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中華民國前總統蔣經國的一段話開篇，他說：我為什麽敢放棄權力搞民主，因深知中華民族深受權力之害，國民黨曾有親身體會，多少人為權力而死亡，導致災難內戰大屠殺，權力雖有萬千好處，卻違反基本人性。把權與利還給大眾，一切就會和諧，人禍從此不可能。打江山坐江山，是封建社會的邏輯，現代社會主權在民，國家不是一家一姓一個黨的。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024年6月。 via REUTERS - Pavel Volkov
自三中全會結束後，有關習近平“中風“或已被軍方控製或被政治老人訓斥的傳聞甚囂塵上，即使官宣習近平將與到訪的越南總書記會晤，也未能平息謠言的傳播，類似“中國上層人事將大變，各區都剛收到街道辦重要通知，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市區燃放鞭炮，看來即將公布重大事件”的帖文在牆內牆外廣泛轉發。事實上，人們並不在乎傳言的真假，隻因傳言的內容是民心所向是民間共識。這不禁令人想到一部研究群體心態史的書《1789年大恐慌：法國大革命前夜的謠言、恐慌和反叛》，這本書探討了一個謠言在一場政治風暴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分析了原本並未參加革命的法國農民階層如何對“貴族階層勾結境外勢力打算破壞三級會議”的謠言深信不疑，從而加入了這場終結貴族特權製度的法國大革命，這是一部研究社會集體心態將曆史偶然轉變成曆史必然的開拓之作。當下這一波謠言的傳播同樣具有觀察社會集體心態的曆史意義。正如網友@吳祚來在帖文中所說：謠言是底層的聲音，當一種謠言或傳言大麵積傳播時，受眾傳播，才是最重要的。人們為什麽願意傳播，因為有意義。北戴河會議八條共識，我們設定它是編造的，它是不是反應了無數人的心聲？如果在大陸受眾達一億，會是怎樣的效果？它就是民間社會的共識，就會讓當局敬畏驚懼。
吳祚來在一篇題為《謠言作為一種武器》的文章中這樣寫道：關於時政的傳言或謠言紛飛的時候，多是民情民意洶湧、期待大變局或改朝換代的曆史節點，無論是漫長的古代中國史，還是中共治下的當代社會，無不如此。古代的那些政治謠言從《史記》開始，不絕於二十四史，而現當代政治謠言，我們所經曆的，從所謂抓捕四人幫，到八九民運期間，從薄煕來、周永康事件，到“習下李上”、再到這次中共三中全會習近平“中風”，中共政治生態中，每有大事或大節點上，均會傳言滿天飛，許多傳言成為事實，更多的傳言反映民情民意，也如研究謠言的專家所言：它是一種針對權力，對抗權力的武器。中共不透明的政治生態，正是生成傳言或謠言的沃土。有趣的是，民間傳言被稱為“謠言”，而官方的文字、歌曲造偽，卻被稱為“宣傳”。我們小時候聽到的那些紅色歌曲，多是民謠曲調，填充了共產黨的宣傳語言，“謠”與“言”成功結合在一起，被稱為紅歌，例如《東方紅》，《十送紅軍》等等，很少有人意識到，那是政治美學中的極致“謠言”。沒有人將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定性為謠言，他們不僅利用民間歌謠填充政治語言進行宣傳，也利用簡單的曲調與政治口號結合服務於政治運動，例如文革中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還有“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都是先喊口號，然後唱成歌，極其簡單粗暴。大量的紅色兒歌，是以童謠的方式教唱，譬如《學習雷鋒好榜樣》、《我是公社小社員》等等。謠與言的結合，生成政治謠言，成了高大上的宣傳，紅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紅色群眾，成為共產黨當政的堅實基礎力量。
秦末陳勝起義，有口號“大楚興，陳勝王”，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所喊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些口號是一種武器，要對抗的都是強權，同時在描述自已上承天命的合法性，確立必勝的信念。法國學者諾埃爾·卡普費雷在《謠言》一書中認為：謠言是古老的媒體，謠言是一種武器，弱者的武器。使用謠言，與民間使用武器一樣，是迫不得已的一種反抗。謠言口耳相傳，受眾決定謠言的傳播速度與廣度，謠言改變曆史。從這個意義上講，以民謠或童謠形式出現的謠言，是一種喚醒，喚起普眾的反抗行動，在沒有媒體的時代人們口耳相傳，在有媒體的時代人們通過媒體傳播。《史記》記載，公元前210年有謠言：“今年祖龍死”，而在秦始皇駕崩前一年，在墜落的隕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持續十多年的時間裏，這些咒語式的“謠言”反映的是民意，正是強大的反暴政民意，從謠言到起義，最終使秦“二世而斬”。天意自我民意的邏輯，也因此成立。公元614年，洛陽城中流傳起了一首民謠，頭兩句是“桃李子，得天下”。它像讖言一樣傳入宮廷，令隋煬帝楊廣心驚，被朝廷官宦用於誅殺李姓異已，造成動蕩。四年後，也就是公元618年，李淵稱帝，謠言變成了曆史。謠言像蝴蝶的翅膀，從民間飛到宮廷，形成一場政變風暴，一個朝代被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