，也是一些比較活躍的各地小組的組織者拉進來 。”

口號很快敲定：“隻要黃雪琴不自由，我們都不自由。”英文版本則是“WE ARE NOT FREE UNTIL XUEQIN IS FREE”。同一天，相似的橫幅出現在了溫哥華唐人街、舊金山金門大橋，華盛頓方尖碑前，以及紐約時代廣場、東京涉穀路口和東京鐵塔下……

圖順序：紐約、三藩、DC。

圖順序：倫敦、東京、波士頓。

小針在黃雪琴第一次被捕的時候，就為她撰寫過聲援文章。“當時我想這些書寫對我自己很重要，因為我也不知道能做什麽，也不知道對黃雪琴有什麽用。”再見到被釋放的黃雪琴，黃告訴小針，她給自己寫的文章她都看過了，很感動。“其實我到現在還保留著我跟她出來之後的聊天記錄，就是她跟我說，她在裏麵的時候就知道我們會在外麵支持她的。所以她想著我們就會很有力氣和信心吧。”

“用這種很drama的方式想要去記住她，我覺得這對她來說是很重要的。我不想讓她的那種意誌隻是一種虛幻的意誌，我希望她出來之後能看到，這些信念是真實的。”小針說。

這種真實也是畫條幅的辛苦和抬條幅的重量，她們去印巴人的布料店花150英鎊買了3*25米的白布料，前一晚用投影把字投在布上描出邊緣，再請朋友把字塗上。“這個Banner非常非常的重，它可能要十個人拿，而且在橋上（展示）其實也是拿不住的。”從製作到展示，前前後後有20多個朋友幫忙。

小針認為，這次活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讓很多支持關心黃雪琴的人能夠具體親身地參與。“不管怎麽樣，我們身體力行站在橋上拿著橫幅的時候，那種感覺跟網上轉發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在海外的人是很需要這種感覺的，也算是一種複健吧。其實畫橫幅和展示本身並不難做，難的是要有一個作為組織者的commitment（承諾）。其實海外年輕人同樣需要有這樣的行動機會，但更需要有意願做組織的人。”

她期望未來能夠盡可能多的在公民社會中做組織工作，而非一個參與者。“我以前對組織者的想象必須是非常聰明、非常有能力、願意冒風險的；但是我想，哪怕是和大家在家中做鉤織、一起做快閃這樣的小事情，也值得來組織。”某種意義上，這就是黃雪琴王建兵所留下影響。

王建兵、黃雪琴不過三四十人的小小社群，滋養出來的能量其實並不容小覷。祥子提到，在廣州，這種社群的陪伴和支持，在不斷受壓抑的公民社會裏，成了給了年輕人喘息的空間和發展更多想像力的地方。實際上，2022年的白紙運動中，被捕的年輕人往往本身也有著很強的社群網絡連結。

民眾頭戴黃雪琴與王建兵的照片表達聲援。

當然，寒蟬效應下，二人被捕導致廣州的公民社會社群四散，幾位受訪者也都逐漸遠離了自己公民社會的圈子。祥子坦言，“經曆摯友被捕、判刑其實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受挫的過程，因為很多朋友對這段經曆都有陰影，甚至出現PTSD。雖然不斷有新的朋友加入支持，但是這個創傷的救援環境，仍然有很多人會慢慢離開……”

其實朋友眼中的王建兵從來就不是一個勇敢而冒進的人，甚至有人說如果知道後果是這麽嚴重，他大概都不會去做這樣的聚會，但他就是有自己擇善固執的地方。

在一審最後陳述中，王建兵表示：“我的本意不是去推翻政府，而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一些人更加自由，社會更加平等和美好。”而黃雪琴表示：“作為一名記者，我做不到保持沉默。我也知道自己不安全，遲早有一天會麵對這樣的狀況，但需要承擔的後果，我願意承擔”。一審判決時，黃雪琴趁宣判間隙，當庭表示不服判決，將上訴。而在明年3月就要刑滿的王建兵在考慮之後則僅就部分判決上訴。

木斕最關心就是黃雪琴和王建兵能夠早日回家。她既感動於黃雪琴不認罪義無反顧的堅定；也理解王建兵僅就部分判決上訴的選擇。她希望他能盡快獲得自由。“畢竟這個圈子塑造了太多‘錚錚鐵骨’的男性形象，卻太缺少人性關懷。”

小五夢見過王建兵很多次，夢裏的他成了一個庸俗忙碌的小老板，他事業有成，放下執念，做回了一個庸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