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江西萬年縣上坊鄉原黨委書記李佩霞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經查，該縣縣委書記毛奇存在利用職權影響與李發生不正當性關係問題，李為了職務調整升遷違反生活紀律。兩人被查不僅暴露了公職人員濫用職權、貪汙受賄的問題，更因“以色謀權”的交易過程引發熱議。近年來，隨著一些女貪官落馬，以及男貪官背後情婦或妻子的腐敗助力作用，引發了一種“女性”究竟更清廉還是更腐敗，乃至是不是腐敗之源的討論傾向。那麽，女性比男性更清廉嗎？對“權色交易”等腐敗行為，女性官員的容忍度又是怎樣的？
本文指出，女性公職人員對政府腐敗行為的總體容忍度低於男性，特別就“性賄賂”而言，女性公職人員對政府官員私生活混亂，權色交易的腐敗行為容忍度很低。在官場上女性仍處於弱勢，因此在權色交易中女性往往處於被動一方，她們不太可能有權力和資源去包養男性情人。另外，女性出於性貞操及賢妻良母等性別體製的壓力，不像男性那樣有條件將權力作為獲取性資源的資本，更不用說去主動消費男色。作者指出，一些既有事業心又有能力的女性，有可能會將“性資本”作為打敗男性競爭對手的武器，但在這種交易中，女性始終是權力壓迫下的犧牲者。
文章提出，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係統性歧視使女性處境相比於男子更脆弱, 女性違背規則更容易招致懲罰,
而長期較低的社會地位及被要求較高的道德表現, 又使得女性更加傾向於服從規則, 謹慎小心, 規避風險的意願會更強,
參與腐敗可能性自然會更低。作者還指出，這種差異更多受到社會性別文化的影響，而非生理性別所決定。
本文原載《婦女研究論叢》2017年第4期，原題為《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清廉？基於中國公職人員腐敗容忍度的分析》，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清廉?
——基於中國公職人員腐敗容忍度的分析
女性是不是比男性更清廉？她們對腐敗的態度是否與男性存在差異？長期以來，這一聚訟紛爭的問題在全球範圍內引人關注卻難以達成共識。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一些女貪官在國家高壓反腐態勢下紛紛落馬，以及男貪官背後情婦或妻子的腐敗助力作用，更引發了公眾對“女性”究竟更清廉還是更腐敗，甚至是不是腐敗淵源之爭，進而將質疑的目光聚焦於女性領導者，甚至將女幹部的提拔看成“以色謀權”的過程，潛意識中將男性腐敗歸因於其背後的“紅顏禍水”，並有意無意地放大女性的腐敗行為。那麽，究竟應該如何解讀中國背景下的這一特殊現象並破解女性的“性別汙名”？在國際上，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主要有兩派觀點：一是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加清廉，故應該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率作為降低政府腐敗的有效策略；二是主張女性並非天生比男性更加誠信和清廉，一旦女性獲得與男性同等的腐敗機會和網絡或處於腐敗盛行的官僚製環境中，其與男性一樣腐敗。近年，國內學者加入討論，結合中國宏觀環境及曆史文化，對性別與腐敗關係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腐敗性別建構論”。這些學者或者認為，中國文化環境對女性特質具有建構作用，如女性特質中的“賢妻良母”會使其為了家庭利益卷入腐敗；或者認為女性腐敗與否取決於其所處的宏觀環境，當女性處於腐敗盛行的政府氛圍中，或置於不公平的兩性資源分配環境中，女性與男性會一樣腐敗。這一意義上的女性腐敗，並非單純的性別所致，而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結果。此類研究數量不多，主要基於理論分析與推理，為我們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觀點，但基於實證數據的分析至今仍非常少。
所謂腐敗容忍度是指人們在多大程度上傾向於接受腐敗行為，即如何理解規則和社會倫理以及對越軌行為的看法，它是從價值層麵反映人們對腐敗的態度。由於以往研究未曾提供實證數據說明性別與腐敗的關係，故本文通過對政府公職人員進行大樣本問卷調查，對兩性的腐敗容忍度進行定量研究，從實證角度測量兩性對腐敗容忍度的差異，思考性別與腐敗的關係，進而回應女性在特定社會製度背景下究竟是更清廉還是更腐敗。
▍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高壓反腐日益深入，越來越多的女性貪官被加上“以色謀權”標簽，引起了社會對女官員腐敗和“權色交易”現象的關注。女性究竟比男性更清廉還是更腐敗？抑或兩性並不存在哪個更清廉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使得有關性別與腐敗的諸多理論進入公眾視野，如女性清廉論、環境決定論以及近年學界關注的“腐敗性別建構論”等。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對性別與腐敗的關係作出解釋，並引申出各不相同的結論。
“女性清廉論”主張女性是更加清廉的性別。有學者認為兩性生理、心理或經驗方麵的差異導致女性在認知、情感和行為上與男性存在差異，這些特質差異促使女性比男性更加清廉。戴維·多拉爾 (David Dollar) 采用跨國數據進行國家層麵的比較，發現女性在議會中所占比率與政府腐敗程度呈顯著的負向影響。安納德·斯瓦米 (Anand Swamy) 則通過研究個體和國家後發現：(1) 平均而言，女性更不傾向容忍腐敗；(2) 女性管理者更少參與行賄；(3) 女性代表在政府部門或市場中所占比例更高的國家，腐敗程度更低。之後，更多研究者通過實證方法探討性別與腐敗的關係，如托爾格勒·本諾 (Torgler Benno) 和內文·瓦列夫 (Neven T.Valev) 對世界價值觀調查 (Word Values Survey) 數據中的8個歐洲國家進行分析，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加傾向於遵守規則，更加不認同稅收上的腐敗和欺騙。裏瓦斯 (M.F.Rivas) 對西班牙102名實驗者進行賄賂博弈實驗發現，女性進行賄賂的頻率顯著低於男性，且在進行賄賂時女性提供的賄賂額也顯著低於男性。這些研究的角度各異，但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即女性比男性更具利他主義和公德心，更加誠信，犯罪率更低。這些研究隱隱透著性別本質主義的色彩。
“環境決定論”認為，女性並不一定比男性更加誠信、更能抵製腐敗，當女性與男性獲得同等的腐敗機會和網絡或處於腐敗盛行的官僚環境時，就會與男性一樣腐敗。阿爾哈桑-阿羅 (Namawu Alhassan-Alolo) 對腐敗盛行的非洲國家加納的136名官員進行虛擬情境貪汙行為所持態度的調查發現，社會期待把某些腐敗行為視為道德義務，致使女性的腐敗容忍度與男性沒有顯著差異。換言之，當女性處於同樣的腐敗機會和網絡環境中，女性也會遵守腐敗的潛規則，其腐敗容忍度並不會顯著低於男性。隨後，也有學者對“女性清廉論”作出回應，認為正是因為女性更少有機會參與政治及獲取更高權力以參與腐敗或發展自己的關係網，才導致她們比男性更加誠實和清廉。長期以來，女性被排除在男性的互惠關係網之外，她們在政治和商業領域屬於初來乍到者和少數派，對於腐敗交易規則並不熟悉。隨著女性越來越多地加入公共部門，兩性腐敗差異將消失。也有學者基於以往研究，進一步區分了不同製度環境下女性與腐敗的關係。在民主政體下，腐敗被視為社會毒瘤並被嚴厲懲處，女性就比男性更加清廉；而在專製國家中，腐敗盛行甚至被認為是治理的一部分，女性為了規避被環境排斥的風險而融入腐敗網絡，對腐敗的態度與男性便沒有顯著差異。另一些學者反駁清廉論時提出，女性的性別特質會被官僚製度文化環境所消解，在腐敗盛行的官僚環境中，女性與男性一樣腐敗。他們傾向於環境決定論，認為越軌行為是可以在社會組織中習得的，即組織社會化使公職人員行為同質化，而非性別本質決定。
近年，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加入討論，並且將“環境決定論”演繹為中國背景下的“腐敗性別建構論”。這些討論關注到目前腐敗主流話語中的性別汙名現象，即男性腐敗背後的女性歸因，並試圖挖掘背後的曆史和當代建構。正如學者指出的，從末喜、妲己和褒姒起始，人們將王朝的覆滅與皇帝的腐朽歸因於“紅顏禍水”。當今社會也習慣於將男性官員的腐敗歸咎於“枕邊”和“宮闈”，而主流話語也一再告誡領導幹部“管好自己的妻子”。雖然有研究者認為，在腐敗現象不斷發生的中國社會，女官員不僅會在環境影響下被動融入腐敗，而且也會主動“抓住一切違法機會，到流向男性貪官口袋裏的經濟資本和各種資源裏分一杯羹”。但是，更多學者認為這種女性主動參與腐敗表象反映的恰恰是更深層次的製度建構，正如宋少鵬在分析女性腐敗原因時提出的，導致女官員腐敗或女性參與腐敗的主要根源在於性別體製。在性別化的社會裏，男性和女性隻是在自己的性別製度結構裏選擇自己認可的行為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在強調私有化的市場經濟中，“賢妻良母”的性別規範會使女性為了家庭利益卷入腐敗。劉英也認為，“權色交易”是男權社會男女權力關係不對等的產物，權力、機會、資源處於弱勢的女性在權色交易中處於被動地位。與此相應，有學者通過實證調查發現，相比於女幹部占全部幹部的比例，女性幹部腐敗的比例明顯低於男性。對此現象的解釋是“女性相對謹慎保守，更害怕貪汙受賄的風險，另外由於家庭分工的原因，女性腐敗的機會相對較少”。即便是汪琦等指出了女性主動參與腐敗的現實，當她們進一步分析其原因時，也認為這種不正確的主體性應歸因於對女性不利的宏觀環境———經濟轉型期中國混亂的資本/資源流向男性。這些研究都從不同角度證明了腐敗的性別建構根源。
不難看出，對於女性是否比男性更加清廉並未達成共識。這促使我們思考：在中國特定的製度文化背景和政府組織結構中，官僚文化的同質化要求和腐敗氛圍在何種程度上能抵消兩性特質的差異？尤其是，當社會輿論將“權色交易”的汙名強加給女官員時，同樣處於政府機構的女性對此究竟持怎樣的態度？研究者曾用賄賂博弈實驗來測量兩性行賄和受賄的傾向，但實驗通常隻設定一個腐敗場景，難以考慮被調查者對不同類型腐敗所存在的態度差異。世界價值觀調查 (WVS) 也是從腐敗範疇出發從整體上探討腐敗與性別關係，並未就被調查者對不同類型腐敗或越軌行為的態度進行區分。至於特定環境下人們對某些特定腐敗現象如“以色謀權”或“以權謀色”等行為的態度，更是難以測量。因此，我們將以問卷調查為依據，解析上述問題。
▍研究假設
假設一：女性對政府腐敗的容忍度總體上低於男性。
這一假設基於“女性清廉論”提出，並得到社會學研究的支持。社會學家對若幹國家的犯罪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人類的犯罪傾向存在性別差異，在偷盜、搶劫、吸毒及暴力事件等一係列犯罪事件上，男性被捕或定罪比率大於女性。在誠信方麵，一些調查表明女性的誠信得分相較於男性一直存在穩定優勢；社會生物學家認為女性作為“生育者”和“養育者”更具利他精神和關愛之心。經濟領域的研究發現，當存在被抓捕和懲罰風險時，女性接受賄賂意願比男性低。現實中，當今中國女性的犯罪率也同樣低於男性，女性官員的腐敗概率也遠低於男性。這是否意味著女性的性別特質本身就具有廉潔性？為尋找答案，我們首先將測量女性對各領域腐敗的整體態度是否比男性清廉；然後，探索兩性對政府具體腐敗行為的容忍度差異；最後，進一步通過控製其它變量，考察性別是否對腐敗容忍度產生影響。
假設二：女性對危害程度較小的腐敗行為容忍度顯著低於男性。
如果假設一得以證實，那麽，在當今中國特定的政府組織結構中，官僚文化和組織的同質化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建構了人們的腐敗容忍度呢？或者說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消解性別特質的影響？我們從危害程度不同的政府腐敗行為切入，測量人們對不同腐敗行為的容忍度。這也是國際通行的測量方法，即將腐敗分為嚴重腐敗與微小腐敗。研究發現，被調查者對微小型腐敗的容忍度更大。環境決定論者認為，當女性處於腐敗機會和網絡盛行的環境中，其與男性一樣腐敗。在當前中國背景下，比起嚴重型腐敗行為，危害性較小的腐敗行為比較普遍，具有更大的參與機會和網絡。如果女性對微小腐敗行為的容忍度同樣顯著低於男性，那麽說明即便是腐敗的官僚環境也不能完全消解性別差異，那麽，男女特質差異因素在導致女性清廉與否上的影響力度更大。
假設三：女性對“權色交易”的容忍度顯著低於男性。
在當今腐敗性別建構的討論中，對於具有明顯性別色彩的“權色交易”問題，不少學者認為，受兩性占有資源的不平等以及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女性在權色交易中處於屈從和被迫的困境，即使是女性主動以色相為資本獲取權力和金錢，仍然改變不了整體意義上的男強女弱、權重色輕的事實。因此，無論是“以色謀權”還是“以權謀色”，女性都將淪為依附於男人的弱者，是貪官汙吏的玩偶。在男性高官眼裏，她們隻是一種點綴生活使之更刺激的消費品。這些女性可能是這場性交易的砝碼，成為商人巴結或套牢官員的工具，也可能迫於男性官員的威逼利誘而不得不就範。即使是兩廂情願，甚至女性主動“以色謀權”也主要是深層的製度文化因素所致。在男性主導的公共權力領域，女性官員往往被分配到沒有實權的科、教、文、衛等崗位上，並且在性別文化中建構出“感性”“沒有魄力”“優柔寡斷”等性別刻板印象。實際上，不論是“以色謀權”還是“以權謀色”，驅使女性作出選擇的原因中，往往伴隨著內心掙紮甚至抵抗。因此，我們假設女性對此類腐敗的容忍度不可能與男性一樣，而是會低於男性。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我們通過測量兩性公職人員的腐敗容忍度，來檢驗女性是否比男性更加清廉。國外對腐敗容忍度的測量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采用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來測量被調查者對腐敗的容忍度。世界價值觀調查采用1-10的刻度讓世界各國的公眾對各類越軌或違法行為的接受度進行打分。有些學者采用與世界價值調查相類似的模式，自己設計“腐敗接受度調查” (Corruption Acceptance Survey) ，調查人們對各類腐敗現象的接受度，如受賄，收禮，徇私等。第二種測量方式是設計賄賂博弈實驗，實驗包括兩方，一方是公司或個人，可以選擇向官員行賄或不行賄；一方扮演公職人員，可以選擇拒絕賄賂或接受賄賂；有些實驗加入公民角色，選擇冒風險舉報腐敗或選擇容忍腐敗。
本文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對腐敗容忍度進行測量，同時輔以訪談、統計分析等定量方法來考證以上假設。從兩個維度對腐敗容忍度進行測量：(1) 對中國政府、學界和工商界腐敗現象的總體容忍度；(2) 對政府具體腐敗現象的容忍度。問卷發放對象為國家公職人員，工作單位涵蓋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包括東西部地域。共發放1201份問卷，有效問卷1026份，男性公職人員468名，女性558名。運用SPSS20.0統計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使用T檢驗、因子分析、線性回歸分析等實證分析方法探討腐敗容忍度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兩性腐敗容忍度差異
腐敗是一個多層麵及多種因素共同影響的社會現象，由於其隱蔽性及相關數據的缺乏，對其進行直接測量較為困難。目前大多數學者采用的透明國際清廉指數(CPI) 隻是對國家腐敗的宏觀測量指標，不能顯示個體與腐敗的關係，難以測量出個體對腐敗的認知、態度及看法。因此，我們將聚焦於個體層麵來測量腐敗容忍度並進行性別分析，分別為：對各領域腐敗的總體容忍度；對政府具體腐敗現象的容忍度；對“權色交易”腐敗行為的容忍度。
(一) 兩性對腐敗的總體容忍度
測量兩性對腐敗的總體容忍度，我們認為應該包含三方麵：一是兩性對各領域腐敗現象的總體容忍度，從相對抽象和宏觀的角度測量兩性對各領域腐敗的態度。二是兩性對政府具體腐敗現象的總體容忍均值，通過多題項加總求均值的方式更加全麵和具體地測量兩性總體容忍度；三是通過控製其他變量考察性別是否具有顯著影響。
首先，公職人員對各領域腐敗現象的總體容忍度。目前學者們探討的腐敗一般指狹義理解的政府腐敗或公共部門腐敗，但事實上，腐敗涉及更廣的含義，包括各個領域中利用權力謀取自身利益的行為。我們從政府、工商界和學界三個典型領域考察兩性總體腐敗容忍度。被調查者以1至10分對當今中國政府、工商界和學術界三個領域腐敗現象的容忍度作整體評價。1代表“完全不容忍”，10代表“完全容忍”，各領域腐敗容忍度均值見圖1。
由圖1可知，公職人員對政府、工商界和學術界腐敗現象的平均容忍度分別為3.32、3.62、2.89，沒有達到零容忍。女性公職人員對工商界、政府、學術界腐敗的容忍度均低於男性，其均值分別比男性低0.21、0.29和0.23。兩性容忍度最低的都是學界腐敗，容忍度最高的是工商部門，居中的是政府腐敗。采用T檢驗分析方法對兩性腐敗容忍度進行顯著性檢驗，顯著水平取0.10，結果顯示兩性對政府、工商界和學術界腐敗的容忍度均存在顯著差異，即女性對政府、工商界和學術界的容忍度顯著低於男性。
圖 1 對各領域腐敗容忍度的性別差異
數據來源：2015-2016年公職人員腐敗容忍度問卷調查。
其次，考察兩性對政府具體腐敗現象的容忍均值。我們以10級量表測量被調查者對13類政府具體腐敗行為的容忍度，1代表“完全不容忍”，10代表“完全容忍”。這13項具體腐敗涉及公共安全的大型腐敗，蟻貪現象及三公問題等小型腐敗，私生活混亂等作風問題，收禮收錢等典型政府腐敗行為。兩性腐敗容忍度均值及差值見表1。
公職人員對該13項政府腐敗的容忍度均值為2.76 (10分表) ，對所有13項腐敗行為均選擇零容忍的被調查者有66名，占6.40%，說明公職人員對政府腐敗行為總體上持適度容忍態度。均值分析發現，女性與男性對政府腐敗的容忍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首先，女性對政府腐敗現象容忍度總體均值低於男性，女性容忍度均值為2.61，男性為2.92，男性均值比女性高0.31，且具有顯著性差異 (T=3.36，P=0.00) 。其次，對該13項政府具體腐敗的容忍度，女性得分均值全部低於男性 (見表1) 。采用T檢驗分析，顯著水平取0.05，其中11項存在顯著差異，即女性對該11項政府具體腐敗現象的容忍度顯著低於男性。其中均值差值最大的一項是“政府人員私生活混亂，包養情婦”，最小的一項是“為了融入集體而腐敗”。兩性均最不能容忍的腐敗行為是“政府官員充當不法礦主保護傘”，兩性容忍度最高的一項是“為了融入集體而腐敗”。從數據結果可以看出，女性對大多數腐敗行為的容忍度小於男性。
表1 兩性對政府具體腐敗行為容忍度的差異
數據來源：2015-2016年公職人員腐敗容忍度問卷調查。
無疑，上述描述性分析顯示女性對政府具體腐敗行為的容忍度總體上顯著低於男性。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女性的確比男性更清廉呢？或者說，導致女性容忍度低的原因也可能並非性別，而是其他因素所致。因此，我們進一步控製其他相關變量，如行政級別、工作年限和經濟收入，檢驗上述結論。首先，之所以將行政級別作為控製變量，是因為有學者認為，級別越高的公職人員，其權力越大，腐敗機會也會相應增大。女性正是因參與腐敗的機會和網絡較少，才使她們看起來比男性更加清廉。其次是工作年限變量。有學者對美國442個州議員的調查發現，議員個人的政治經曆會對州議員的腐敗容忍度產生影響。議員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時間越長和以前具有政治經曆的人更傾向於容忍腐敗，因為他們必須使自己適應或多或少具有腐敗的環境。再次是收入變量。收入一直被認為是影響腐敗行為的重要因素，有學者認為公共部門中的低收入和弱監管會增加官員腐敗動力。我們對這些變量進行控製，考察女性腐敗容忍度是否仍低於男性，如果結果仍然如此，那就說明腐敗容忍度確實存在性別差異。
我們選取順序變量行政級別 (“科員以下”=1，“副主任科員-助理調研員”=2，“處級 (含副職) 及以上”=3) 、啞變量工作年限 (“<15年”=0，“15年以上”=1) 、收入 (對照組：“0-2500元”；“2500-10000元”=1，其他=0；“10000元以上”=1，其他=0) 作為基本信息中的控製變量，對政府具體腐敗行為容忍度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對政府腐敗行為的容忍度”量表的總體方差解釋率為68%，Cronbach'α信度係數為0.94，說明兩量表具有較好的效度和信度。
如上所述，有學者認為當女性能夠獲得與男性同樣多的腐敗網絡和機會，女性就會和男性一樣腐敗。如果該結論成立，那麽在控製了行政級別、工作年限及收入等變量下，性別因素應該不會存在顯著影響，因為在級別、年限及收入等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兩性公職人員獲得的腐敗機會和網絡應該大體相同。然而，表2的回歸分析顯示，性別回歸係數為-0.25 (p<0.01) ，即當公職人員處在同一行政級別、工資水平、工作年限時，女性公職人員對政府腐敗現象的容忍度得分仍比男性低0.25 (得分區間1-10) 。可見，性別對政府具體腐敗現象的容忍度具有顯著影響。換言之，在控製這些變量情況下，女性對腐敗的容忍度仍然低於男性。因此，假設一“女性公職人員對政府腐敗行為的總體容忍度低於男性”得證。
至此，數據明確顯示女性的腐敗容忍度顯著低於男性。但是，數據沒有也無法回答的問題是：女性是否本質上就比男性更清廉？對此，即使是通過控製變量等數據處理也隻能為我們提供事實層麵的表象，無法透視到底是生理性別還是社會性別文化構建導致女性比男性更清廉。為探究其原因，我們對公職人員進行訪談以便在某種程度上解釋其深層次理由。我們就“女性是否比男性更加清廉並解釋理由”這一問題對159位公職人員進行訪談，男性67位，女性92位。男性中55.2%的人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加清廉；而女性中75%的人則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清廉。總的來說，大多數被訪者從社會性別文化對兩性角色要求的差異來解釋為什麽女性比男性更清廉。
表2 公職人員對政府具體腐敗行為容忍度的性別差異回歸分析 (OLS)
數據來源：2015-2016年公職人員腐敗容忍度問卷調查。**p≤0.05；***p≤0.01。
由於傳統文化的影響，女性被灌輸了強烈的家庭觀念。來自家庭的壓力使女性行為趨向保守，更加小心謹慎，對家庭的保護意識強，同時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育兒、家務上，腐敗動機相對較小。 (被訪者編號：CSL20151103 (2) ) 。對權力、金錢和成功的欲望，女性均比男性低，男性擔負養家糊口的責任，對金錢的欲望更強 (被訪者編號：WCH20151103(3) ) 。女性從事公務員更多是為了穩定、福利和照顧家庭，而男性更多為了晉升到更高的領導職位，獲取更高的社會地位 (被訪者編號：ZL20151103 (4) ) 女性帶有母親的關懷，因此比男性更加注重公共利益，女性將更多的目光放在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上，更加注重社會福利的提高，環境的改善。而男性對公共利益更加不敏感，他們有更多不良嗜好，更關心自我利益 (被訪者編號：JHY20160509 (5)) 。
社會普遍對於女性的道德要求更高，因此她們更加注重維護自己的形象(被訪者編號：HZF20160509 (6) ) 。不難看出，被訪者主要圍繞社會性別文化對兩性特質的構建進行分析，如社會分工要求女性顧家和承擔撫育責任，導致社會對女性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正是這些社會文化環境造就了女性保守、謹慎、細膩，更富同情心等性格特征，也正是這些特征使得女性更加清廉。因此，上述言論也從另一角度證明，社會性別文化建構是導致女性比男性更清廉的重要因素。
(二) 對微小型腐敗行為容忍度的性別差異
如果我們接受上述有關腐敗性別建構的觀點，那麽，當公職人員處於腐敗盛行的官僚文化氛圍時，這種性別文化建構是否會被消解以及消解程度又有多大？由於官僚製度及其文化通常對其組織成員具有強烈的同化作用，促使個人放棄自我價值和目標，迅速融入組織目標。那麽，當女性與男性同樣接受組織文化的熏陶和教化後，其性別特質是否會被解構？我們選取微小型腐敗進行分析，即便是女性在組織中的權力地位低於男性，但參與微小型腐敗的機會與男性相差不大，便於我們觀察官僚文化對兩性影響的程度。
首先需要對以上13類腐敗現象進行分類，確認哪些腐敗行為屬於微小型，進而了解兩性對不同類型腐敗現象的容忍差異。對該13項政府腐敗現象進行KMO檢驗，KMO值為0.954，表明非常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根據凱澤標準對因子進行抽取 (見表3) ，主成分分析共抽取了2個因子。因子累計貢獻率為67.31%，兩因子信度分別為0.935和0.808。
表3 旋轉成份矩陣
注：提取方法：主成份。旋轉法：具有Kaiser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注：提取方法：主成份。旋轉法：具有Kaiser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a.旋轉在3次迭代後收斂。數據來源：2015-2016年公職人員腐敗容忍度問卷調查。
從表3的旋轉成分矩陣可以看出，歸屬於第一個公因子的是Q1-9題，各項腐敗行為容忍度均值均小於3.0，腐敗容忍度較低。因該範圍主要涉及一些危及公共安全或巨大利潤的嚴重腐敗行為，因此，將該因子命名為“嚴重腐敗行為”。歸屬於第二個公因子的是Q10-13題，各項腐敗行為容忍度均值均大於3.0，腐敗容忍度較高，主要涉及一些小禮品贈送等危害性較小和集體腐敗行為，如“蟻貪現象”“接受小額金錢和禮品”及“為了融入集體而腐敗”，因此將該因子命名為“微小型或集體型腐敗行為”。
從表1可以提出，人們對於不同類型腐敗行為的容忍度存在差異，兩性對政府具體腐敗行為的容忍度也不盡一致。對於“嚴重腐敗行為”，女性均值全部小於男性，且9項中全部具有顯著差異。而對“微小型或集體型腐敗行為”，女性均值也全部低於男性。區別在於，4項中有2項達到顯著差異，另有2項沒有達到顯著差異，分別為“利用職務便利幫助個人或企業，接受其贈送的小額金錢或禮物”和“為融入集體氛圍而腐敗”。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特定的官僚文化，尤其是腐敗文化氛圍對性別文化建構具有一定的解構作用，但其程度並不大。換言之，蟻貪、贈送禮物等微小型腐敗在許多政府部門時有發生，身處其中的公職人員參與機會較多而懲處風險小。至於“為了融入集體腐敗”現象，更是官僚體製內潛規則和集體壓力的產物，不論男性還是女性，都不可避免地會受此影響。
不過，綜觀上述分析，兩性對嚴重型腐敗行為的容忍度明顯較低，且容忍度差值較大，女性容忍度顯著低於男性。而兩性對微小型或集體型腐敗容忍度較高，且容忍度差值變小。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兩性之間的差異並沒有消失，男性對四項微小型腐敗的均值為3.56，女性為3.34，女性的容忍度仍然顯著低於男性 (T=2.20，P=0.03) 。我們據此對該13項危害程度不同的政府腐敗行為容忍度的性別差異狀況進行歸類 (見表4) 。
從表4可知，雖然在腐敗頻發背景下，女性參與腐敗的幾率與男性一樣也會提高。但是，數據表明，兩性的差異仍然存在，總體上，女性仍然比男性更清廉。據此，我們認為，處於特定官僚組織中的個體性別特質會受到官僚組織文化的影響，但是不會被組織文化完全消解，它隻能成為影響兩性腐敗容忍度的部分因素。換言之，社會性別文化與官僚文化對性別特質產生交互影響，社會性別文化在塑造兩性特質差異時，組織官僚文化又部分消解著兩性差異，但由於女性在公共部門中的劣勢地位和無法完全融入男性的政治圈子，導致官僚文化的消解作用並不十分強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假設二“女性對微小型腐敗行為的容忍度顯著低於男性”得證。
表4 對危害程度不同的腐敗行為容忍度的性別差異
數據來源：2015-2016年公職人員腐敗容忍度問卷調查。
(三) “權色交易”腐敗行為容忍度的性別差異
所謂權色交易，也稱“性賄賂”，“指的是國家公職人員利用權力和權力帶來的利益與另一方發生性關係以滿足生理欲望和感情需要；而另一方則以直接出賣色相或間接雇傭美色為交換，謀取不正當利益。為了進一步考察兩性對不同類型腐敗容忍度的差異，尤其是在官僚組織背景下腐敗文化對腐敗性別建構的影響，我們選擇爭議最大的“權色交易”現象進行測量。對“政府人員私生活混亂，權色交易”一項的態度調查結果顯示，男性的容忍度均值為2.63，女性僅2.07，差值高達0.56，是13項政府具體腐敗行為中兩性腐敗容忍度差值最大的一項 (見圖2) 。
圖2 兩性對政府特殊腐敗行為的容忍度對比 (1-10分)
數據來源：2015-2016年公職人員腐敗容忍度問卷調查。
這一顯著的性別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在兩性關係上的價值觀。雖然目前也有不少腐敗女官員被曝包養情夫，但總體而言“私生活混亂，權色交易”似乎在男性官員中更嚴重。從官僚體製的職權分配來看，無論是在官員數量上還是在占高級別職位的比重上，男性都占據了絕對優勢，他們有更多的資源和能力進行權色交易。據報道，90%廳局級落馬貪官包養情人，有多人共用情婦。在官場上女性仍處於弱勢地位，因此在權色交易中女性往往處於被動一方，她們不太可能有權力和資源去包養男性情人。而從性別體製來看，利用權力消費女性，這是男權社會的典型標誌，女性很容易成為權色交易或錢色交易的犧牲品。另外，女性出於性貞操及賢妻良母等性別體製的壓力，不像男性那樣有條件將權力作為獲取性資源的資本，更不用說去主動消費男色。因此，即使是在官僚組織文化中，女性對權色交易容忍度也會低於男性。
我們的調查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3項腐敗行為中，女性公職人員對權色交易的容忍度最低，某種程度上表明她們對男權社會男性占據資源優勢、玩弄女性的不滿和抗議。汪琦 (2014) 認為，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財富和權力向男性集中，迫使失去了平等機會的女性“不擇手段”地去瓜分本應屬於她們的財富和資源。因此女性官員會以自身的“性資本”來獲取權位。宋少鵬 (2015) 則認為汪琦的推論缺少一個邏輯環節，即環境再惡劣，絕大多數女性並不必然選擇貪腐或使用性資本，且突破性貞操的性別體製和守法的政治規範也不容易。
的確，我們的研究發現在某種程度上與宋少鵬的觀點一致。總體上，女性公職人員對政府官員私生活混亂，權色交易的腐敗行為容忍度很低。理論上，當人們對某類行為心理上存在厭惡和反感時，一般不傾向於參與該類行為。因此，我們的數據意味著絕大多數女性公務員不會利用自身“性資本”去謀取權位。當然，在權力資源嚴重偏向男性的政治領域，不排除女性在職業發展過程中會改變初衷。現實中，我們也可以發現為數不少的女性官員被報道“以色謀權”。但問題是，女官員“以色謀權”的深層原因並不在於她們的性別本身，而是因為女性在政治領域中處於不利位置，正如全國婦聯副主席孟曉駟指出的，中國的女幹部任職有幾個特點：副職多、正職少；“虛職”多、“實職”少；低級別多、高層次少；“邊緣”部門多、“主流”部門少。尤其重要的是，“男尊女卑”觀念仍然對幹部晉升存在影響，女性被認為缺乏理性，沒有魄力，不適合做領導，女性相比於男性具有更少的發展機會和晉升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既有事業心又有能力的女性，就有可能會將“性資本”作為打敗男性競爭對手的武器。但即使如此，從總體上考察，女性公職人員“以色謀權”的主觀意願和容忍度都較低，說明女性以此追求權力的欲望和行動都會低於男性。
▍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中國公職人員腐敗容忍度的性別差異進行研究發現，女性對大多數政府腐敗現象的容忍度顯著低於男性。但是，我們並不認為，這一差異是由生理性別決定的，而是社會性別文化建構導致了女性比男性更清廉。
首先，我們更新了先前研究者基於“性別本質論”對“女性清廉論”的理解，即女性的先天生理性別具有抵製腐敗的優越性。雖然，我們的數據顯示女性對腐敗的容忍度均低於男性，但是，究其原因，這種清廉性並非源自生理性別特質，而是社會製度與性別體製建構的結果。社會性別分工使兩性發展出不同的經驗，女性經驗與生育中的照料和“不傷害”聯係在一起，這使得女性更具有同情心和人文關懷，更傾向於誠實和正直。另外，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係統性歧視使女性處境相比於男子更脆弱，女性違背規則更容易招致懲罰，而長期較低的社會地位及被要求較高的道德表現，又使得女性更加傾向於服從規則，謹慎小心，規避風險的意願會更強，參與腐敗可能性自然會更低。因此，當我們說女性比男性的腐敗容忍度更低時，其主體指向是已然處於社會化進程中由性別體製建構出來的女性群體，而非作為生理性別的女人。
其次，官僚體製文化有可能消解部分女性特征，但不會完全同化，而是兩者相互交織的建構過程。我們的研究發現，女性對危害性極大的腐敗行為容忍度顯著低於男性，而對微小型或是集體型腐敗的容忍度變高，且兩性差異變小，但女性的容忍度仍低於男性。這說明，官僚製度文化確實會部分消解女性特性，尤其是當女性處於腐敗行為盛行，腐敗機會較多，腐敗風險較低的環境下，其腐敗幾率必定會增加。但是，官僚製度文化並不會完全同化兩性特質，女性的獨特經驗和特質仍然使其更加清廉。因此，不同於以往研究 (要麽傾向於女性清廉論，要麽傾向於環境或性別體製決定論) ，我們認為，公職人員的腐敗容忍度的確受到了性別的影響，但這是指社會化過程中被製度與性別體製建構出來的社會性別，而非生理性別；由社會製度建構的容忍度，既是特定性別文化建構的結果，也受特定官僚文化建構的作用。兩者往往是交互影響，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官僚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會對性別體製建構有解構作用，但從數據可知，當今中國的社會性別文化建構仍然對女性有較大的影響。
再次，女性對“權色交易”腐敗行為的容忍度顯著低於男性，且是13項政府具體腐敗行為中兩性腐敗容忍度差值最大的一項，說明兩性對這一問題的觀念差異非常大。這正是男權文化的體現。“當權力寵幸男人的時候，女性便成為男權寵幸的對象”。在權力偏向男性的公共部門，“權色交易”是權力給男性帶來的福利，一個原本普通甚至醜陋的男人，一旦被賦予權力，便擁有無窮的神奇魅力，使他在性的市場上充滿購買力。所以，在道德態度上，即使正直廉潔的男官員，對官場上的桃色新聞通常會一笑置之，因為他們不是受害者；而權色交易中的女性可能是在男性官員威逼利誘下屈從的受害者；也可能是想在事業上有一番作為而又不願通過性資本來獲得權力，以至於一直默默無聞的受害者；也可能是在權色交易中獲利但可能要受到社會道德和內心譴責的“受害者”。無論是哪一種情形，女性在這種交易中，始終是男權壓迫下的犧牲者。從調查數據可知，兩性公職人員中男性對此的容忍度遠高於女性，說明男性更能接受這種不平等的“性交易”。因此，將男性腐敗簡單歸於“枕邊”和“宮闈”，或是將女性腐敗僅僅歸因於女性道德滑坡，既不客觀也不公平。
上述發現對於營造腐敗零容忍的社會氛圍具有某些啟示意義。首先，既然女性的腐敗容忍度總體低於男性，那麽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率有助於降低腐敗。受“女禍論”及“男尊女卑”傳統思想的影響，社會輿論似乎更多地將關注焦點投射在女性參與腐敗上，特別是以色謀權和情人參腐。這種戴著“有色眼鏡”看待女性的態度，顯然是陳腐性別文化的折射。因此，在當今中國反腐敗製度建設進程中，應該充分發揮女性的積極作用，包括提高女性的政治參與率，讓女性充分參與政治決策過程，通過開展兩性對話等措施，促使決策從兩性的差異出發，在充分兼顧兩性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實現決策的科學化；其次，建構新型的性別體製，弘揚以性別平等為基礎的先進性別文化，發掘婦女在社會政治經濟中的“半邊天”作用，而不是停留於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惡意揣測。讓女性在自由公平的社會文化氛圍中發展個性，促進兩性間的平等對話與交流，在充分兼顧兩性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形成兩性共同的價值目標，尤其是在當今反腐敗鬥爭日益深入的進程中，使女性有機會充分發揮其特有的性別優勢，為抵製腐敗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