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772萬拆遷款從天而降,他們該如何分配?](/data/news/202408/16/dc9fc2ced8debcdaaba6f610161c4445.webp)
文|李曉芳
編輯|王一然
64歲那一年,郭重智攤上一筆772萬的拆遷款。
他自認人生平淡,生活軌跡簡單得像條直線:19歲進入重慶通用閥門廠,他在這裏認識了妻子,結婚生子,一路從普通員工做到車間主任、生產副廠長,最後成了廠長。然而彼時,工廠已經滑入下坡路,直至停產,他隻擔個名頭,也沒什麽大展拳腳的機會了。直到6年前,停產十來年的工廠被納入市政用地的規劃拆遷範圍。
起初,他並沒意識到一筆巨額拆遷款將帶來多大煩惱。郭重智下意識的反應是開心,工廠早已衰敗,人員四散,過去沒人覺得這裏還有希望,“這次是天上掉餡餅,大家都沒有想到的事情。”
作為最後一任廠長,老員工們、街道辦、相關政府部門都屬意郭重智主持分配拆遷款。此次拆遷屬於市政建設範圍,郭重智說,款項是打到街道政府公共賬戶上,經過政府監督,工廠提交大多數職工同意的分配方案,拆遷款才能正式發放。
2018年,由郭重智領頭,共17人參加的拆遷分配方案協調小組成立,其中包括了前幾任老廠長、過去的工會委員會代表和職工代表。
拆遷的重慶通用閥門廠,前身是重慶大渡口區新山村白鐵組,成立於1971年,主要生產工業閥門。郭重智解釋,工廠沒有任何外來注資,“我們是集體企業,都是自己的員工像滾雪球一樣,從1分賺到2分,慢慢積累起來。”
因此,拆遷款的分配範圍一開始也明確:在工廠奉獻了一輩子的退休老員工應當享受分配;工廠2009年正式停產,但一直沒宣告破產,還有二十幾位員工的工作關係留在工廠,最後一名員工2023年才辦理退休手續,屬於在職員工,也將參與分配。
有人提議,領導是不是可以多拿一些賠償?郭重智否決了,“拆遷是依靠廠房的變賣和地皮,但建廠至今,廠房沒有增加,地皮沒有擴大,說明領導沒有額外貢獻,那也不該根據職務傾斜。”
沒過多久,一些同樣為工廠奉獻大半輩子,停產後離職的員工也聽說了拆遷消息,他們推舉了幾位工齡長、資曆深的代表,向郭重智提出訴求:他們也希望參與工廠拆遷款的分配。
拆遷協調小組成員,71歲的原生產班長劉玉珍說,“大家都鬧不明白,離職的怎麽也要來分拆遷款?”郭重智為此特地谘詢律師,得到的回複是,辦理了合法離職手續的員工,他們和工廠已經脫離關係,“法律意義上說可以不給。”
“不給他們就鬧噻。”73歲的原鑄造車間主任周乾成回憶,那時離職員工代表經常找政府領導,提出分享拆遷款,“領導讓我們先商量好。”“大家隻能坐下來談。”郭重智說,許多事情也不隻講“理”,工廠曆史橫跨半個世紀,機器關掉了,人和人之間的感情卻還留存。他記得,離職員工一開始就和他提到,不少人也為工廠付出過整個青春,“希望可以考慮給一點安慰。”
閥門廠規模一直不算大,郭重智說,巔峰時期大概300多人。工廠分三班製,機器徹夜轟鳴,“坐下來可能都認識,全是一個班組的。那時工廠還停留在粗加工階段,沒什麽精良設備,工人每次切割部件,都會產生一堆黑色碳粉,“一天下來跟煤礦工人一樣,鼻孔都是黑的。”重慶山多,工廠就建在半山坡上,沒法修公路,“產品從鑄造車間運到精加工車間、油漆車間,全部要靠人工抬過去,都是上坡。”
郭重智感歎,“那時大家都年輕,一步步走過來都知道多辛苦。”他覺得,離職員工的訴求不是不能考慮。
他通知拆遷分配方案協調小組成員開會,說了分配一部分拆遷款給離職員工的想法,提到離職員工們也找了信訪辦和街道領導等反映訴求。劉玉珍說,“都是一起在閥門廠工作過的,最先都是想到起給一點,要不就沒得往下推。”
另一個問題是,離職員工群體分多少拆遷款比較合理?郭重智說,協調小組一開始想的方案很簡單:不看級別大小,在閥門廠工作過的正式員工,隻按廠齡作分配標準。周乾成記得,“當時大家一起查資料,梳理出閥門廠成立以來的員工總共407人。”
問題又來了,其中離職員工262人,占大多數,如果按廠齡分配,那離職員工群體反而會分走大部分拆遷款。2009年工廠停產後,周乾成自願留守,靠廠房租金每月領幾百元工資,定期巡視設備。他提出,按廠齡平均分配,對在職和退休群體不太公平。
大家後來商討,最好的做法是按比例將拆遷款一分為二,各自再按統一標準分配。但離職員工群體該分多少遲遲定不下來,離職員工代表一路將補償比例從5%,談到30%多。
郭重智說,“很多人不樂意,這個比例相當大了。”雙方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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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閥門廠離職職工拆遷補貼款發放會現場。講述者供圖
小組開始分頭行動,劉玉珍說,大家用笨辦法,“經常在微信上聊,就說我們為啥子要分錢給離職員工,為啥子他們要分那麽多,反複地做工作。”
郭重智作為領頭人,更是左右為難。一位退休工人曾怒氣衝衝地找到他,質疑道,“老郭,我們辛苦一輩子,為啥子離職的拿走那麽多?你是不是拿了他們的好處?”離職員工代表也一再表示,會找信訪辦、街道反映問題,要求提高分配比例。
“說實在的,我們廠後來效益很差,員工家庭情況都比較差,有了拆遷款都想多分點,這個是人之常情。”郭重智理解員工們的想法。他隻能召集小組成員和離職員工代表,“政府領導做第三方監督,大家不斷開會協調。”
劉玉珍已經數不清過去幾年總共開過多少次協調會了,那時還沒正式拆遷,一批六七十歲的老人坐著公交車,準時回到破敗的工廠開會。
2020年疫情時,協調工作一度暫停。劉玉珍提到,疫情最嚴重時期過去後,工作重新啟動,期間發生了一些變化:拆遷協調小組裏包含了郭重智在內的四任廠長,第一任老廠長得癌症去世了,後來,70多歲的第三任廠長也過世了。許多老員工感慨,“都在想最後能不能看到補償款。”
第一任老廠長離世時,郭重智就在他的病床前,聽著他囑托:大家都相信你,你要把這個事情抓緊辦好。
2021年,郭重智召開了全體職工大會,那時工廠已經停產12年,他堅持召集了半數以上的老員工,去世員工由家屬代為出席。“我當時講希望大家把情看得重一點,把錢看得輕一些。我們可以不給離職員工,但坐下來大家都認識,以前都一起吃過苦,不要為了一筆拆遷款反目成仇。”
另一個更實際的原因,郭重智也強調,“如果大家都堅持不共享,這個事情勢必不能繼續執行,一直這麽糾纏,歲月不饒人,那大家都忘了這筆錢,都用不上對吧?”
他也在做離職員工的工作,“很多老員工已經通情達理,願意分享拆遷款,你們要求分配的理由法律上不承認的,再繼續糾纏提高分配比例,是不是也對不起其他員工?”
拉鋸近三年後,2021年,雙方都各退一步,最終定下方案:35%拆遷款分配給離職群體,按廠齡統一分配。雙方簽字,郭重智正式將方案遞交到相關政府部門。
但在職和退休群體總共145人,大多是退休員工,且多為女性。“我們廠裏過去80%是女職工,為廠裏做了很多貢獻,但女職工退休早,按廠齡分配,比男職工少5年。”郭重智又開始苦惱,該如何縮小這其中的差距。
還有另一個問題是,閥門廠在2010年才納入醫保範圍,為員工繳納保險。工廠停產後有二十幾位員工留守,郭重智說,那時他為了生活在外打零工,但堅持不申請工廠破產手續,還是希望有一天能為留守職工補齊醫療和養老保險,“起碼有點最低保障。”
8年後,職工們意外等來了拆遷機會。工廠拆遷款總共是1000萬多一點,經當地政府特批,郭重智為留守職工補繳了部分醫療和養老保險欠款,交完稅費,“最後剩下772萬,離職群體拿35%。現在退休職工有的有醫保,有的沒有,這又怎麽算?”
他一個星期沒能睡好覺,一下瘦了6斤。郭重智翻閱工廠保留的工資賬本,摁著計算器一遍遍厘清數目,最終想出個辦法:在職和退休職工的500萬平均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按廠齡分配;一部分作為醫療補助,分給2010年以前沒能享受醫保的員工。按這個算法,“縮小了男女職工之間廠齡導致的差距,以前沒享受醫保的員工也得到了補貼。”
欣慰的是,計算方案出來到去年把錢發下去,“沒有人找我扯皮的”。曾有離職員工多報工齡,郭重智把每年的工資賬本、廠齡統計表攤開給他看,“他無話可說。分配方案都是有依據的。”
2023年拆遷款正式發放,目前已有300多位職工領到補償。事實上,整理出407人的員工名單後,郭重智和協調小組成員就開始通過各種方式尋人,通知老員工們回來領錢。“大部分職工還是在本區(重慶大渡口區),互相傳得很快。”一位去世多年的老職工,郭重智想聯係其家人代領,始終沒找到。後來是郭重智的妻子去年參加老同學聚會,遇到那位職工的老鄰居,層層傳遞中,最終聯係上了老職工的兒子。郭重智記得,對方很意外,“他是沒想到,他媽媽都去世了,這個錢還能分給他們。”
郭重智還在閥門廠原址大門貼了一張告示,很醒目,紅色字體,留了自己的電話。最後名單上還有幾十位職工沒能聯係上,他撥打了重慶收視率最高的新聞欄目熱線,“節目播出三天之內,就來了十幾個人。”
因為媒體報道,“重慶公安局也找我要名單,主動幫我們找人。還剩最後十幾個。”郭重智設定的最後期限是2025年12月31日,“這個時間過了找不到,餘款再二次分配。”
拆遷款發放現場,周乾成拍過幾個視頻,“大家簽字都高興的。”周乾成說,拆遷款均攤到每個員工身上不算多,一位40年工齡的退休職工能分到幾萬塊,“但家庭條件差的,有幾萬塊肯定要好一些。”他們曾經聯係過另一位離職員工,好不容易打聽到地址,登門拜訪才知道,職工早已離世,她的兒子生著病,正急需錢做手術。查證了兩人的親屬關係後,這筆錢交到職工兒子手上,成了一筆救命錢。
花了5年時間,這筆拆遷款才一一發放,郭重智的妻子曾一度勸他盡快了結此事,她做過心髒手術,有些老員工會到家裏說事,情緒難免激動,攪得她也寢食難安。但郭重智說,自己從沒想過退出或放棄,“這是我這輩子做得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他更願意把這筆錢稱作工廠的最後一筆福利。閥門廠在2023年正式拆遷了,往事歸於沉寂,“改革開放以後,廠裏就開始走下坡路,作為廠裏領導的一份子,我很早就當車間主任、技術廠長,廠子到如此地步,多少也跟我們有關係,沒做好決策,沒有貢獻。”
他有些愧疚,“工人也受苦了,當時怨氣很大。現在能通過拆遷款的決策,盡量公平一點,也是給大家做些彌補。”分配772萬拆遷款,可以算得上他成為廠長後的第一個任務,也是最後一個。等到找齊名單上的407人,郭重智說,“我的任務就圓滿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