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馬斯克再次把“覺醒病毒（Woke Mind
Virus）”這個詞搬了出來，講述了他兒子變性的故事。在馬斯克的描述裏，他兒子誘騙他簽署了變性同意協定，並且在之後斷絕了父子關係。馬斯克認為是“覺醒病毒”害了他的兒子，並且從此誓言要跟這個“會摧毀現代文明”的病毒鬥爭到底。
不過，所謂的“覺醒病毒”到底是什麽意思，馬斯克其實沒有準確的定義，有的時候他甚至將其稱為“換了標簽的共產主義（Rebranded
Communism）”或者“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因為他聲稱自己的兒子成了“馬克思主義者”。考慮到馬斯克混亂的家庭關係和馬斯克個人的控製狂特質，變性大概率不是他們父子關係破裂的首要原因。
但無論如何，馬斯克發明的“覺醒病毒”這個詞，在美國被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所接受並歡迎，用來泛指一切民主黨所支持的“政治正確”、“身份政治”文化。
如果關注歐美近些年的文化產業，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影視還是文學還是遊戲，都喜歡夾帶各種“政治正確”的元素。那些少數群體的代表，不管是否合適於主題，你總要迫於或明或暗的壓力加進去，即便會讓作品顯得不倫不類。
比如奧斯卡獎就有明確規定，需要競選作品滿足一係列包含少數群體的標準，從而保證所謂“DEI（多元、平等、包容diversity，equality，inclusion）”的精神。而遊戲業也有各種團體負責審核遊戲是否符合“DEI”標準。前一陣就有傳言說，遊戲“黑神話”的製作公司因為拒絕了名為“Sweet
Baby Inc”的政治正確顧問公司“勒索”700萬谘詢費，就遭到了歐美遊戲評論網站的惡評。傳言是否屬實尚不清楚，但“Sweet
Baby
Inc”確實是一家在遊戲業界很有爭議的公司：他們表麵上是幫助遊戲公司製作更符合DEI標準的遊戲，實際上卻被很多人認為是個敲詐遊戲公司的審核機構。
別說文化產業了，教育界也一樣。比如我所在的匹茲堡大學政治學係，退休的俄羅斯老教授就抱怨，這兩年係裏為了推進DEI工作，招募了符合DEI身份的教授，研究DEI課題的教授，以及負責DEI工作的職工……這一來一回製造了很多崗位，就把本來應該研究俄羅斯的崗位給擠走了，讓係裏麵對當前世界局勢兩眼一黑。當然，考慮到拜登內閣還為了政治正確，挑選了一位在上任後還偷行李的能源部核能辦公室副部長，我覺得匹大好像也沒那麽離譜了。
馬斯克這次又提到“覺醒病毒”，背景是加州剛通過了一條很離譜的法律，禁止各學區在學生變性的時候通知其家長，除非學生本人同意。所以很搞笑的是，美國的孩子們在還不能喝酒的年紀，就已經可以不通知家長就變性了。馬斯克直接借此表示要把公司從加州遷到德克薩斯。不過話說回來，考慮到很多當代美國家長本來就不怎麽負責，這法律可能也沒那麽離譜。
從某種角度看，“覺醒病毒”似乎讓美國“禮崩樂壞”。但是問題在於，為什麽從上到下都有人在支持這些所謂的“覺醒病毒”？通過那些看似離譜的法律，挑選那些看似離譜的人？
簡單來說，都是政治需要。
LGBT群體雖然是少數，但是他們擁有著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政治影響力。從LGBT群體自身的角度來說，為了爭取自身的利益，他們需要有著比主流群體更加強烈的政治意願和更加強大的行動能力。
就和美國的任何少數群體一樣，LGBT有著自己的政治組織和活動團體，並且在近年來將越來越多的代表送進了美國各級政府和議會。在2020年大選，代表LGBT的團體投入了約700萬美元給民主黨。其實這個數字不算特別高，但是除了金錢之外，LGBT群體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於其動員能力。在2020年，有93%的LGBT選民參與了投票，並且有81%的人投給了民主黨，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如果你對這個投票率沒什麽概念，作為參考，2020年大選美國選民的投票率隻有66%，這已經是曆史最好水平了。
而且LGBT雖然是少數，但也有著將近10%的選民比例。而由於年輕人中LGBT的比例越來越高，一些預測認為在2030年，LGBT的選民比例將從十分之一提升至七分之一，甚至在2040年可能提升到五分之一。
所以LGBT有著超出比例的政治影響力一點都不奇怪，人數可觀，投票率極高，他們就是民主黨要捧在手心裏的鐵票倉，是能決定選舉成敗的關鍵力量。對於2020年大選，華盛頓郵報還專門計算了一下，如果少了LGBT群體的投票，那拜登就要輸掉幾乎全部搖擺州。
所以拜登也投桃報李，在上任之後給了LGBT群體內閣位置，並撤銷了軍隊中的LGBT禁令。LGBT群體和民主黨就這樣形成了一個循環，LGBT支持民主黨，民主黨反過來支持LGBT擴大他們的影響力，LGBT再用更大的影響力去支持民主黨。
因為美國的各級選舉都是贏者通吃的，而兩黨的主流選民基本都是已經固定下來的，那麽爭取中間那些少數群體往往就是兩黨最重要的任務，就和在總統大選中雙方爭取那幾個搖擺州是一個道理。在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下，少數反而決定多數的命運，這是美國政治的一個常態。所以除了位於種族歧視鏈條底端又不懂政治的華裔，美國大部分少數群體，不論是黑人還是LGBT還是南方福音派，他們都有著超出人口比例的政治能量。
對民主黨來說，支持LGBT和身份政治是個性價比很高的事情，操縱文化議題可比振興經濟解決社會問題容易多了。主流選民要這要那，你不知道怎麽滿足，滿足了他們也不一定選你。而LGBT的訴求明確，又很好滿足，而且忠誠度高，能帶來實質的選票，當然更值得關注。同理，那些看起來離譜的“政治正確”配額和審核也是一個道理，因為他們可以很容易地吸引特定群體的支持。
當然，同樣的道理放到共和黨也是適用的，他們也有相反的文化議題可以操縱，也有像LGBT一樣穩固而有行動力的少數群體作為鐵票倉——比如著名的白人福音派。雖然共和黨主流就有著不少的文化保守主義和種族歧視成分，但是像近年來那樣極端到天天發癲，又是公開接近3K黨又是推廣各路陰謀論又是打算拿《聖經》治國，也是跟黨內極端少數派互相促進的結果。
所以對美國人來說，他們要麵臨的病毒可不止“覺醒病毒”一種。在美國南方很多地方，學校不讓教進化論，不讓教種族歧視的曆史，還根據宗教信仰禁書，這又算什麽？馬斯克說加州法律離譜就要搬到得州，可是得州法律不光禁止墮胎，還鼓勵民眾告密舉報墮胎，這就不離譜了嗎？
但是沒辦法，這種事情就是容易出政績，容易掙選票。從MAGA到“覺醒病毒”，美國兩黨早就發現了，財富密碼從來不是做該做的事，而是做容易做的事。
我幾年前就在觀察者網寫過一篇文章，《下架亂世佳人總比下架種族歧視容易》。對於民主黨來說，他們不需要真的關心LGBT和少數族裔，隻要做出能讓他們交出選票的事情就夠了，至於這些事情是否合理，是否真的對這些群體好，那其實不重要。
某種程度上講，民主黨的“政治正確”政策越離譜，越是能激起其他人的憤怒，就越能把這些少數群體綁在自己的陣營裏，用來對抗“反動的共和黨人”。而對於共和黨來說，情況也是一樣的，想要解決白人底層民眾的貧困問題毒品問題是困難的，但是給他們立一個“墮落的民主黨人”的靶子是容易的……至於關心選民解決問題的責任心，那是什麽？
當然，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問題歸結為個體政客沒有責任心。因為麵對係統性問題，個人能做的也就那樣了。你再有責任心，也不可能讓時光倒流，回到那個美國經濟文化都欣欣向榮的時代。製造業回歸喊了多少年，鏽帶該什麽樣還是什麽樣。種族歧視問題說了那麽久，仇恨犯罪該來還是來。
別說政客了，就連美國普通人也早就習得性無助，喪失麵對困難的勇氣，選擇跟著政客一起自我催眠，裝作隻要MAGA或者“覺醒”就能解決問題。政治變成粉圈再變成邪教。政客們造神，政黨們傳播神諭，選民們就安心地當著教徒給兩黨上祭品就好了。共同懷念的那種美國夢，那種強調努力和奮鬥就能成功的精神，就這樣讓位給了如今這種毫無責任感的時代精神。
馬斯克的“覺醒病毒”，不過是美國社會這種責任感缺失的一個側麵罷了。對於兒子和自己斷絕關係，馬斯克從學校怪到社會怪到馬克思主義，就是不怪自己，也不真正關心兒子，甚至要造一個“覺醒病毒”的名詞，隻是想拿這件事來繼續擴展政治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