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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與楊振寧 圖源網絡
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2024年8月4日在舊金山去世，享年98歲（虛歲）。李政道在我心目中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真正的大師，真正的天才。他學識高深，人品高潔，襟懷坦蕩，正直厚道。關於李政道，有一件事情是怎麽都繞不開的，那就是他和楊振寧的公案，兩人合作，並與1957年共同獲得諾貝爾獎，但是在1962年分手，之後更是決裂，交惡，直至老死不相往來。
1、核心事件
這其中的恩恩怨怨到底是怎樣的？讓我們順著時間軸來看看李楊之爭的幾個核心事件：
1.1952年，兩個人在兩篇論文署名排序上有分歧。
2.1956年，發表《對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的質疑》，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獎。
3.1962年，物理學家伯恩斯坦（Bernstein） 在《紐約客》發表 《宇稱的問題》（"A Question of Parity"） 。
4.1982年，楊振寧出版60周年論文選集。
5.1986年，李政道出版60周年論文選集，加入《破缺的宇稱》（Broken Parity）和 《往事回憶》（Reminiscences）兩篇文章。
6.2002年，江才健出版《楊振寧傳》。
7.2003年，李政道答《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反駁《楊振寧傳》不實之處。
8.2010年，季承出版《李政道傳》。
9.2010年，楊振寧發表題為 “關於季承的《李政道傳》及《宇稱不守恒發現之爭論解謎》” 的文章，反駁《李政道傳》的相關事實。
1952年，當李楊都還在普林斯頓高等物理研究院的時候，他們合作發表了兩篇論文，總標題是《狀態方程和相變的統計理論》，第一篇《凝聚理論》，楊振寧署名在前，第二篇《格氣和伊辛模型》，李政道署名在前。
在發表第一篇論文的時候，楊振寧提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要求把名字寫在前麵，李政道認為這篇他的貢獻更大應該署名在前，他雖然心裏不舒服，但還是勉強同意，但是在第二篇的時候，他給楊看了國際慣例，按姓的第一個字母排序，要求排在前麵，楊同意了。但根據楊振寧的敘述，他認為兩篇都是他領銜寫的，名字本應在前，為了提攜李，本來準備都讓李署名在前，後來部分地接受了楊振寧的夫人杜致禮的忠告，決定其中一篇論文楊署名在前。
因為這次合作兩個人產生了裂痕，李停止了合作。
1955年，李認為楊和Mills的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規範不變性》的出發點完全錯誤，楊表示同意，李楊再度合作寫了一篇否定《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規範不變性》出發點的文章，在《物理評論》上發表。
1956年，李楊在《物理評論》上發表獲諾獎的《對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的質疑》的論文。李政道署名在前。那個時候，在諾獎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人的姓名次序都是與他們得獎論文上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後。但在1957年參加諾貝爾獎典禮的時候，楊振寧突然要求他先出場，理由還是他年長。李政道對此感到大為驚訝，不同意這麽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的夫人，李政道夫人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政道才勉強同意了楊振寧的要求。於是，李政道向諾獎委員會提出了改變領獎次序等的請求。委員會尊重李政道的請求，做出了改變。結果就是楊第一個出場領獎，晚宴也是杜致禮第一個挽著國王的手出場。
1962年《紐約客》刊出《宇稱的問題》是導致兩個人分手的直接原因。兩個人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五年後，物理學家伯恩斯坦撰文記錄兩個人的合作和友誼，以及獲諾貝爾的經曆。文章發表前伯恩斯坦給兩個都看了初稿，李覺得沒有問題，但楊不滿意，提出標題和宣布諾貝爾獎時都要把他的名字寫在前麵，甚至他太太名字也要寫在李的夫人名字前麵，因為年長一歲。李認為很無聊，加上1952年合作的裂痕和頒獎典禮楊的過分要求，李決定不再合作，當時楊情緒激動，開始哭泣，表示很想和李繼續合作。李感到尷尬，和他長談了許久，但之後兩個人不再有合作。
之後的幾次事件從4到9，從楊振寧1982發表論文選集，到李政道1986年發表論文選集，從2003年的《楊振寧傳》，到2010年的《李政道傳》，最核心的爭論都是“當年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的突破性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恒這一思想的突破，是誰第一個提出來的？”
楊振寧的版本，這個突破思想是他在1956年五月初和李政道會麵時提出來的，在《楊振寧傳》中，他是這樣描述的：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驅車前往哥倫比亞作每周例行的拜訪。我把李政道從他的辦公室接出來，上了車。我們很難找到泊車的空位。後來，我把車泊在百老匯大街和125街的轉角處。那是午飯時分，但附近的飯館尚未開門營業。於是我們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館，在那裏繼續討論。稍後，我們在“上海餐館”（據我回憶，是這間餐館，但李政道說他記得是“天津餐館”）吃午飯。我們的討論集中在θ-τ之謎上麵。在一個節骨眼上，我想到了，應該把產生過程的對稱性同衰變過程分離開來。於是，如果人們假設宇稱隻在強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則不然，那麽，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稱為0-（這一點是由強作用推斷出的）的結論就不會遇到困難。這種分離對反應鏈（1）、（2）有特別的意義。李政道先是反對這種觀點。我力圖說服他，因為這種想法可以通過（1）、（2）兩個反應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對稱性而加以檢驗，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後來，他同意了我的意見。”
而李政道給出的版本是，這個突破思想是1956年四月初，他在和同事斯坦伯格的談話中忽生靈感產生的。在答記者問裏，他是這樣描述楊振寧提到的那個場景。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楊振寧所說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楊振寧來我辦公室。談了不久，楊振寧說他是開汽車來的，忘了紐約停車的困難，必須下去到街上移動他的汽車。
在哥倫比亞大學周圍的所有街道，因清潔街道的原因，規定每天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不準停車。因為楊振寧對紐約這些規則不熟，我就陪他離開校區，到北邊125街。那邊清潔街道的規定是，每天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不準停車。在125街和百老匯大街交叉處有兩家中國飯館，是我常去的。因為那時候是早晨十一時，飯店尚未開門。我們就在天津飯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館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關於宇稱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議所做的新實驗結果，統統告訴了楊振寧。
楊振寧激烈反對。他說前兩天剛聽了斯坦伯格的報告。斯坦伯格測量的是“二麵角”，對這方麵，他曾經研究過，絕對不會出任何宇稱不守恒的新結果。在我們辯論時，隔壁的天津飯店開門了。
我是天津飯店的老顧客，就向服務員借了紙和筆。我寫下方程式，畫了圖，再次向楊振寧全部重新解釋。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不是楊振寧想象的二麵角，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贗標量。二麵角是標量，隻能從0到π，當然是宇稱守恒的。這新的Φ角度是贗標量，可以從0到π，然後也可以從π到2π。當Φ在0到π的區域時，Φ和二麵角一樣，可是在π到2π的區域就完全不一樣。用了這樣新的贗標量Φ，通過Λ0和Σ0的衰變過程，如果這二個Φ區域的事例數不同，那就是明確的宇稱不守恒的證明，據此就可以去測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稱不守恒。這是以前別人沒有想到的。這就是我的宇稱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
然後，我又重複在紙上寫下，剛才在咖啡館口述的斯坦伯格實驗組的初步分析細節。楊振寧慢慢地不再反對了。
午飯後，我們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我的辦公室時，楊振寧已被完全說服了。他也很興奮。在我的辦公桌上，他看見我正在寫的關於在θ-τ、Λ0、Σ0和其他奇異粒子的衰變中，宇稱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訴他，這篇文章將與斯坦伯格的實驗文章同時發表。我也告訴他我正開始預備將這種分析應用推廣到β衰變的領域。
楊振寧說他很願意和我合作。同時，他勸我不要先發表我已差不多寫完的奇異粒子宇稱不守恒的文章。他說，這是非常熱門的突破，應該用最快的速度，將整個弱作用領域一下子都占領下來，這樣可以更加完整。
楊振寧具有高度批評性的眼光，他是一位優秀的物理學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稱不守恒將涉及物理學的各個領域。我認為楊的參加無疑會使最後的成果更加豐碩。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並表示了歡迎。”
根據李政道的說法，兩個人對於宇稱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麽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回憶卻完全不同。兩個說法在時間上相差了約三個星期，地點和情況也完全不一樣。
對於同一個場景，李的回憶是他先提出來，楊先是激烈反對，慢慢被說服，而楊的版本恰好完全相反，是楊先提出來，而李一開始是反對的，被他說服後同意了他的意見。
2、我的分析
至此，核心事件都陳列出來了，現在來說說我的分析。需要說明的是兩位科學家都有可能有遺漏，記憶錯誤和提供虛假信息的可能。另外，每一個人從相同的文字和談話中都可以得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這隻是我的觀點，我建議感興趣的朋友自己去探究，自己去判斷，得出你自己的結論，其中最重要的兩份資料網上都可以搜到，一份是李政道反駁《楊振寧傳》，答《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一份是楊振寧反駁《李政道傳》，關於季承的《李政道傳》及《宇稱不守恒發現之爭論解謎》。
2.1 關於李楊的核心爭論，誰先提出宇稱不守恒這一思想的突破？
我對照他們兩個人的版本，認為是李政道先提出來的。理由如下：
1、李政道先生的版本有客觀的文獻記載，有旁人佐證，但楊的沒有。李說的文獻記載指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斯坦伯格實驗室在1956年9月《物理評論》上發表的有關重粒子的論文，文章對李政道提出的關於宇稱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謝意（沒有感謝楊）。並且，還有當時參加實驗的重要物理學家的回憶文章作證明。李的文章裏說：“史瓦茲（198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還對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憶。他對我當時提出的建議和宇稱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經過，都有明確的回憶和文字的記載。其經過和時間都和我1986年發表的回憶完全一致。”
除了斯坦伯格實驗室，不守恒的決定性的實驗者吳健雄也有關於李是如何做出宇稱不守恒思想這一突破的回憶文章：“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來到普平物理實驗室第十三層樓我的辦公室。他先向我解釋了 τ-θ之謎。他繼續說，如果τ-θ之謎的答案是宇稱不守恒，那麽這種破壞在極化核的β衰變的空間分布中也應該觀察到：我們必須去測量贗標量。“
注意”早春“這個關鍵詞，因為五月已經不能稱作早春了，那麽應該是4月或者之前，這和李的版本的時間是對應的。還有“贗標量”這個關鍵詞，贗標量是突破性思想的一個重要指標，這個後麵我還要說到。
而楊的版本除了提到他和李的對話，沒有任何有說服力的證明。
2、李的版本有不少細節。我是個寫小說的人，我深知，細節決定成敗，細節是最難虛構的。李的版本有很多非常生動，若非親身經曆，很難寫出來的細節。比如哥倫比亞大學附近停車不便的原因，比如問服務員要了紙和筆，比如楊振寧一開始反對，為什麽反對，他都記錄得清清楚楚。而楊的版本沒有什麽細節，說到李反對，也沒有給出反對的理由。
3、李的版本有事情隨著時間延續和發展的過程。比如四月初他向斯坦伯格提出了這個想法，斯坦伯格馬上去做實驗，但有跡象顯示出宇稱不守恒，但因數據不夠，不能得出定論。接著在四月中旬，斯坦伯格實驗室重粒子衰變小了約四倍。但數據不夠，還不能做出宇稱不守恒的斷定。到了四月中至4月底，李已完成部分理論分析和論文寫作。到了5月初，斯坦伯格又去他的辦公室討論，並報告了他關於宇稱不守恒的建議。楊振寧當時也在場聽報告，但激烈反對。
之後就是他們共同記錄的那次會麵，在李的記錄裏，楊的態度從激烈反對，到慢慢不反對，到最後變得興奮，要求合作。有時間的延續和事情一步步發展的記錄。
但楊的版本除了那次和李在咖啡館和上海餐廳的那次討論，沒有任何事情持續發展的記錄，好像突然就有了這個想法，也沒有持續跟進。一般情況，如果忽然有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會立即去找實驗的小組，去說服他們，請他們趕快按照這個思想去重新分析他們的數據。但楊振寧1982年的回憶文章，和他以後的傳記，完全沒有任何這樣的回憶和敘述。
李認為這是因為楊知道斯坦伯格實驗組已經按照李的宇稱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過了分析。我認為李的分析有道理，另外就是如果要實驗小組驗證，就需要那些人的佐證，而這個佐證楊是拿不出來的。
4、在李1986年發表《破缺的宇稱》和 《往事回憶》反駁楊1982論文之後長達16年的時間，以及2003年，李反駁《楊振寧傳》後長達7年的時間，楊振寧都沒有做出公開回應，這和他本人爭強好勝的性格不合，況且兩次都是他先挑起的爭端。一個解釋就是他的確拿不出來證據反駁，因為李的反擊非常有力，證據確戳，證明人也都在世。
5、李政道先生在反駁《楊振寧傳》答記者問裏敘述的言辭是激烈的，他說：“楊振寧是想通過此書重寫曆史，通過對我進行誣蔑和貶低來索取根本不屬於他的榮譽。在一本傳記中對別人進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誣蔑是非常罕見的。我讀了之後感到十分震驚和憤怒。“
文章讀完，能強烈地感受到李的激憤和要捍衛自己清白的決心。我認為，當一個人被汙蔑，被無端詆毀時，他的語氣應該是這樣迫切的，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
對比閱讀楊先生在反駁《李政道傳》時，語氣非常冷靜，甚至是過於冷靜。可見這本書並沒有激怒他，你可以解釋成楊的性格，也可以解釋成書裏的敘述並沒有歪曲。
下麵我來一一分析楊的反駁文：
楊反駁文第一條是關於楊的博士論文的爭論，《李政道傳》裏提到吳大猷先生要李政道計算一個和β衰變有關的謎團的問題，楊振寧詢問李政道在做什麽計算，李政道對他說了。後來，楊振寧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的計算，成了他的畢業論文。楊對此的回應是“此前我已經在研究此問題，而並不是和李談了以後才開始研究此問題。“
這個爭論，楊的回複無法證偽，因為沒人能證明他是不是之前就在研究。
楊反駁文第二條和費米有關，楊說“他是費米的得意學生，而李不是。”他提供的幾條證據和李沒什麽關係，尤其前麵幾條，真實性我們無法證明，就算是真的，也隻能證明他是費米的得意學生，但不能證明李不是。
楊駁文第三條是關1952年論文署名順序的。但他提供的是間接證據。比如，楊說他和Mills的合作論文，楊的署名在前（按字母應該是Mills在前），但Mills依然感激楊的慷慨幫助，還有另外一位吳大峻也同樣感激楊，因為他是在提攜他們，楊的意思是他也是為了提攜李，順帶署上李的名字。但這樣的證據並沒有什麽說服力。A和B是這樣的情形，不能說明C也是。
此外，1953年李就被聘為哥倫比亞的助理教授，1956年的時候，李政道已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正教授，而楊一直是在普林斯頓做研究，1966年任職於紐約州立石溪分校，雖然楊年長，但論當時的發展和資質，楊並未顯著高於李。另外李是1964年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而楊是1965年當選，這個也可以作為一個他們當年資質比較的一個參考，所以，李是否需要楊的提攜也是一個疑問。所以在第一個核心事件，1952年論文署名順序這個事情上，李的版本更為可信。
楊駁文第四條和1955年李楊合作的論文有關，李認為篇論文是否定楊振寧和Mills的論文，但楊認為不但沒有否定，反而是該文的申延，這個地方我沒有更多信息不做更多點評。不過這個其實是和我們前麵列舉的9個核心事件無關。
楊駁文第五條是和核心討論相關，即誰先提出突破思想，即贗標量出現的時間是李版本的4月初還是楊版本的5月中旬，楊說了許多似是而非的不重要信息，但其實吳健雄的回憶文章就能證明贗標量出現的時間是李版本的早春，讓我們再來細讀吳健雄這段話：“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來到普平物理實驗室第十三層樓我的辦公室。......他繼續說......,我們必須去測量贗標量。“注意兩個關鍵詞，早春和贗標量。
這個就是我前麵提到的第一條，旁人的佐證就能證明是李政道首先提出突破性思想的。楊的這條駁文完全可以證偽。
楊駁文第六條討論諾獎論文是誰寫的，楊在1982年的論文選中說是1956年底，他因為生病無法親筆撰寫，遂通過口述讓夫人杜致禮代筆完成，之後給到李，李也沒有做太多修改，所以論文主要是楊寫的。李認為該論文為物理史上具裏程碑意義的學術報告，讓一個非專業人士代為書寫的說法太過荒謬，論文是他主筆，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寫的。
到底那個版本是真實的？楊說他手頭沒有文獻以百分之百的可信度來回答此問題，但是有一個旁證，也就是間接證據。他的證據是李在1986年的論文集中沒有對論文主筆提出異議。但是李在2003年答記者問和《李政道傳》都反駁了這個說法，1986年沒有反駁不能說明什麽，可能是疏漏。
楊的這個間接證據沒有說服力。
楊駁文第七條列舉了一個競爭對手寫信寫給楊，而不是李，排序也是楊-李，由此認定他比李更重要，首先，一位科學家通信寫給他就能得出楊貢獻更大的結論嗎？這頂多隻能算作間接證據。就算是這一個競爭對手認定他更重要，還有其他那麽多科學家呢。這是以偏代全的證明辦法，沒有說服力。
楊駁文第八條和誰先把分歧公之於世的爭論有關，我在下個章節2.2裏有具體分析。
楊駁文第九條 提到(李)這時他才得知,xxx帶頭寫信給中國政府,對CUSPEA計劃表示抗議。楊申明他沒有用任何方式反對過CUSPEA，這個應該是可信的。但是李政道在文中寫的也是“xxx”，並沒有點名，也沒有說就是楊振寧。
楊駁文第十條楊發感慨，沒有什麽信息量。
楊的反駁一共十條，內容幹澀，並沒有多少幹貨，不少說法都有些似是而非和誤導，有些詭辯的意思，有幾條是間接證據，有幾條就是湊數的，側麵說明他根本沒什麽好駁斥。對於李提到的關於誰先提出突破思想的最重要的兩個佐證，文獻證明和旁人佐證，楊都沒有辦法拿出確鑿的證據反駁。
相比而言，李的反駁一共18條，證據確鑿，邏輯嚴密，敘述詳盡，細節很多，全文令人信服。最後一條提到楊振寧父親楊武之先生在病榻前對李政道說：“很清楚振寧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經過，振寧對不起你，請你原諒。” 令人動容。
當然，不同的人閱讀可能感受不同。
綜上五點，我認為李所述”宇稱不守恒思想突破是他1956年4月上旬獨立地做出的，明確地與楊振寧無關“是站得住腳的。
2.2 關於誰先把分歧公之於世的爭論
楊認為把他們的不合首先公之於眾的是李，他引用了李1970年在西西裏島的一個演講《弱相互作用的曆史》的一段話：
“那時，宇稱算符P的真實含義還不清楚，至少對我(李)來說是這樣。當然，我了解它的數學特征：P應由一個希爾伯特空間中的麽正算符來表示，而在P的作用下，例如對於自旋為1/2的費米場，我們可以得到等等。我假設，β衰變可用一個更加普遍的拉氏量來描述，它包括10項耦合常數，即通常的5項Ci(i=S，P，V，A，T)以及另外5項宇稱破缺常數C'i。隨後我從吳健雄那裏借到一本由齊格班(K.Siegbahn)編的有關β衰變的權威著作，和楊振寧一起係統地計算了所有可能的宇稱破缺的效應。”
楊認為“這段文字的含意很明顯：觀念上的探索、進展都是由李主導，李帶著楊做研究，楊的貢獻隻是做了些計算而已。因此我知道我不能再沉默，於是在《1983楊》這本論文集中寫下了一些我們多年來合作的細節“。
李政道說“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曆史》 一文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學校一小時的演講，內容是1930-70年弱作用發展四十年曆史的大綱，根本沒有討論宇稱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情形，當然，也完全沒有強調是我獨立地做出的突破。同樣地，富蘭克林1979年的文章中，和伯恩斯坦的文章一樣，也沒有涉及在楊和我之中是誰首先獨立地做出了宇稱不守恒思想的突破這個問題，也沒有偏袒哪一個人。楊振寧之所以要這樣做，無非是要尋找一些借口，為他在1982年的《楊振寧論文選集》裏重寫曆史所用。”
因此，李政道認為是楊振寧首先把他們的不合公眾於世。他說：“楊振寧1982年，公開地以文獻的方式重寫曆史，搶奪我在宇稱不守恒突破上，以及其它方麵的貢獻。這使我不得不寫下我1986年的回憶，以維護真理。”
我認為楊提供的李說的那段話並沒有公開說他們有什麽矛盾，非常平淡，沒有攻擊性，李的確沒有強調是他獨立做出的突破，雖然這的確是事實（這從我前麵的五點分析可以得出結論），一般人看了毫無感覺，但這卻讓敏感的楊覺得不可忍受，縱觀曆史，楊一直非常介意誰是主要貢獻人，也一直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主要貢獻人，所以的確李這篇演講隻是楊的一個借口，首先把不合公開的是楊。
2.3 關於兩人和費米之間的關係的爭論。
在《楊振寧傳》中，楊振寧說：“費米做了他的學位論文導師，但他總是轉而向我尋求指導。因此，在芝加哥的歲月裏，事實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師。”
李政道在答記者文裏說：“這完全是他牽強附會的自誇自讚。任何學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費米教授這樣傑出的大物理學家為導師，怎麽會去找另一位費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順利的研究生做老師呢？前麵已經講過，楊振寧既不是費米教授的研究生，又從來沒有在這些與粒子物理有交叉關係的任何一個物理領域中工作過。楊振寧怎麽能夠毫無根據，將費米教授幾年教導我的事實，一手抹煞，而強將費米教授培養我的成果變成為他的功勞呢？一個人靠著年紀比別人大幾歲，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說成是別人的老師，既有失謙虛，又十分可笑。不顧事實的好為人師，不是一種正常的心態，不是一位有知識、有修養的學者應有的品格。”
李曾提到“費米開了一門夜間課程，隻有被邀請到的學生才能參加。非常幸運，我被邀請到了，這是很特殊的。這門課在1948年到1949年共進行了約兩年。每個星期他都會布置一些問題。”李的許多記錄證明李是費米的得意門生，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的導師是泰勒，不是費米。他一開始想找費米做導師，但費米沒有同意，李在答記者文中有他和楊在芝加哥大學求學的詳細記錄，感興趣的可以搜看。
另外還有一些別的爭論，比如《楊振寧傳》裏說1948年以來李楊長期合作的許多文章，90％是他起的頭，他做的主要突破，他執筆寫的文章，包括獲諾獎的文章在內。李認為“楊振寧的說法完全不準確，完全不符合事實。這都是楊振寧單方麵的自誇自讚，想用這種極端誇大的說法，惡意貶低我的人格和貢獻。從上麵講過的1956年宇稱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1948年我和羅森布魯斯和他合作的文章《介子相互作用》這兩個例子來看，他的謊言已經不攻自破了。”
李在答記者問裏對此有詳細闡述，這裏不再展開。
3、 真的是無解之謎嗎？為什麽要細究這段曆史？
我寫這篇文章特意谘詢了幾位學物理的高才生，都是國內頂尖物理係本科畢業，美國讀的博士，其中兩位還見過李政道老師本人，他們普遍的反應是他們合作的東西，兩人各執一詞，很難說請真實情況是什麽，認為是一個無解之謎。如果學物理的人都搞不清楚，普通群眾就更加糊塗了。但真的很難嗎？李楊決裂真的是個無解之謎嗎？曆史有真相嗎？很多的時候，曆史的確沒有真相，幸運的是這段曆史還沒有過去很久，互聯網也都有記憶，隻要肯花時間，是可以弄清楚的。
還有人認為沒必要爭誰的貢獻大，既然給了兩個人，那兩個人都是有貢獻的，都是諾貝爾獎得主。是的，的確沒必要爭，多人共同得獎的情況很多，誰的貢獻大點小點又何妨？但是是誰一直在爭呢？
1952年爭論文署名排序的是誰，1957年頒獎典禮爭出場順序的是誰，1962年《紐約客》爭名字排序的又是誰？如果是你，你會不會停止和這種人的合作，遠離這種人？
爭的那個人是放不下的那個人，是計較的那個人。那個一直在爭的人，其實已經輸了，輸在格局，輸在氣量。
很多不明就裏的人的覺得兩個人都在爭誰的貢獻大，但其實李政道一直是不爭甚至是謙讓的那個人，這從他1952年第一次合作同意第一篇論文把楊署名在前，和諾貝爾獎同意讓楊走在前麵可以看出。當第三次楊再一次對署名順序提出異議，李政道先生決定不再和楊合作。這個決定也是合情合理，但李政道即使在這個時候分手，也是不發惡聲。
之後的每一次，他都是被動做出回應，第一次態度輕柔，且是等了4年之久，第二次他是在幾個月之後迅速回擊，而且回擊非常有力，兩次回擊後許多年楊都沒有公開回應。
李政道回擊的意圖也是澄清事實的真相，而非爭執誰的貢獻大，因為他認為自己根本沒必要爭，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雖然我們是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獎，但是關於宇稱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獨立做出的這一點，是有文獻記載的，同行們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觀的事實。可是我從來沒有去強調這一點。也從來沒有因此去損傷楊振寧，去貶低他在與我合作完成宇稱不守恒論文上的貢獻。但問題的關鍵是，楊振寧從1982年至今，總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獨立地做出了宇稱不守恒這一突破的事實。他關於這一問題的敘述，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
我認為有必要細究這段曆史、這樁公案，盡可能還原事情本來的麵目，我認為讓這樣一位德才兼備偉大的科學家蒙詬是不公平的。李先生是被動帶進這場所謂的爭鬥。他人品高潔，並不願意爭名奪利，但是在一些基本的事實被篡改，甚至是黑白顛倒的時候，當他的學術才能被貶低，貢獻被抹煞的時候，能忍受的人又能有幾個？這個事情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但是造成這個巨大的悲劇的原因是什麽？
李政道先生在答記者問的文章最後說：“事實上，對楊振寧如此這般的行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麽。“
但答案其實很簡單，兩個字，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