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教授幾年前開始公共表達的時候說：到遠方去。
我能理解那種心情。現實的逼仄、乏味，讓人感受到某種禁錮。
去年我去哥大訪學之前，就看到勞教授去了加拿大。有人在網上說她“潤”了，她有一次回答：就是訪學而已。
但是很多人沒有記性，或者想故意製造一些話題，就傳說“勞教授潤了”。有些人就是造謠，有些人是“邏輯推理”，而有的人則認為，那麽敢說話，一定是不回來了。
我認為這種氛圍本身是奇怪的，也是可悲的。
但是這種氣氛又是真實存在的。我到紐約的第一頓飯，好朋友就告訴我：你要是想留下來，就要早做準備啊。
我完全沒有任何準備，隻帶了一個行李箱和一千美金，因為我沒有任何想法。
而且我認為利用訪學的機會留在那裏，有點可恥。一個朋友勸我：真想留的話就無所謂，邀請你訪學的人會理解的。
我想到已經八十歲的黎教授，他幫助過很多中國人“留下來”，他的目光總是充滿悲憫，他懂得一切，也原諒一切。
但是我自己想做一個清澈透明的人。開始的時候，我總是回應“我考慮考慮”，後來就徹底坦白了：“我要回去。”
回來之前和黎教授一起吃蘭州拉麵。他說：很多人都很悲觀，你是我見過的唯一樂觀的人。
——也許我才是真的悲觀呢。
我明白勞教授想留在加拿大沒有多大困難，如果真的留下也完全理解，應該祝福。但是當她說“我已經回國”時，我也為發自內心地為她高興。
我想告訴她：真正的遠方，也許就在腳下。
這是我最近的感悟。回來後，我認真經營自己的小書店，發現它是一個無比豐富的世界。就在眼前，但它有那麽多動人的、荒謬的，甚至是危險的東西。
昨天林垚來到書店。在炎熱的晚上，書店外麵的壩子上來了六七十人，安靜地聽林垚講“遠方的故事”。
我說“真正的遠方”就在腳下，並不是項飆所說的什麽“附近”，而是要在現實的土地上進行“創造”。
所以得知她並沒有“逃離”，對她的欽佩會多一分，她說的一切也更可信。
如果“自由”是好的，創造自由就比享受自由更好。對一個法學教授來說，還有什麽比幫助別人實現正義更重要呢。
要實現它，而且親手去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