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律中心研究員黎恩灝 (Yan-ho Lai) 近日在中國民主季刊上撰文，詳細分析了香港獨特的“威權法治”。他指出，“香港的法治，先天缺乏民主體製支持，本身已經脆弱。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時期帶來的威權式法律，加上中共接管香港後的威權統治，尤其是實施國家安全體製後，令香港的法治發展，依循當代威權及半威權國家的軌跡， 一直向‘威權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的路徑發展。”
他指出，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許多針對反殖者的威權法規被引入，並賦予行政機關廣泛的權力。1970年代之前，香港法治狀況堪憂，殖民政府也引入限製政治自由的法律工具。六七暴動後，港英政權通過立法增加對公共秩序的控製，但同時也推行了一係列改革，改善了民生和社會公正。然而，港英政府並未完全實現民主自由，法治更多地是被用來維持殖民統治。
他引用民主化研究的觀點，表示法治與民主製度密不可分，缺乏法治會導致專製和威權。然而，威權國家的法律和司法往往為政權服務，以鞏固權力。研究表明，威權政體通常會保留司法機關的某種自主性，既塑造法治形象，也使法院成為鞏固政權的工具。
中共在1972年將香港從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中剔除，使香港人無法推動獨立運動。1980年代，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中共反對“三腳凳”式談判，強調香港問題是中英兩國事務。中共在《基本法》中承諾保留香港的自由和司法獨立，但事實上中共通過釋法等手段削弱了香港法院的權力，使香港司法受製於北京的政治意圖。
2020年，中共通過“港版國安法“，涵蓋“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等罪行，引入新的國安機關，賦予行政長官極大權力，削弱司法獨立。國安法實施後，當局拘捕大量異見人士，壓製公民社會和媒體。香港的法庭在國安案件中往往偏重行政定性，忽視國際人權標準，導致公平審訊難以保障。
因此，香港的法治體製因殖民遺留的法律和中共的威權統治，已經發展成為“威權法治”。無論是殖民統治者還是後殖民政權，都利用法治語言和製度包裝，擴充行政權力，削弱司法獨立，限製基本人權，打壓反對勢力。
在後殖民年代，港府和中共不斷矮化香港法院的角色，激活殖民時期的高壓法律，鞏固權力。2020年中共實施《港版國安法》，建立國家安全體製，進一步削弱司法獨立，打壓民主運動，令香港的法律體製逐漸與中共的法律意識形態接軌，未來法治發展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