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線”去美國的人，穿越雨林後在這裏喘了口氣

老七被巴拿馬政府的卡車拉到難民營的時候，營地裏隻有他一個中國人。36度的烈日下，他與19位來自中東和加勒比海的同伴排成一隊，等待難民營的警衛搜身檢查。

幾周的逃亡生活讓高大敦實的老七瘦了一些，身上的籃球衫顯得有些鬆垮。他用一塊毛巾在臉上不停地擦拭，汗水還是順著臉頰和脖子流下來，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他把濕透的毛巾緊緊攥在手裏——這是他20多天前從東北老家匆匆離開時，母親塞給他的最後一樣東西。

老七的手機和汗巾。他在哥倫比亞一座小城市遭遇搶劫，手機屏幕被摔碎。

San Vicente營地警衛在指揮載有移民的巴士停車。

年輕的巴拿馬警衛收走了一行人的護照，揮手示意他們到別處去排隊領食物，然後轉身指揮另一輛滿載著移民緩緩駛來的卡車。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偷渡客冒死徒步穿越橫亙在哥倫比亞和巴拿馬之間的原始雨林，然後設法繼續北上，橫跨中美洲和墨西哥，憑借運氣和前人留下的經驗，爭取在綿延3000多公裏的美墨邊境線上找到缺口，進入美國開始新生活。

這條徒步偷渡美國的路被中國人稱為“走線”。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裏，至少有52萬人和老七走過同樣的路，是有記錄以來最多的一年。在這條路上，中國人是後來者，也是近兩年增長最快的族群。根據巴拿馬當局的統計，2022年，在大陸嚴格施行出境限製的情況下，仍有兩千多中國人穿越雨林北上，達到新冠疫情之前十年人數總和的六倍之多；而剛剛過去的2023年，穿越雨林的中國移民人數突破25000人，僅次於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海地，成為巴拿馬當局統計的偷渡人數當中排名第四的國家。

巴拿馬San Vicente營地裏，從雨林幸存下來的移民排隊接受警衛人員的檢查。

活著從雨林走出來的人，大部分會被巴拿馬政府的邊境保衛部門送到雨林附近的難民營，這些營地是巴拿馬政府和國際組織共同建立的，為移民提供基本的人道援助，包括免費的醫療和食宿。

記者在難民營裏見到老七的那天，營地發放的午餐是夾生的米飯和一點點雞肉。他用塑料勺子把飯盒裏的飯菜壓實，然後握起拳頭放在旁邊，說：“你看，一頓飯給的量還不如我的拳頭大。” 他隨便吃了幾口，就把餐盒放在地上，喂了營地裏兩隻瘦骨嶙峋的流浪狗。

“過去幾年人生一直在走下坡路，”他對記者說，“怪不了別人，是我自己想當英雄，又不夠勇敢，最後隻能逃跑。”

老七今年35歲，曾是一家外企的農業工程師。幾年前，公司業務轉型，他拿了一筆補償款後離職創業。他用這筆錢加盟了一家連鎖餐廳，開業不久就趕上疫情，在嚴格的封控政策下，餐廳隻能勉強維持。“以前做工程師的時候，我見到穿製服的人隻覺得他們和我互不相幹。這幾年自己開店，看到他們就越來越害怕。有時城管路過我的店門口，我都會主動迎過去遞上一瓶水，說一句：‘來，大哥喝水。’” 他說，自己做小本生意，摸不清權力的邊界在哪裏，隻能盡量用最恭敬的態度對待每一個權力比他大的人，希望這樣能讓自己的日子好過一些。

他偷渡的起因是去年7月的一通電話。當時黑龍江齊齊哈爾市一所中學的體育館坍塌，致11名學生喪生，其中有老七朋友的孩子。他說，自己出於義憤幫助朋友越級上訪，隨後就“被當地盯上了”。據他回憶，當時餐廳有一項手續遲遲辦不下來，因為當地消防部門“在找我的麻煩”；接著，老七坐火車到外省辦事，車剛剛越過省界，他就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電話裏的人問他要做什麽、何時回家；老七不記得自己對著電話說了什麽，隻感到恐懼從心裏蔓延開，掛電話時手一直在顫抖。他說，這是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站在權力的對立麵，他想到在此前引起極大關注的江蘇豐縣“鐵鏈女”事件中，一名網名叫“烏衣”的女生前往當地試圖探望受害者後兩度被拘押，並從公眾視線裏消失。他越想越害怕，“我沒有烏衣那麽勇敢，隻想趕快逃跑。”

他開始翻牆查看出國的途徑，把熱門的移民國家都研究了一遍：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 但他覺得自己達不到這些國家要求的資金和教育背景，更重要的是，他覺得自己不能再等了。“現在不走，之後一旦被‘邊控’，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這時，老七在牆外社交媒體看到“走線”的攻略，情急之下決定冒險一試。“有錢人想移民有很多途徑，我們這樣的人就隻能走這條危險的路，”他說。

老七說手機殼和戒指是他從中國離境前購買的，希望能給自己帶來好運。

出境前，老七按照網上的攻略買了一件假的路易·威登大衣，又花40塊錢買了一枚戒指戴在無名指上，“假裝是有家有業的成功人士，這樣到厄瓜多爾好入境。” 由於厄瓜多爾對中國旅客免簽，幾乎所有中國走線客都從這裏啟程。一到首都基多市，老七就把大衣脫下來送給了路邊的流浪漢，自己換上破舊的籃球衫。在接下來的旅程裏，他不需要再扮演富商，相反，看起來越窮困、越不起眼，就越能避開劫匪和腐敗的執法人員。

從厄瓜多爾開始，老七坐著顛簸的長途大巴幾經中轉，到達哥倫比亞的港口內科克利。在這裏，他發現隻懂中文一樣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因為偷渡客要走的每一步都標好了價格：花十幾美元可以住一間帶空調的酒店；按照不必明說的規則，住在哪家酒店，就跟哪個蛇頭走；在蛇頭的安排下，移民們乘船出海，再跟著當地向導徒步穿越雨林。

多年來，走這條路的移民來自南美、非洲、加勒比海、中東…… 而隨著中國移民人數越來越多，一些蛇頭開始用翻譯軟件甚至專門雇傭懂中文的助理和中國人溝通。

在哥倫比亞港口小鎮內科克利，一隊中國移民正在排隊登船，前往雨林的入口。

老七選的是最便宜但也最艱難的路線，他付了330美元——這是針對中國人的價格，委內瑞拉人隻付150美元就足夠了。如果想走一條徒步距離更短、能騎馬通行的線路，則要付四到五倍的價錢。

哥倫比亞和巴拿馬之間的雨林名叫達連隘口（Darien Gap），這裏沒有公路，南北通行的直線距離約100公裏，須翻山涉水才能通過。雨林的東南側屬於哥倫比亞，但政府的控製力較弱，移民走的路線由參與販毒的反政府武裝組織掌控；屬於巴拿馬的西北側同樣有著盤根錯節的犯罪勢力，針對移民的犯罪時有發生。

夏季雨林裏的溫度在35度左右，而且大雨容易引發山洪，幾條河流中常見到遺體，因而被當地人稱之為“死亡之河”；在悶熱潮濕的天氣裏翻山越嶺，時常有人因受傷或體力不支而掉隊。移民一旦落單，就很容易成為犯罪勢力的“獵物”，特別是女性和兒童。根據國際組織的統計，自2021年到去年底，至少有近1000名移民在穿越雨林期間受到性侵，其中大多數是女性——由於性侵案件的特殊性，實際遭到侵害的人數很可能更多，被殺害、因傷病死亡或遭遇搶劫和其他侵害的人數更無從統計。

來自江蘇的孔先生在雨林裏被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許多移民身上都帶著這樣的印記。

老七覺得自己全部的幸運都用在了雨林裏。八月正值雨季，他在危機四伏的叢林裏跋涉了四天，沒有遭遇劫匪，甚至連天氣也站在他這邊，“一共隻下了兩場雨，真的沒想到這麽快就能走到第二營地，”他說。營地裏多數移民和老七一樣，跟著幸存者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攻略走到這裏。沒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永遠留在了雨林。

中國人常說的“第二營地”是位於距雨林出口約30公裏的San Vicente難民營，2020年9月建立，是幾個難民營裏條件較好的。這裏的簡易板房能容納約500人，有洗手間、淋浴房和幹淨的飲用水。紅十字會和無國界醫生在這裏為移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幫助在雨林裏失散的家長和孩子尋找彼此。這條橫跨美洲大陸幾千公裏的遷徙之路上，巴拿馬的營地給移民提供了難得的喘息空間。

在巴拿馬San Vicente營地裏，紅十字會為移民發放物資，其中有驅蚊水、止汗劑、創可貼等。

San Vicente營地配有洗手池、廁所和淋浴間。

在營地裏，除了耐心什麽都不需要。移民排隊交護照、打指紋、領飯，然後等警衛的通知排隊坐車離開…… 除了等待，什麽都做不了。巴拿馬當局使用美國提供的係統，搜集移民的指紋和護照信息，然後分享給美國國土安全部進行審查。一旦相關信息觸發了美國移民和刑事司法體係的記錄，巴拿馬當局就會收到警告。2020年，幾名來自也門的移民被迫在巴拿馬營地滯留了50多天，美國當局對媒體表示正在對相關人員進行背景調查。案件最終的結果沒有公開記錄，美國國土安全部未回複置評請求。

San Vicente營地裏，巴拿馬的工作人員正在記錄兩名中國移民的指紋，巴拿馬將她們的個人信息與美國當局分享。

“美國想要我們把這些人攔住，”巴拿馬邊境服務局（Senafront）的官員告訴記者。由於未獲準接受采訪，這名官員希望保持匿名，“但係統並不完全準確，況且移民人數太多，全部遣返是不可能的，我們隻能盡量做我們能做的。” 他說，多數中國移民一兩天內都被允許離開，但趕上周末或係統故障，也可能需要再等。

老七到營地打過指紋後，就開始了漫長的等待。逃亡之路上，他第一次不需要思考，也無法行動，隻能被動地等。和他一同穿越雨林的海地人和埃及人說著克裏奧爾語和阿拉伯語，各自聚在一起說笑、爭吵；老七大部分時間都是自己待著。

營地門口的小賣部有飲料、薯片和方便麵，供工作人員和手頭比較寬裕的移民解饞。幾個七八歲的南美孩子學會了用中文和阿拉伯語找人要可樂喝。老七為了省錢從沒買過飲料，他隻喝營地裏的水。

穿黃色背心的男孩Gerardo來自委內瑞拉，10歲，穿黑色T恤衫的男孩來自哥倫比亞，8歲。

來自厄瓜多爾和海地的移民在San Vicente營地排隊等待警衛檢查。

老七等待的第三天，一輛卡車載著近100名中國移民抵達營地。他們走的是較貴的線路，徒步的距離更短，但坐船的時間更長。因為海上風浪大，所以耽擱了幾天才到營地。在警衛的指揮下，他們重複著老七完成的流程：交護照、打指紋、領飯，然後到簡易板房裏休息。

San Vicente營地院子正中間的桌子上有幾排電源插座，人們圍坐在一起給手機充電。

正午時分，沒有風扇的板房就像大型蒸籠，汗味和嬰兒排泄物的味道混在一起，不一會的工夫就讓人們一個接一個放棄了難得的床鋪，聚攏到院子裏。幾個中年男子把衣服撩起來露出肚皮，或者幹脆打赤膊；女人坐在涼棚下，期盼偶爾吹過的風帶來一絲安慰。

院子正中間的桌子上有幾排電源插座，人們圍坐在一起給手機充電，試著用營地微弱的Wi-Fi信號和家人取得聯係。

委內瑞拉人Nestor在營地裏幫人修手機。

來自委內瑞拉的Nestor在這裏幫人修手機，修好了就收10美元；要是修不好，就收5美元的“辛苦費”。從這裏到美國，他和11歲的女兒至少還要走4200公裏的路。一旦離開巴拿馬的營地，接下來每一步都需要用錢：光是去哥斯達黎加的大巴車票就要40美元；除一路食宿外，要是遇到軍警還免不了要給賄賂…… 但這些都是以後的事，眼下他隻需要把麵前的手機修好。

Nestor麵前坐著這部手機的主人，他今年40歲，是福建連江人。他的背有些佝僂，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一些。他說，以前福建老鄉找蛇頭偷渡要付30萬到60萬人民幣，價格太貴，他承擔不起，所以遲遲沒有行動，“年初聽說‘走線’，覺得還是得帶女兒賭一把。”

他說，女兒還小的時候，妻子就離家出走，從此失去了聯係，“為了養孩子，我什麽都做過，打過魚，搞過裝修。疫情後國內經濟太差，還是要去美國討生活。” 他13歲的女兒梳著麻花辮，在一邊默默聽父親說話，一聲不吭。兩人的小腿上布滿了蚊蟲叮咬留下的猩紅色的血點，幾乎每一個從雨林裏走出來的人都帶著這樣的印記。“我覺得巴拿馬很好，還給我們塗藥，照顧我們，” 他說。

來自福建連江的父女在排隊登車，離開San Vicente難民營。

“要是能有錢‘大包’，就少受罪。” 連江爸爸告訴記者，“大包”指的是由中國蛇頭全程安排線路，每到一個地方有專人接應，有些蛇頭甚至承諾能買通墨西哥等國的執法體係。想走這樣的路線，除了要有資金，還要有門路才能聯係到可靠的人。

而“走線”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依靠“熟人社會”運行的偷渡模式。許多走線赴美的人都是偶然在社交媒體上看到視頻，再順著評論區的信息找到微信或電報（Telegram）上的群組，根據前人的經驗，一點一點搜集信息。許多移民告訴記者，如果不出意外，走線的路費比“大包”便宜許多；如果手頭有十萬元左右的積蓄，就不大需要為偷渡借外債，到了美國可以更快重建自己的生活。

父女倆在美國沒有親人可投奔，但和大部分連江人一樣，他們打算去紐約。在異國他鄉，就算沒有熟人，他們也希望找一個相對熟悉的環境。“做什麽工作都可以，隻要能賺錢，讓孩子好好長大，”他說。

Nestor沒能修好連江爸爸的手機，他邊講西班牙語邊用手比劃著解釋道，手機有幾個電子元件進水損壞了，他這裏沒得換，隻能拿去哥斯達黎加的手機店修。連江爸爸按照約定給了他5美元，Nestor一邊道歉一邊收下了錢。

營地的工作人員大多講西班牙語，極少數人會講英語和法語，沒有人懂中文。中國人的出現讓他們覺得既好奇又困惑。

巴拿馬移民局工作人員Medina在手機裏裝了微信，幫助中國移民和親友取得聯係。

巴拿馬移民局的雇員Medina在手機裏裝了微信，幫助中國移民和親友取得聯係。“要是我的家人在這裏，我一定很擔心，”他說，“我想盡量幫他們。”

但今天他遇到了一個難題：16歲的中國女孩Jia正坐在地上大哭，她兩天前和父親在雨林裏走散了，至今不知父親是否還活著。Medina用對講機呼叫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人員Claudia，她和同事負責給Jia這樣和父母走散的孩子提供幫助。Claudia說，會把Jia暫時安置在專門為未成年人修建的營地，在那等待她父親從雨林裏出來。“大部分人都能走出來的，”Claudia用翻譯軟件告訴Jia，“不用害怕。”

邊境服務局登記了Jia的護照信息後，Claudia護送著她坐車離開了。

在San Vicente營地裏，一名福建女子懷抱8個月大的女兒。她們希望走線赴美與孩子父親團聚。

去年穿越雨林的人當中，未成年人超過10萬。營地裏的診所裏，人道組織安排醫務人員給嬰兒和兒童檢查身體，兩個中國女子輪流抱著一個小嬰兒在隊伍裏等待。

嬰兒隻有8個月大，是個女孩子，她的媽媽來自福建，爸爸幾個月前已經走同樣的線路到了美國。陪在福建媽媽身邊的女子是路上認識的朋友，來自安徽，一起進雨林的隊伍裏還有廣東、河北和四川人。“一路上我們自己的行李一路走一路扔，隻有寶寶的東西都留著，大家輪流抱她，” 安徽女子說。

“和爸爸走散的女孩怎麽樣了？” 她問記者。她聽人說女孩和父親在雨林裏吵了一架，挨了父親一巴掌，之後女孩子就和隊伍裏其他人一起先走了。安徽女子說，她後來在翻山時看到了女孩的爸爸，他已經累得幾乎說不出話，隻掙紮著對她說了一句：到前麵要是看到我女兒，請照顧好她。

給寶寶稱完體重後，福建媽媽去小賣部買飲料，安徽女子抱著寶寶回到營房裏休息。她的丈夫邵先生盤腿坐在床鋪上，不時拽著T恤的領口扇風，額頭上汗水直冒。記者問能否給他們一行人拍張照片，邵先生斷然拒絕，“等到了美國，讓你隨便拍，在這不要拍。” 記者表示照片和報道可以等他們到美國安頓下來再發表，他仍然不同意。他說自己在國內做生意，養成了對人警惕的習慣：“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所有的中國人。”

邵先生說，疫情前他曾打算投資移民，但和許多生意人一樣，他並不想生活在國外，“隻想拿一個外國身份，大部分時間還留在國內賺錢”。疫情的到來打碎了他的投資移民夢，邵先生說，作為小企業主，他有太多被甲方拖欠款項的經曆，特別是疫情後，即使最終能拿到錢，“還款周期也很長，期間大公司把錢放在自己的投資公司裏，不給你結賬，你隻能被迫接受”。

他說，隨著政治環境收緊，民營企業的日子更難過。2022年習近平連任後，他對國內徹底喪失了信心，“就想著趕緊走，再不走更他媽沒有錢走了，”他說，“新聞裏天天在歌功頌德，聽不到真實的聲音。但人人想要離開的國家，肯定是地獄。”

2023年有超過10萬未成年人穿越達連隘口。

和他同行的河北人小高同樣對政治環境感到失望。大學畢業後，小高加入一家互聯網公司做內容審查。由於工作的關係，“可以上外網，監控外網的大v都在說什麽，避免這些內容傳播到牆內，”這份工作讓他接觸到未經審查的信息，“大學時候相信的事情，現在都推翻了。” 小高同樣拒絕拍照，他說即使戴著口罩，一樣躲不過人臉識別，不希望給國內的家人帶來麻煩。

營地裏的中國人大多與邵先生和小高一樣，在記者說明采訪目的後，他們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談及對政治和領導人的不滿時，也並不吝惜詞匯；有人談到自己國內參與過“白紙運動”等抗議活動，或者和老七一樣，因為偶然的原因站在了國家機器的對立麵。

但是同意實名受訪的人極少，願意露臉出鏡的幾乎沒有。大部分人都說，不希望影響還在國內的家人。此外，“走線”赴美的移民大多數在入境後會申請庇護，而庇護裁決的不確定性極大，決定權幾乎全在移民法官個人手上。在中國移民人數較多的紐約和洛杉磯的移民法庭，最嚴格的法官在2017年-2022年間批準的庇護申請分別隻有16.5%和4%。人們擔心，一旦將來移民過程不順利，自己可能麵臨被遣返回國的命運，因而不願實名受訪。

也有一些人是例外。一位江蘇男子在營地小賣部旁邊的長椅上對記者說，他47歲決定走線，是因為國內生意難做、政治氣氛壓抑，希望到美國另謀出路，“路上遇到的中國人雖然有怨氣，但大多數出來主要還是為了生活”。

魯建軍，人稱阿泰，持不同政見者。他帶著兩個兒子走線赴美與妻子團聚。

正說到這，坐在另一邊的一名男子突然轉過頭打斷他：“等我到了美國，就要帶著孩子一起去白宮門口抗議，消滅獨裁。” 他叫魯建軍，50歲，是持不同政見者，他的朋友們叫他阿泰，曾在國內建立維權律師社群，開設律師顧問服務公司，但在2019年被當局查封，他的合夥人覃永沛2023年3月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五年。

魯建軍說，妻子一年前已經持旅遊簽證抵達紐約。受到疫情和中美關係的影響，申請美簽變得難上加難。根據美國政府的數據，中國公民2021年申請赴美商務和旅行簽證（B1/B2）通過率僅21%，這主要是因為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期間簽發旅行禁令，讓大多數從中國大陸出發的旅行者無法入境美國；等禁令廢除、中國境內旅行限製也逐步放開後，案件積壓和嚴格的審批又讓申請者望而卻步。去年，赴美商務和旅行簽證的簽發數量僅有疫情前的7%。

魯建軍決定帶著5歲和7歲的兩個兒子“走線”赴美和妻子團聚。在雨林裏小孩走不動，他就花錢請當地人幫他背孩子。其他中國移民很少有人願意和他講話。

“真有不害怕的，”江蘇先生輕聲說，“那你拍他吧，我隻是個小老百姓。”

下午，天氣變得更加悶熱。盡管營房門窗大開，坐在裏麵仍然不停流汗。除了幾個在雨林裏受傷的人還躺在床鋪上，剩下的幾乎都去了院子裏。一名來自委內瑞拉的小男孩在營房的台階下麵發現一隻小貓，就伸手把它抱進懷裏；老七喂過的流浪狗躲在水箱後乘涼。

一名來自委內瑞拉的男孩將營地裏的一隻小貓抱在懷裏。

營地的工作人員在準備發還護照，他們念不出中國人的名字，就用西班牙語寫好指令，用翻譯軟件裏翻成生澀的中文，再通過喇叭播放出來：“中國人在營地裏，領取他們的護照；中國人在營地裏，領取他們的護照。”

這個毫無感情的聲音又重複了幾遍，昏昏欲睡的人們打起精神，頂著烈日排起了隊。工作人員請一位廣東男子幫忙用麥克風念名字，被叫到的人一個接一個取回了自己的護照，然後開始排隊等大巴。

等所有人的護照都發完了，老七還是沒聽到自己的名字。這是他在營地裏的第四天，他感到自己的耐心逐漸消失殆盡。每天都有中國人進來，打指紋、吃飯、取護照、登車離開，隻有他還在這裏。他拿著手機裏的翻譯軟件，反複去問站崗的警衛、移民局的工作人員和任何肯聽他說話的人，到底什麽時候才能放他走。不勝其煩的警衛罵了一串西班牙語髒話，揮揮手讓他滾開。

營地的警衛是巴拿馬邊境服務局的人員，這是一個準軍事組織。巴拿馬沒有常備軍隊，邊境安全就由邊境服務局負責。按照著裝紀律，他們30多度的天氣裏也要穿長袖迷彩服和皮靴，除非是在辦公室裏休息時才能脫下外套，這也是整個營地裏唯一有空調的地方。

負責營地安全的官員告訴記者，他五年前因為交流學習的機會去過北京，“那裏奢侈品商店看起來比美國還多，中國人怎麽會走這條路呢？”

“中國人從不惹麻煩，在營地受了欺負也不聲張，”他說，不久前營地警衛發現幾名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突然用上了新款的蘋果手機，而這些人因為沒有資金繼續旅程，已在營地滯留月餘，警衛檢查後發現其中一部手機的係統語言是中文，想必是從中國偷渡者身上偷搶的。“我猜中國人因為語言不通，又希望繼續趕路，不想耽誤時間報案，就忍耐下來。”

他說，幾年前加入邊境服務局時，正是移民人數逐步增多的時候，“當時我們覺得，要是越境人數超過10萬，巴拿馬就根本沒有辦法應對了；結果（2022年）來了25萬人，我們隻能硬著頭皮繼續。”

“哥倫比亞不管自己的邊境，美國也不管，壓力都堆在我們身上，” 他用手指揉著前額說，“想到美國大選就覺得焦慮，要是選上一個共和黨人，得有多少人希望搶在新總統就職之前往美國跑？到時候我們該怎麽辦？”

他和記者的談話被警衛人員的敲門聲打斷了。他打開門，門外一名手下對他說，之前在雨林裏和女兒走散的中國爸爸找到了。

51歲的中國父親與女兒在雨林中失散後，在San Vicente營地裏團聚。出於對受訪者安全考量，麵部已加馬賽克。

不遠處，一位頭發花白的中年男子被警衛帶著，從營地大門一瘸一拐走進來，好像每走一步都忍著劇痛。警衛問記者能不能領這位先生去營房，他需要去聯絡未成年人營地的工作人員，把女孩送來。

51歲的中年男子解開腳上的紗布，露出滿是水泡的腳。

聽到女兒是安全的，父親一下鬆了一口氣。營房隻有幾十米遠，他卻好像一步也走不動了。他表情痛苦地在院子裏的長凳坐下，慢慢脫下鞋，解開腳上的紗布，露出滿是水泡的雙腳。他51歲，在新疆長大。“我從來沒見過大海，坐船到雨林入口的時候鞋裏進了水，其實應該洗一洗腳，把沙子衝掉再走，但我沒有。結果泡了幾天，皮膚就磨穿了，”他說。他九十年代參加過兩次高考，沒能如願考去內地的大學，就進了一家輪胎廠當工人，“幹了20年，後來工廠倒閉，我就出來當保安，一個月隻有2000塊錢。”

“有一次我丫頭生病，住院一個星期花了900多醫藥費，”他說，“疫情後到現在我就沒有攢下來過錢，不然我都50多歲了，怎麽會走這條路出來呢。”

他說，本來希望與妻子和女兒一起去美國，但妻子不願離開家，他就帶著女兒走了，“不希望她在國內‘卷’，考上大學又有什麽用呢，家裏沒有‘關係’，讀完出來還不是收入很低。”記者問他和女兒是怎麽走散的，他沒有說自己在雨林裏是不是動手打了女兒，但承認自己脾氣很急躁。他說，在雨林裏因為瑣事爭吵後，女兒賭氣走在隊伍最前麵，他因為腳上有傷而掉隊，兩人就走散了。

等了許久，警衛還沒有把他女兒送來，他又在院子裏坐了一會，慢慢走去營房休息了。

去年穿越達連隘口的52萬人當中，委內瑞拉等南美國家的移民占了多數，但也有越來越多來自中東、亞洲等地區的麵孔。大多數美洲以外的移民都從厄瓜多爾和巴西這兩個簽證政策較寬鬆的南美國家啟程，他們必須有護照、能夠承擔得起國際旅行的機票，才能從母國到達南美。因此，相比最窮困的南美移民，這些“外來者”通常資金更充裕，能負擔得起更安全的路線。一旦打過指紋、拿回護照，隻要能夠支付接下來的旅程，他們就會盡快從巴拿馬的營地離開。

巴拿馬的法律雖然允許移民申請庇護，但大多數走這條路的移民都希望能夠抵達美國。巴拿馬是拉美生活水平較高、政治較為穩定的國家，但每個月最低工資仍然僅有300多美元；而如果能順利進入美國，工資收入至少是這裏的四倍——盡管接下來的路程仍充滿艱辛，但這些已經冒險穿越雨林的人都想要賭一把運氣。

一名阿富汗女生和父母排隊登車離開San Vicente營地。塔利班占領喀布爾後，她無法繼續讀書，她希望到美國繼續學業。

去年，除中國人外，阿富汗、越南、印度等國移民亦增長迅速，特別是阿富汗人。美國2021年8月撤軍後，為阿富汗人設立了臨時的人道主義入境許可（humanitarian parole）；但通過該途徑安置在美的阿富汗移民遲遲得不到永久身份，同時積壓的申請處理非常緩慢，移民平均要等待兩年之久。

“走雨林雖然危險，至少不是被動等待，而是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一位阿富汗女生對記者說。她曾在喀布爾讀大學，塔利班占領喀布爾後，女性無法繼續接受教育。她家人決定一起走線去美國。

19歲的阿富汗少年Mustafa Habibi，他與父母和兄弟姐妹穿越達連隘口，隨後北上前往美國。

19歲的Mustafa Habibi也是喀布爾人，家裏兄弟姐妹七個，父親是銀行職員，母親是老師。2021年，他們一家人先逃往伊朗，後來持人道主義簽證前往巴西。他們在巴西住了六個月，會說五國語言的Mustafa在一家幫助移民的國際組織工作。“我非常喜歡巴西，那裏的人非常熱情善良，”他說。但同許多拉美國家一樣，巴西收入不高，Mustafa的父母亦擔心巴西的醫療和安全條件，於是決定帶著孩子去美國弗吉尼亞州投奔親戚。 他們一家人從巴西出發，每個人給蛇頭付了1400美元，請蛇頭將他們送到巴拿馬。

他們在哥倫比亞的碼頭登上一艘船，船上60多個人擠在一起。出海不久就遭遇大風，海浪不斷把小船掀起，又重重地拋下。Mustafa害怕極了，他想起不久前在新聞裏讀到一隊同樣來自阿富汗的移民就是在這片海域因風浪罹難，“我們當時都以為船要沉了，船上都是女人和孩子的哭聲，”Mustafa說，“這段旅程留下了太多記憶。”

Mustafa一家在雨林裏走了三天，他的小妹妹生了病，發起高燒。撐到營地後，妹妹在媽媽的陪同下被醫務人員轉送去了附近的醫院治療。Mustafa從早上就開始焦急的等待，他好幾次去問警衛，得到的都是同樣的回答：你媽媽和妹妹在回來的路上，你要有耐心。

雖然他和家人接下來還要麵對漫漫長路，但Mustafa已經在思考美墨邊境牆另一頭的生活。“很多去美國的人都隻想賺錢，但我覺得錢不是生活的唯一，”他說。Mustafa喜歡計算機，自學過編程，他希望在美國讀大學，以後做網絡安全方麵的工作。“我喜歡幫助別人，以後要是能幫一個公司抵禦黑客就太好了。” 但他有一個擔心：“可是我們離開阿富汗的時候，我還沒拿到高中畢業證，你說美國的學校會收我嗎？”

阿富汗移民Rashid Sakhizada坐在巴拿馬San Vicente營地的床鋪上。

和他同行的Rashid Sakhizada也許稍微幸運一些，至少不用擔心上大學的問題。Rashid是哈紮拉人，是阿富汗的少數民族，“你看過《追風箏的人》嗎？裏麵的哈桑就是我這個民族，”他告訴我，塔利班認為阿富汗屬於普什圖人，剩下的民族都應該去自己的國家；而哈紮拉人沒有自己的國家，“所以在塔利班眼裏，就隻能下地獄”。

大學畢業後，Rashid曾為一家中國培訓公司做項目經理，所以會一點點中文。他說，要是以後能在美國安定下來，他希望到全世界各地去看看，“我喜歡旅行，認識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文化，”他說，“遷徙是很重要的自由，沒有這一點，別的夢想都實現不了。”

不遠處的警衛向Rashid招手，示意他可以排隊登車了。他和記者道了別，抓起一個小背包，裏麵裝著他的全部家當，向大巴車邊的隊伍走去。

烈日下，老七也站在等車的隊伍裏，他終於拿回了自己的護照，沒有人跟他解釋為什麽他等了這麽久，他也沒有再追問。如果路程順利，他們約12個小時後就能抵達哥斯達黎加邊境，從那裏到美國，還有至少4000公裏的路要走。

八月是巴拿馬的雨季，高遠的藍天頃刻間布滿烏雲。聲音嘶啞的警衛揮著手讓人們排成一排。不一會，雨滴淅淅瀝瀝落下，有人從背包裏掏出塑料袋頂在頭上。大巴還沒有準備好，豆大的雨珠已經傾盆而下，排在後麵的人一下子散了隊，快跑幾步擠進涼棚裏躲雨；隊伍前麵的人還在雨裏執著的站著，他們已經等得太久了。

在雨中排隊等待登車離開難民營的中國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