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
資料照：中國黑龍江哈爾濱街頭鄧小平呼籲發展經濟的宣傳畫。（2003年10月2日）
編者按: 這是吳國光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上次預告要談習近平“中國式現代化”中的“現代化”，但適逢鄧小平生辰120年，以下嚐試把習近平和鄧小平放到一起談一談。
一般認為，習近平並不“近”似鄧小平，而是鄧小平路線的顛覆者。於是，很多人在對習近平高度不滿的同時，祈盼中共回到鄧小平路線，實行所謂改革開放，上上下下“悶聲大發財”。現如今，打出鄧小平的旗幟，好像就是對習近平最大的否定。本文觀點不同，並不認為習近平起錯了名字，如題所示要強調的是鄧小平與習近平之間的根本關聯。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一路如何走來？
鄧小平最為人所懷念的，是他推動中國加速市場化並擁抱全球化的治國路線。這無疑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使得中國的國力迅速壯大。習近平最為人所詬病的，也在於他沒有沿著鄧小平的這條道路走下去，似乎反其道而行之。
隻是，起鄧小平於地下而問之，恐怕他要對這樣來解說鄧小平道路嗤之以鼻，就像1986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那樣鐵青著臉所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141）。當時不是沒有人揣摩鄧小平這樣說隻是為了給他向中國引進市場化弄個政治障眼法，所謂“打左燈，向右轉”也。可是，天安門鎮壓這也算是“打左燈”嗎？如果不是，又怎麽解釋接下來鄧小平南巡的“向右轉”呢？其實鄧小平早就講得明明白白：“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東西”，為的是發展中共掌控下的“生產力”（同上）。
正是在天安門鎮壓和1992年南巡這兩手之後，中共自1990年代起形成了所謂“中國模式”。前一手是高壓維穩，為的是維持和加強中共一黨專製；後一手則驅使民眾一意追求財富，並借助西方的經濟與科技力量，希冀以物質發展換得民眾乃至國際社會接受中共的一黨專製。把一黨專製與市場經濟捏到一起，以前者控製後者，以後者服務前者，這才是鄧小平道路的真諦。
這種專製權力與物質財富互利的模式，在促成中國經濟繁榮的同時，帶來了一係列惡劣弊端與嚴重後果。其中，官員腐敗，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居於這些弊端的突出位置。這激發了民眾日益增長的不滿，所謂“群體性事件”此伏彼起。到習近平上台時，如本欄上篇文章所提及，中共對於這種局勢“憂心忡忡”，唯恐這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發展下去“影響黨長期執政”。於是，習近平從反腐敗入手，迅速集中權力，並致力於打壓一切可能削弱中共一黨專製的因素，包括公民社會、民營經濟和對外關聯，這就是我所謂的“逆轉型”。
毛澤東的根，鄧小平的藤，結出習近平這麽個瓜
“逆轉型”是逆鄧小平而轉型嗎？隻看經濟和外交，也許可以這麽說。但是，中國的道路與方向，是決定於經濟和外交呢？還是決定於政治與權力？我不會說習近平沒有改變鄧小平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但是，鄧小平如果在世，難道就不會改變？恰如鄧小平所言：“就拿我個人來說，看法經常改變”（上書，頁463）。鄧小平在提出他那一套政策的時候，如前所述，強調的是維護中共一黨專製，而當今習近平也是要維護中共一黨專製。我看，不同僅僅在於時勢不同而對策不同。當然，對於時勢的判斷，鄧小平可能比習近平高明很多。但是，鄧小平那裏不變的，是維護中共一黨專製；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不變的也正是維護中共一黨專製。“逆轉型”是逆中國經濟社會走向多元化之轉型；而這種多元化既不是鄧小平的初衷，也不是鄧小平的功勞，而是中國民眾借鄧小平要發展經濟來加強中共專製之機爭取自己權利的結果。
是的，鄧小平可以借資本主義因素強化中共力量，中國民眾當然也可以借中共發展經濟的機會爭取自己的權利。正是在對待民眾爭取權利這一點上，習近平和鄧小平沒有根本不同。1989年天安門鎮壓，就是鄧小平的“逆轉型”。
正是這樣一個鄧小平，1978年底篡奪最高權力後，立馬提出所謂“四項基本原則”，第一條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也正是習近平的所謂“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一個“本質要求”。也是在那個時候，鄧小平強力壓製了中共黨內和中國社會上已經開始奔湧的“非毛化”浪潮，念茲在茲地要求“一定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435），說“毛主席的偉大功勳是不可磨滅的”（上書，頁441），“我們必須堅決地維護毛主席這麵偉大旗幟”（上書，頁493）。如果沒有鄧的這種“堅決”，習近平今天要“返祖”回毛肯定困難百倍，就是會不會由中共當權、更不必提由習近平這種人當權，那也很不一定呢！
鄧小平的“崇毛”不是幾句空話。哪怕是搞政治改革，鄧小平的目標也是維護中共一黨專製，為此不惜出動國防軍在首都鎮壓要求民主法治和反腐敗的1989年民眾抗議運動。這也正是為什麽鄧小平模式的經濟繁榮充滿了腐敗與不公。還不要說，鄧小平為個人權勢打算的種種作為，包括憲法中單單不為自己的軍委主席位置設立任期限製，其實都為習近平這十來年的作為留下了種種製度便利。至於毛創立、鄧堅持的中共一黨專製的政治製度如何必定走到習近平的今天，我在別處多有分析，這裏就不重複了。
毛澤東的根子，鄧小平的藤蔓，結出了習近平這個毒瓜——這就是本文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