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中華民國前總統蔣經國的一段話開篇,他說:我為什麽敢放棄權力搞民主,因深知中華民族深受權力之害,國民黨曾有親身體會,多少人為權力而死亡,導致災難內戰大屠殺,權力雖有萬千好處,卻違反基本人性。把權與利還給大眾,一切就會和諧,人禍從此不可能。打江山坐江山,是封建社會的邏輯,現代社會主權在民,國家不是一家一姓一個黨的。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024年6月。 via REUTERS - Pavel Volkov
自三中全會結束後,有關習近平“中風“或已被軍方控製或被政治老人訓斥的傳聞甚囂塵上,即使官宣習近平將與到訪的越南總書記會晤,也未能平息謠言的傳播,類似“中國上層人事將大變,各區都剛收到街道辦重要通知,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市區燃放鞭炮,看來即將公布重大事件”的帖文在牆內牆外廣泛轉發。事實上,人們並不在乎傳言的真假,隻因傳言的內容是民心所向是民間共識。這不禁令人想到一部研究群體心態史的書《1789年大恐慌:法國大革命前夜的謠言、恐慌和反叛》,這本書探討了一個謠言在一場政治風暴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分析了原本並未參加革命的法國農民階層如何對“貴族階層勾結境外勢力打算破壞三級會議”的謠言深信不疑,從而加入了這場終結貴族特權製度的法國大革命,這是一部研究社會集體心態將曆史偶然轉變成曆史必然的開拓之作。當下這一波謠言的傳播同樣具有觀察社會集體心態的曆史意義。正如網友@吳祚來在帖文中所說:謠言是底層的聲音,當一種謠言或傳言大麵積傳播時,受眾傳播,才是最重要的。人們為什麽願意傳播,因為有意義。北戴河會議八條共識,我們設定它是編造的,它是不是反應了無數人的心聲?如果在大陸受眾達一億,會是怎樣的效果?它就是民間社會的共識,就會讓當局敬畏驚懼。
吳祚來在一篇題為《謠言作為一種武器》的文章中這樣寫道:關於時政的傳言或謠言紛飛的時候,多是民情民意洶湧、期待大變局或改朝換代的曆史節點,無論是漫長的古代中國史,還是中共治下的當代社會,無不如此。古代的那些政治謠言從《史記》開始,不絕於二十四史,而現當代政治謠言,我們所經曆的,從所謂抓捕四人幫,到八九民運期間,從薄煕來、周永康事件,到“習下李上”、再到這次中共三中全會習近平“中風”,中共政治生態中,每有大事或大節點上,均會傳言滿天飛,許多傳言成為事實,更多的傳言反映民情民意,也如研究謠言的專家所言:它是一種針對權力,對抗權力的武器。中共不透明的政治生態,正是生成傳言或謠言的沃土。有趣的是,民間傳言被稱為“謠言”,而官方的文字、歌曲造偽,卻被稱為“宣傳”。我們小時候聽到的那些紅色歌曲,多是民謠曲調,填充了共產黨的宣傳語言,“謠”與“言”成功結合在一起,被稱為紅歌,例如《東方紅》,《十送紅軍》等等,很少有人意識到,那是政治美學中的極致“謠言”。沒有人將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定性為謠言,他們不僅利用民間歌謠填充政治語言進行宣傳,也利用簡單的曲調與政治口號結合服務於政治運動,例如文革中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還有“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都是先喊口號,然後唱成歌,極其簡單粗暴。大量的紅色兒歌,是以童謠的方式教唱,譬如《學習雷鋒好榜樣》、《我是公社小社員》等等。謠與言的結合,生成政治謠言,成了高大上的宣傳,紅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紅色群眾,成為共產黨當政的堅實基礎力量。
秦末陳勝起義,有口號“大楚興,陳勝王”,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所喊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些口號是一種武器,要對抗的都是強權,同時在描述自已上承天命的合法性,確立必勝的信念。法國學者諾埃爾·卡普費雷在《謠言》一書中認為:謠言是古老的媒體,謠言是一種武器,弱者的武器。使用謠言,與民間使用武器一樣,是迫不得已的一種反抗。謠言口耳相傳,受眾決定謠言的傳播速度與廣度,謠言改變曆史。從這個意義上講,以民謠或童謠形式出現的謠言,是一種喚醒,喚起普眾的反抗行動,在沒有媒體的時代人們口耳相傳,在有媒體的時代人們通過媒體傳播。《史記》記載,公元前210年有謠言:“今年祖龍死”,而在秦始皇駕崩前一年,在墜落的隕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持續十多年的時間裏,這些咒語式的“謠言”反映的是民意,正是強大的反暴政民意,從謠言到起義,最終使秦“二世而斬”。天意自我民意的邏輯,也因此成立。公元614年,洛陽城中流傳起了一首民謠,頭兩句是“桃李子,得天下”。它像讖言一樣傳入宮廷,令隋煬帝楊廣心驚,被朝廷官宦用於誅殺李姓異已,造成動蕩。四年後,也就是公元618年,李淵稱帝,謠言變成了曆史。謠言像蝴蝶的翅膀,從民間飛到宮廷,形成一場政變風暴,一個朝代被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