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中培養不出清北生:“縣中衰落”在全國範圍內發生

許多年以後，王錦春依然記得紀錄片獲獎那天，淩晨時分接到那通來自紀錄片導演周浩的電話：

“獲獎了，我們的《高三》。”

“不是我的《高三》，是你的《高三》。”

“不，我們的。”

周浩對這通電話早已遺忘。

2004年，還在《南方周末》當攝影記者的周浩想拍一部關於高考的紀錄片。被湖北黃岡中學拒絕後，他來到同事方三文的母校——福建省武平縣第一中學。王錦春毛遂自薦，周浩把鏡頭對準了這位激情澎湃的高三七班班主任。一年後，《高三》在央視播出後引起熱議，周浩也憑借此片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獲獎。

故事沒有就此結束。此後二十年間，周浩拍了更多紀錄片，獲了更多獎項。但對於王錦春和武平一中來說，攝影機的鏡頭仿佛不曾離開過。某種意義上，這更像是縣中命運的一種隱喻。

和多數縣中一樣，武平一中曾經靠苦讀交出全省最亮眼的高考答卷，又在輝煌過後陷入困境。但在身處其中的人看來，早年間的“清北率”並非硬性指標，而是“額外的饋贈”。這些“意外之喜”逐漸成為外界對縣中的全部期待，教不出“清北生”開始變成一種失誤。

二十年過去，教育的環境與氛圍都已發生巨變，足夠艱苦或是足夠成功的縣中樣本時有出現。而武平一中代表了一種“普通的處境”，這裏並非絕對的貧困，也沒有想象中極端的苦讀。它向我們展現了大多數條件中等、沒能從“衰落”中突圍的縣中所麵臨的現實，以及那裏的老師還能做些什麽。

紀錄片《高三》中，高三七班所在的教學樓現已被修葺一新。 陸冠宇 攝

吃的不是同一種苦

2024年，距離紀錄片《高三》拍攝過去了整整二十年，網絡上仍有不少人掛念片中主人公們的近況。6月，四散在天南海北的幾位高三七班的同學和王錦春、周浩相約在線上聚會。當年鏡頭裏青澀的臉龐都已有成年人的篤定神情。

班主任王錦春還保留著和當年一樣的發型，隻不過現在的黑發是染的。他還記得，高考結束第二天，他和學生們、周浩一起爬梁野山的場景，“我們當時唱著歌，我還買了一大堆肉包子，很多人都吃到了。”

2004年夏天，新一屆的高三生剛剛入學，周浩的攝影機鏡頭打開。

班主任王錦春站在講台上動員：“給我拿出半條命來，還沒聽說哪個人因為讀書很刻苦就不行了。”隨後，武平一中的高三生活以苦讀的方式展開。早上5點50分起床，晚上10點下課。哨聲、奔跑、考試、大聲朗讀。

紀錄片中，“吃苦”是班主任王錦春經常掛在嘴邊的詞匯。這套方法論曾屢次讓他的教師生涯走上巔峰。大學畢業第一次當班主任，他就帶出了全省高考文科的第二名——周浩的同事方三文。

片子播出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每逢高考前夕，王錦春都會被邀請至外省市的中學演講，以期燃起更多學生的鬥誌。

2004年，梁爽在高三七班的隔壁複讀，王錦春是他的語文老師。二十年過去了，她依然記得高三時吃的苦。冬天穿得厚重，她常常在教室裏坐到腿麻。到了夏天，七十多人的教室熱得騰騰像蒸籠。苦讀算是縣中的傳統。王錦春的第一屆學生肖毅山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他讀高中時，為了晚上能在教室裏多讀一個小時書，幾乎每個男生都曾在熄燈後沿著下水管從三樓爬到一樓。

但他們都不覺得當時感到“痛苦”。考上大學、獲得好工作的強烈信念支撐，讓吃苦變得心甘情願。

肖毅山大學剛畢業時在農村中學教書，來自農民家庭的學生們自帶醃菜上學，吃飯時就在老師的房間加熱。他時常借此機會把自己的菜分學生一勺，再象征性地拿走一點學生的米飯，師生關係十分親密。

這樣的關係，讓學生和家長對老師產生無條件的信任，也成為當時學生們願意跟著老師苦讀的前提。

紀錄片《高三》中，王錦春提到，“我們這裏沒有鐵路，也沒有高速，高考是走出去的唯一辦法”。但時至今日，武平縣早已通了高速，去年還通了動車鐵路，生活水平改善了許多。

如今，學生們的家境條件普遍不錯，談論“生活不容易”似乎失去了說服力，老師們都覺得師生之間“走得沒有以前那麽近了”。

王錦春那套激情澎湃的方法變得不再有效。武平一中的學生依然保持著和20年前差不多的作息，學生們處在苦讀的製度中，卻不再有苦讀的狀態。

在武平一中當了十幾年語文老師的魏萍香也發現，“苦行僧”式的學生越來越少了。出人不出力的現象大大增多，一些學生直接在上課甚至考試時睡覺。有時自己在課堂上連提三個問題，都得不到回應。“現在的學生會問，老師你這麽努力讀書，現在一個月拿多少錢？”她說。

去年，武平一中專門請了外麵的老師來演講，給高三的學生做動員，但梁爽發現效果遠沒有預期好。紀錄片裏的一代，縣中學生的父母大多是農民，他們對孩子的期待是“不要種田，能領工資”，但現在的學生家庭背景要更加複雜多元。“高考改變命運”的願望不再如當年強烈，學習的動機也不像曾經那般單一。

“數學老師獎勵我們給我們買了奶茶，英語老師給我們買了漢堡。老師你要獎勵什麽呢？”老師們有時候不得不麵對來自學生的“詰問”。

梁爽第一次參加高考時，全國高考錄取率約為62%。二十年後，這個數值已經超過了80%，學生的心態也因此發生了改變。“他們覺得總能考得上，隻是好一點或差一點的問題。”當年，留給梁爽的選項隻有兩個，要麽考上大學，要麽回家幹活。而現在，很多學生就算高考失利，也並非全無出路，“高考改變命運”不再是被信奉的唯一敘事。

梁爽覺得這是好事，社會進步了，給人的選擇才會變多。但這也給學生帶來新的“苦”。老師們普遍覺得，和自己相比，今天的學生更苦，是一種壓抑和痛苦。

武平一中並非個例。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楊華教授長期關注縣中教育，據他研究觀察，今天的學生花在學習上的時間比任何時候都要多。校內有著嚴格的時間管理，校外還需要家長的輔導和強化。調研期間，有受訪者總結，“現在的學校教育也是在檢驗家庭教育的效果”。

但隻是在時間上投入並非都有正向反饋。

“自己願意投入不會覺得苦，你不喜歡又要拚命去做，那就叫吃苦。”梁爽說，“很多時候都是老師和家長在卷，而不是學生自己卷。”

縣中困境

王錦春最輝煌的戰績在2009年。

當年武平一中考出了福建省文理科雙狀元，都來自他教的班級。那幾年，武平一中的高分考生常常可以占到全市的三分之一，一度超過省級重點中學福建省龍岩第一中學。

王錦春保留的2009年的輝煌戰績。 李楚悅 攝

不過，2009年之後，那種從命運中突圍的故事越來越少。

從高考成績來看，在全國範圍內發生的“縣中衰落”現象，武平一中也未能幸免。關於衰落的原因，這些年有諸多分析，生源流失是最常被提及的。

為了防止生源外流，武平縣教育局出台了相應政策，規定初中轉出學籍的學生無法在高中轉回當地就讀。今年4月，福建省教育廳在官網發布了《關於開展義務教育陽光招生專項行動（2024）的通知》，對“小升初”階段的“掐尖招生”亂象也做出了整治要求。

現實情況要更複雜一些。對武平一中來說，留住本地生源並不能和保證生源質量畫上等號。過去兩年，武平縣常住人口始終保持淨流出狀態，生源基數有所減少。今年，為了提高普高率，招生人數又有所擴張。梁爽讀高中時，大概五千人裏的前六百名才有可能上武平一中，而現在隻需要在三千人裏考到前九百名。“今年我們的招生比例是全市第一，錄取線是全市倒數第一。”梁爽說。

類似的變化也同樣發生在師資力量上。前幾年，上杭縣和龍岩市從武平一中挖走了一批老師。魏萍香也想過離開，“跟我同等級別的，在長汀待遇能上漲30%到40%”。

目前，龍岩市一共下轄兩個區、四個縣，代管一個縣級市。龍岩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武平縣GDP總量為312.84億元，在龍岩市GDP總量中占比不到10%，居全市末位。但在魏萍香看來，長汀的經濟實力沒比武平好多少，關鍵是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和政策的支持力度。

當老師以來，最能給魏萍香帶來成就感的就是學生的高考成績，因為那是一種“看得見的進步”。但近些年，投入的回報率變得越來越低，再加上自身評職稱無望，她開始產生職業倦怠，不得不重新思考這份工作的意義。

當班主任時，老師的時間和學生同步，常常需要早出晚歸，時間精力主要都放在工作上。魏萍香覺得，尤其是高中老師，對自己的孩子大多是有歉疚的。她的兩個孩子分別處在“幼升小”和“小升初”的關鍵階段，“如果我自己的兩個孩子都沒有教好，光把學生教得很優秀，我人生的價值又在哪裏呢？”

生源不如從前，師資也在流失，逐漸形成惡性循環。為了挽救陷入衰落困境的縣中，上級部門開始增加對學校的行政幹預，各類量化考核紛至遝來。對老師們來說，這些是“看起來沒錯但缺乏專業性，又不得不做”的任務。

“現在太緊了，越差就越管，越管就越差。”肖毅山說。回顧武平一中的發展曆程，成績突出的階段恰恰是行政幹預比較少的時候。他覺得，理想的行政幹預應該更科學也更寬容，給老師充分的時間和空間。

紀錄片拍攝時，擔任武平一中校長的李益樹算是那種“足夠科學也足夠寬容”的領導。多年一線教學的經驗讓他在教育管理和課程設計時有鮮明的個人風格。

王錦春懷念那時候的教學氛圍，那是他沒有束縛的日子。李益樹給了他足夠的自由度，他所帶的實驗班有獨立的教學方法和進度，甚至可以不參加市裏統一的考試。但現在，沒有一個學生可以缺席縣域之間的競爭。

王錦春的得意門生方三文用“強烈的成就動機、勤奮的工作態度、極強的執行力”評價李益樹，甚至將武平一中階段性的突出成績直接歸功於這位“教學管理天才”的出現。

去年，正值武平一中的百年校慶開始籌備。方三文打算出資一千萬元捐助母校。關於獎金應該發給學生還是老師，他谘詢了校方，“他們認為現在最需要的是激勵老師。”

最終成立的“梁野獎教基金”，計劃分為十年，每年發放一百萬元。今年年初，根據2022-2023學年的教學質量，首屆基金獎勵了27位老師和三個團隊。

被打破的舊邏輯

在豆瓣上，有網友評價紀錄片《高三》記錄了“中國最多數的青春”。

如今回看《高三》時，導演周浩覺得，高考跟當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隻是‘高考’這個詞還在，實際上它的內核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高等教育的普及帶來更為激烈的競爭。相較往日，學生們要通過一道更窄的門，才能兌換與昔日等同的未來。這勢必催生出一套更嚴格的篩選標準。

肖毅山發現，現在的學生付出同樣甚至更多的時間，卻無法獲得更好的成績。他認為是高考機製考察的重點發生了轉移。考察重點逐漸從識記、理解等低階能力轉向分析、應用等高階能力。並非勤奮本身出了問題，而是“把老師和學生都榨幹”的方法論不再適應新的環境。

王錦春回憶，轉變發生在2011年前後。此前，標誌著“考上大學”的本科錄取率頗受重視，但隨著高考不斷擴招，近十餘年來，“清華北大的錄取人數”成為更具競爭力的指標。

早年間，老師們其實從未把清北率視為必須完成的目標，而是一種“額外的驚喜”。對他們來說，考上清北的人數不會帶來壓力和不安，即便一個沒有也不會著急。“但現在要是沒有考出清北，會覺得好像自己做錯了事。”肖毅山說。

教學樓裏的高考注意事項提示牌。 陸冠宇 攝

武平一中最輝煌的十年，反而是沒人關注清北人數的時候。即便是教出過雙狀元的王錦春，也並不把這當作必然的使命。他對自己的要求是“一個都不能少”，希望學生都能達成屬於自己的目標。

王錦春覺得，考上清華北大本來就可遇不可求，衡量一所學校的教育要看整體，而不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但他也有無法麵對外部壓力的矛盾，“我還是得有一兩個‘清北生’，不然沒法向社會交代。”

2019年，在當了28年班主任後，王錦春決定不再當班主任，也很少帶實驗班。“那一屆是我教的實驗班裏成績最差的，我怕再差下去。”他有點遺憾，更多是一種被裹挾的感覺。

考上大學不再稀奇，在取得世俗意義上成功的方法中，高考也不似當年有效。似乎隻有走進最頂級的高校，才能讓命運發生質變。更多人把關注點轉移至教育的金字塔尖。教育不再隻是教育，更多利益因素摻雜進來。

“你看，教育水平高的地方房價也會水漲船高，所以政府會重視。”肖毅山明顯感覺到，武平一中考上清北的學生越來越少，大家都開始急了。他猜測，可能是市裏麵對縣裏麵有了要求，壓力自上而下傳遞給了學校、老師和學生。

考核變得極端精細。小到月考，大到統考，每一次考試後，班級成績的變化都會以表格的形式記錄下來。零點幾分的差距，就可能影響老師的績效和獎勵。這樣的評價體係，在老師之間形成殘酷的競爭。

如今，縣教育局對武平一中的老師實行“縣管校聘製”，根據高三的兩次市質檢成績進行末位淘汰，班級成績最低的老師會被調離一中。

“現在的教育像軍備競賽，結果是各方成本變得無比高。”華南師範大學教育學係教授謝愛磊這樣概括外部環境的變化。當師資學曆越抬越高，課程設計日益複雜，縣中在教育資源的占有上處於絕對劣勢。謝愛磊覺得，縣中很難在這樣的模式中勝出。

另一方麵，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迫切需要又難以置之不理。正如王錦春理解的那樣，“家長把孩子送到武平一中就是要考大學的”。“這些又好像無解，縣中想要獨立走一條自己的路是很難的。”謝愛磊說。

原有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這是武平一中多數老師所麵臨的處境。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既是他們自身需要做的，也是他們希望借由教育帶給學生的。

找到自己的位置

過去數十年間，學生、學校、教育環境都發生了改變。優績主義盛行下催生出激烈的競爭氛圍，壓力傳導至每個環節，但也有身處其中的人不為外物所動，堅持自己的節奏。

高一入學時，學校組織學生寫出自己高考的目標大學。“廈門大學”是武平一中學生中最常出現的答案。但即便是武平一中最好的實驗班裏，每年考上廈大的也隻有五六個人。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寫出這樣的目標有些不切實際。老師們覺得，學生們空有好高騖遠的想法，卻缺乏真正的動力。

“如果把文憑算作一種資本的話，過去有這個資本就行，而現在需要這個資本更具競爭性。”謝愛磊說。常年研究縣中教育的謝愛磊觀察到，當整個社會把目光聚焦在更頂尖的大學，縣中的孩子更難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縣城教育資源流失的現實下，縣中學生的基礎薄弱，但依然不得不卷入看似公平的“錦標賽”，這勢必帶來內在學習動力的不足。

考試的形式本質上是篩選機製，而教育的意義在於培養人。當篩選人的機製在競爭中被不斷放大，教育如何讓每個人都有所收獲，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梁爽把自己定義為“比較普通”的老師，可能一輩子都教不出“清北生”。但這並沒有讓她感到挫敗。

對她來說，比起學生考上名校，如果自己說過的某句話能夠在日後幫助學生渡過人生中的困境，更能給她帶來成就感。“也不一定要記住是誰講的，但作為老師團體中的一員，這就是你的成就。”

“縣中教育更應該考慮的是，能為留下來的學生做些什麽。”謝愛磊說，“縣中的教育體係應該讓不同的學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把所有人都塞進最好的一所學校，然後傾盡資源、一家獨大。”

楊華也有類似的觀點。根據他的分析，2000年之前，縣中和省會著名中學差別不大，一縣之內的不同學校差別也不大。但當不斷加劇的競爭帶來資源投入的集中和不均衡，生源結構遭到破壞的縣中必然走向成績塌陷。在全民教育焦慮的氛圍中，人們對縣域教育逐漸不再信任。

這是一件需要係統性重塑的事情，但縣域教育係統內部千差萬別，改變很難在短時間內發生。始終在軌道上的縣中老師們，也有自己的辦法。

梁爽覺得，篩選的機製並不影響她培養學生的動力。作為語文老師，她常常在課堂上提到李白、杜甫，但她也會和學生說，“我們可能成不了名垂青史的偉人，但也可以為這個社會、這個國家做一點自己的貢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回看自己的學生時代，梁爽覺得，高考確實重要，但教育更重要的使命是讓人生擁有持續不斷的動力。

她拿自己給學生們舉例，“我的同學年薪百萬，我自己年薪10萬都不到，但我不覺得自己不夠富有。看到你們朝氣蓬勃，我覺得自己精神上是非常富足的。”她期待這種無關考試的東西，在課堂上慢慢滋養，生根發芽。即便有人沒能成為篩選機製中的獲勝者，也能在受教育的過程中獲得許多，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梁爽的孩子讀小學一年級，因為沒上幼小銜接班，認字不夠多，常常在班裏排倒數。但她並不著急，篤信隨著孩子的成長，智力發展水平達到相應的階段，自然會有改變，“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熱愛、保持對生活的熱情”。她認為這些才是生命幸福感的基礎。

肖毅山也有相似的想法。他更看重的是通過教育的培養帶給學生一種“終身有用的思維”。看到自己曾經高考失利的學生在大學備戰考研，肖毅山覺得不論考沒考上都很值得高興，“他相信努力依然有意義，這說明以前傳授給他的東西在發揮作用。”

他希望自己能教出“可愛的人”，那種“既是被愛的人，也是能支撐著跟別人同伴而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