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被診斷出陰道炎，看過兩次醫生，每次都從醫院對麵的藥房抱著幾百塊錢的藥回家治病。灰綠色的，豆腐渣一樣的陰道分泌物幾乎每天早晨都會準時出現在我眼前。雖然暫未體會到任何身體上的不適，我還是有點泄氣，也有點糟心。
陰道炎對於我來說是陌生的。這句話從我嘴裏說出來很奇怪，因為我不是對於性別話題諱莫如深的人。我從二十歲起學習女性主義，工作後常駐上海，成為關注性別話題的媒體人。性教育、性騷擾、乳腺癌，這些都是我完成過的選題。
我自詡對性早已脫敏，等真的患上婦科病後，才發現自己對於最基礎的女性衛生與健康知識知之甚少。陰道炎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其中常見的類型包括細菌性陰道病、酵母菌感染（如念珠菌）、滴蟲病等。性行為不是陰道炎的唯一病因，女性還可能通過公共泳池、浴巾、便池等途徑感染。此外，由於陰道本身具有調節能力，不注意衛生和太注意衛生都可能誘發陰道炎症。
陰道炎並不罕見，也不是什麽“大病”。世界衛生組織稱“全球育齡婦女的細菌性陰道病的流行率在23%至29%之間”，而《健康時報》在2021年表示，75%的女性一生中至少得過一次外陰陰道假絲酵母菌病（黴菌性陰道炎）。
麵對一種並非洪水猛獸的婦科疾病，社會應該予以怎樣的回應？患病期間，我住在家鄉這座三線城市，見識了來自醫生的避諱和冷漠，見識了來自家人那如臨大敵，甚至有點蕩婦羞辱意味的態度。在外界強烈的“道德”審視下，我第一次對這個三線城市感到水土不服，也是第一次意識到，離開我在上海建立的文化舒適圈，一切都不一樣了，女性主義的烏托邦蕩然無存。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地域攻擊和爭論，本文把家鄉的地名隱去。）
文｜Julie
編輯｜oi
看病
三線城市裏最知名的三甲綜合醫院，婦科占據了半層樓。
我攥著掛號單在走廊裏等待叫號，看到隔壁專家診室的門外除了有全院通用的，冰涼的聯排座椅，還擺著幾張暖白色的矮腳圓桌和一圈配套的小椅子，柔和的顏色和腳下煞白的地磚形成強烈的對比。我盯著圓桌上的花瓶和裏麵幾枝白色，粉色的花朵，暫時放鬆了繃緊的神經。靠近一看，原來花都是假的。
我很久不在老家看病了，年初第一次來到婦科門診時，我有點驚異於許多患者對於私密空間的無視。自從我走進診室，坐到凳子上的那一刻起，總有病人推門進來，舉著自己的病例徑直走向醫生，打斷我們的談話，其中有一些甚至是男性，替妻子進來問診。
對於突然到訪的患者，除非對方是男性，否則醫生也不太願意製止，而是停下和我的對話，給對方答疑解惑起來。
要做陰道分泌物檢測。醫生讓我自己從桌角抽一張一次性的檢查用墊，然後下達了一係列指令：“進到裏屋，拉上簾子，脫了褲子，躺上去，把腿翹到架子上。”
“然後呢？”我看著座位上沒有打算和我一起進屋做檢查的醫生，忍不住問了一句。
她也一愣，然後盯著我，麵無表情地說：“然後等我。”
在這間屋子裏，在醫生冷漠而果斷的語氣中，原本就在為疾病煩心的我一下子喪失了所有話語權。我一個人走進屋裏，一邊按醫生的指示操作，一邊聽她大聲地和進來送報告的護士抱怨自己還不能下班。
人在沒穿褲子的時候總會有點手足無措。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躺到椅子上，保持著一個如此沒有安全感的姿勢等待醫生進來。不知為何，把雙腿架起來的那一瞬間，我覺得我失去了一種保衛自己的力量，變成了一塊任人擺弄的肉，被物化的感覺隨之達到頂端。
我對著屋外的醫生大喊“我準備好了”，醫生笑著送走護士，診室又恢複成一片死寂。
醫生來到我麵前，讓我放鬆。我實在放鬆不下來，這間屋子裏沒有一點讓我覺得放鬆的元素。連說三遍“放鬆”卻發現沒有效果之後，我聽見她氣急敗壞地歎了口氣，就把冰涼的鴨嘴鉗熟練地塞了進來，還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不是有過性生活麽。”
電影《悲傷逆流成河》
有過性生活，也不意味著陰道可以隨時隨地向任何人敞開吧？這是我如今的態度。但當時，她的每一個舉動都太快了，我來不及做出情緒上的反應。或許是自己脆弱的部位毫無保留地暴露在她麵前，我不由自主地萌生出一種畏懼。至少在她把鴨嘴鉗和棉簽從我身體裏抽出來之前，不頂嘴好像更安全一點。
就這樣，檢查做完，她頭也不回地走出檢查室，留我一個人在裏麵慌亂地提褲子、穿鞋、拿包。一種隱隱的委屈和憤怒後知後覺地湧上心頭，好像做錯事的那個人是我。
我和閨蜜幾乎每一次婦科檢查後都會展開點評與討論：醫生是否溫柔，手法是否專業，痛感是否強烈，自己是否緊張。碰上了貼心的醫生護士，閨蜜會用“感動”來形容這場檢查體驗。在我們的一次次對話中，我發現，北京和上海的婦科醫生裏，有一小部分會照顧患者的情緒和體感。但在老家，溫柔的醫生還從未在我的世界裏出現。
關於婦科檢查和鴨嘴鉗給女性帶來的不適，今年五月，網上有一場盛大的公共討論。《新京報》曾指出在高強度的工作節奏中，一些從業者的人文關懷不夠到位。但於此同時，一些容易被忽視的問題也浮出水麵：生殖健康教育的責任，究竟該由誰承擔？學校還是醫生？
我似乎從未被動接受過婦科健康方麵的科普和教育，學生時代最貼近“生理衛生”課程的，是生物書上那幅女性生殖器官的示意圖，和老師舉著麥克風，卻麵露難色的表情。高一時，好友懷疑自己得了婦科疾病，不敢告訴家人，便叫我和另一位同學陪她去婦科醫院檢查。醫生說她宮頸糜爛，讓她選擇吃藥或者掛點滴。她害怕藥盒被家人發現，當天就掛上了點滴。在輸液區，她才告訴我們，她和男友發生了性關係。她拍著我和另一個女生的手，帶著開玩笑的意味囑咐我們：以後談了男朋友，一定要注意衛生。
多年後我才知道，早在2008年，宮頸糜爛就不再意味著一種疾病了，而是一種正常的生理現象，如今被稱為“宮頸柱狀上皮異位”，不需要治療。我開始懷疑那家醫院診斷結果的準確性。醫生是否拿準了朋友年齡小，不會求助父母，所以對她進行了過度醫療？
電影《悲傷逆流成河》
後來，她的疾病自然痊愈了，但她的母親也知道了一切。這是婦科疾病第一次如此真實的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卻是以朋友以身試險的方式。如果婦科衛生的科普能以一種更積極，更清晰的方式，更早進入我們的生活，情況會不會不一樣呢？
患病後，我查了許多資料，發現除了性生活，陰道炎有多種誘因，比如接觸被汙染的衣物和器械，長期使用抗生素，甚至抵抗力低下。
我向醫生求證這些科普是否屬實，醫生選擇了避而不談，也不願意和我討論我的過往細節：有沒有去過遊泳池，有沒有實施未保護的性行為。她隻告訴我，檢查顯示我得的是哪種陰道炎，她就給我開對應的藥物。至於具體病因，她說“很難跟你確定，吃藥治好就行了”。如果我非要糾結原因，她讓我自行判斷。
對於醫生的避諱，閨蜜認為無可厚非，醫生似乎隻負責治療，不承擔科普的責任。
最後，在離開診室之前，醫生在我的處方背麵寫下四個大字“多喝酸奶”。“現在喝酸奶調節菌群，會不會晚了點？”我心想。
婦科病的隱喻，與母親的性觀念
得了陰道炎之後，我發現自己也有病恥感，盡管在過往的工作中，我一直通過采訪等形式，呼籲患者和社會消除這種負麵態度。
這種感覺在我拿到化驗單的一刻體現得淋漓盡致。化驗單是判斷陰道健康程度的直接方式，上麵體現了患者的分泌物清潔度，pH值，是否有滴蟲、孢子、各類細菌等病原體感染，被感染了，化驗單上就會顯示“+”。
我看著化驗單上的+號，看著自己Ⅲ度的分泌物清潔度（Ⅰ和Ⅱ為正常，Ⅲ和Ⅳ為異常，提示陰道可能有炎症），一種無法隱藏的羞恥感從心底滋生，夾雜著一些罪惡感和悔恨。“我髒了”從一種心理狀態變成了客觀陳述。我緊閉雙唇站在醫院的走廊裏，感覺胸膛發癢，喉嚨發緊，臉頰已經開始發紅，發燙。
父母對於婦科疾病的病恥感比我更加強烈，尤其是母親。自從我確診後，家裏人從未直接說出過“陰道炎”這三個字，一直在用“這個病”“那種病”代替。當我第一次告訴母親，我的陰道分泌物好像有異樣時，她向我投來嚴肅又緊張的目光，還帶著一絲躲閃，說話的聲音都壓低了。
我陷入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住在外地，陰道炎這件事，我不會告訴家人。但是患病期間我住在家裏，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必須如實告知，隻不過這樣一來，我就要承受父母的審視。
和我一樣，母親執著於我患上陰道炎的原因。我複述醫生的解釋，說醫生沒有給我原因，她聽罷猶豫了幾秒，欲言又止，最後起身從座位上離開了。後來我才知道，她那天想說的話是“醫生沒說原因，是因為人家不好意思說。”意思就是我得陰道炎，明擺著是因為我私生活不檢點。
“哪種東西？”
母親難以啟齒地開口：“下麵用的東西。”
我反應過來，她翻到了我的震動棒。我藏在背包深處，就是為了不被她發現。
母親算是一個談性色變的人。那頓午飯，她沒有正眼瞧過我一眼，雖然生氣，但是連眼皮都不好意思抬起來。性和愛情在我家都諱莫如深。十五歲第一次談戀愛時，我經常在晚上偷偷和對方發短信，下午放學，男生也會牽著我的手送我回家。這些事情不知道怎麽就被父母知道了，但他們一直沒有和我正麵對峙。直到一兩個月後，我的考試成績下滑，父親才生氣地說：“你一直在談戀愛，別以為我們不知道。”
從那次以後，我談的每一場戀愛都沒有告訴過父母。我的上一任男友還因此感到委屈，以為我覺得他“拿不出手”。
我認為母親將陰道炎視為我沒有潔身自好的象征。至於怎樣才算“潔身自好”？顯然，母親不支持婚前性行為，也不支持女性的自慰。我試圖和她爭辯，說得陰道炎的人很多，性行為不是唯一的原因。母親卻提高音調反問我：“那你媽我為什麽沒得過？”
我啞口無言。
電影《悲傷逆流成河》
後來，我把這段經曆講給一位朋友聽，她十分震驚，說她十幾歲沒有性生活的時候就得過陰道炎，那時她甚至不知道什麽是陰道炎，還是她的母親給她買來了藥。這時我才知道，原來不是所有家庭麵對婦科疾病，都似如臨大敵。
其實在兩性關係這方麵，母親的觀念很有趣，又很矛盾。二十多歲初入職場時，她也是個要強且有競爭力的人，麵對職業發展的機會從不退讓，甚至經常用業務能力打敗“關係戶”。但是結婚生下我後，她為這個三口之家犧牲了很多。我小的時候，父親正處於職業發展的關鍵期，頻繁加班和出差，母親選擇應付工作，照顧我，事業發展也自此停滯不前。很多時候，我覺得母親忍受了太多委屈，忽視了太多自我需求。
作為傳統家庭結構的受困者，母親十分欣賞和讚揚職場女強人。她支持我為事業拚搏，從不催婚。在其他親戚朋友問起我的情感狀況時，她說隻要經濟獨立，晚一點結婚也沒關係。
但與此同時，她的思維又深深受限於一套物化女性的婚戀體係中。在發現我的震動棒，和我對峙的那天，我發現她擔心的不隻是我的健康和衛生問題，還有婚前性行為會讓未來婆家看不上我，不尊重我，讓她沒臉和男方要彩禮。
母親和我講起自己身邊的同齡人，家裏有兒子的，從不在意兒子和女友婚前同居，有些人甚至還覺得是兒子賺了。她深知女性在傳統的婚姻關係中處於弱勢和被動地位，擔心我在未來會因此受到委屈，但她似乎並不希望我去身體力行地對抗這種不公。在家的這一年多，她經常提醒我穿得“端莊一點，像個女孩子一樣”，希望我去適應這座小城市裏的常規審美。
父親坦言，我的性格已經不適合生活在這座城市，母親在心底和自己的傳統觀念做著對抗。她希望我活得快樂而獨立，又知道打破世俗的框架，出人頭地需要吃太多苦，而她不忍心看著我吃苦。
這一點在她對穀愛淩母女的態度上體現得很充分。穀愛淩曾在滑雪訓練中受傷，短暫失憶，穀燕當時心疼落淚，卻依然支持穀愛淩繼續滑雪。對於穀燕對女兒選擇的尊重與支持，母親感慨穀燕內心的強大，直言如果我因為一項運動受傷，她八成會勸我放棄。
不止於性的性教育
四年前，我在完成一項性教育的調研時發現，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年輕人的性教育信息大多來自社交媒體。當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對於性話題難以啟齒時，我們通常會選擇轉向社交媒體平台，了解陌生人的經曆和經驗，獲得解決辦法或者情感共鳴。
但這種方法在國內的社交平台上似乎已經不好用了，因為我經常分不清哪些是真實分享，哪些是商業推廣。在小紅書上，不少帖子用“婦科離職後才敢說”“陰道炎自測”等醫生或患者的口吻做標題，點開後發現，這是一篇推薦陰道凝膠，檢測護墊等婦科藥物器械的廣告。
評論區裏，大多數人在提問：黴菌性陰道炎到底該怎麽治？我得了陰道炎，是不是一定意味著男友出軌了？能夠提供答案的人，除了賣藥的，其他寥寥無幾。
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沒有人完整地分享自己陰道炎後的個人經曆和情緒體驗。有時，我會陷入自我懷疑：為什麽沒人討論自己患病後的心情，無論是自我的懷疑，還是外界的緘默與歧視。是我過於敏感了嗎？
英劇《倫敦生活》
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婦科疾病的範圍，但又與之息息相關，真實困擾著許多人。我深刻認識到，患者的困境不止來自疾病本身，還有本人對疾病知識的匱乏，社會對他們的歧視與汙名，甚至對兩性話題的避諱。就像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所提，一種疾病越神秘，它所背負的隱喻就可能越惡劣。這時，患者成為疾病的犧牲品。
這時，“脫敏”的意義才突顯出來。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陳雁曾在采訪中提出，女性的個體經驗被分享，被看見，對女性來說是一種賦權。
如今，六層樓已經開始詳細探討疾病以外的話題。今年7月底，他發布了一條長達1小時44分鍾的播客，探討社會和醫療係統對女性情緒化的偏見，和情緒存在的意義。
少兒婦科和青少年婦科門診的開設也打破了社會將婦科病與性行為強關聯的偏見。2022年6月，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開設了少兒婦科門診，成為北京第一個由三甲綜合醫院開設的，麵向小兒和青少年的婦科門診。隨後，上海，杭州等地陸續出現青少年婦科門診。有媒體報道了診室“一號難求”的現象，恰恰說明了過去有多少青少年婦科病患者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部門在2018年聯合出版了《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書中指出，全麵性教育不止關乎性行為和生殖健康，還要理解關係，社會性別，價值觀、權利、文化與性，暴力與安全保障等概念。今年5月，《華夏時報》在一場關於性教育的直播中介紹了適用於中國文化和法律製度的《全麵性教育技術指南》。兒童性教育專家劉文利指出，如今在國內備受熱議的校園霸淩、代孕、性別平等問題，都屬於全麵性教育的範疇。
至少在一線城市和網絡上，許多女性已經不再為兩性話題感到羞恥了，但是性教育遠不止這一麵。我認為性教育值得被格外重視，因為隻有懂得如何照顧自己，保護自己，尊重他人，我們在兩性方麵的選擇才能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