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來，中國人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迷茫與徘徊中，進行了抗爭、學習、融合、改革與改良。外部列強勢力犬牙交錯、內部政治鬥爭拉鋸不斷、內外部戰爭頻仍、洋務運動開啟、新一代知識分子開始成長、民智漸開、工業發展……在各種驅動因素的迭加與聚合下，迭變繼續。
然而，甲午之戰的失敗以及稍後列強強租膠州灣、廣州灣等，深刻刺激了中國人，成為近代中國的轉折點，罕見的奇恥大辱震撼了國人。
震撼之後則是懷疑、彷徨、困惑與憤怒，是民族精神的大覺醒，是迭變的加速：維新變法、新政、共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花了幾百年所走的路，中國社會結構急劇變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亡與新生撕扯著苦難深重的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至此也才真正展示出其優勢與劣勢，困境與順境。這是中國曆史內在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西方文明的強勢衝擊下，中華文明麵臨著最嚴峻的挑戰。近代中國該如何應對這種變局？中國社會發展與變革的驅動力是什麽？引發中國迭變的各種驅動力是什麽，是如何交織與迭加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影響中國文明進程的？基於此，本書重新審視近代中國，探索內在的政治演變邏輯和社會發展規律，以期以史為鑒。
著名曆史學者蔣廷黻在討論林則徐、琦善與鴉片戰爭關係時有一段話發人深省。蔣廷黻說，琦善受命前往廣東處理中英衝突時，確實沒有準備在軍事上與英國人決一雌雄，他大概知道兩國在軍事上的差距，知道訴諸戰爭的後果，審時度勢，做了一個理性選擇，拯救了國家，挽住了大清的一點兒臉麵。
然而，琦善的理性選擇卻使他個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為國人皆曰可殺的賣國賊。這是琦善的個人悲劇，更是近代中國的巨大失誤。按照蔣廷黻的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麵化解中英衝突，那麽中國一定會按照林則徐設定的路徑選擇戰爭，中英必將有一次大戰：戰則必敗，敗則必速和。速和不僅可以使中國的損失大幅度減少，而且可以使中國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維新，進行政治改革。換言之，中國應該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轉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會發生後來那麽多政治、文化上的動蕩與波折。
仔細想想，蔣廷黻的這個看法雖說殘忍，但確實是對的。《南京條約》使中國損失不少，比如，割讓香港，但對一個長期受人恭維的“中央帝國”來說，一千二百萬元洋錢的賠款確實是小菜一碟。至於五口通商，不過就是在原先廣州一口通商基礎上再增加四個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過是四個“經濟特區”。清政府在經過短暫痛苦後很快就覺得慶幸，因為戰爭終究過去了，中國重回帝國老路，可以繼續“天朝上國”的美夢了。
清政府確實沒有大難臨頭的緊迫感，中國的知識精英除了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沒有人注意到英國與先前那些“蠻夷”有什麽不同。他們的普遍認識是，即便英國人與周邊蠻夷不一樣，那與過去兩百年一直在東南沿海活動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應算同文同種吧？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被曆史證明不過爾爾，那麽英國又怎能讓中華帝國心服口服？
鴉片戰爭表麵上因鴉片而戰，其實戰爭結束後鴉片貿易並沒有被禁止。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最大的失敗不在戰場上，而是戰爭結局根本沒有讓中國改變一絲一毫。也就是說，中國國際貿易收支依然無法通過正常貿易實現平衡，鴉片依然是英國平衡對華貿易的重要手段。
戰爭結束了，和平重現了，但中國人沒有弄清這場戰爭的意義，沒有弄清英國人不惜發動戰爭的根本目的。中國沒有利用這五個新通商口岸引進西方近代以來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創造，沒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養中國市場，培養新興產業，培養新的社會階級和階層。清政府上上下下在戰爭結束後依然渾渾噩噩，繼續陶醉在中國文明的昔日光環之中。
導致中國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遇到了一個比較現代的工業社會。這是兩個時代的差異，沒有先進落後之分，隻有時代不同。中國在那時唯一應該走的路，就是林則徐說的“睜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說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然而為什麽中國在挨打之後不長記性，繼續陶醉在祖先的榮光中呢？
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失敗是因為軍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連帶著整個士大夫階層，都不如人。不論中國怎樣拚命抵抗，都沒有用。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學西方，就是改變自己。
在過去的幾千年裏，中國不止一次遇到過鴉片戰爭這樣危險的情形，但中國都沒有像鴉片戰爭之後這樣無所謂。按照胡適的研究，中國之所以在無數次危機中安然前行，是因為中國總能在被異族征服之後反超征服者，讓征服者最終同化於中國文明之中。那麽，這一次為什麽不行了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當時除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之外，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弄清中國失敗的根本所在，不相信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會輕易敗在別人手裏。中國文明原本具有的變革精神反而在失敗後被遮蔽、被忽視，將失敗視為偶然，不承認或者說根本沒有意識到中西文明本質的差別，也就無法產生變革思想，甚至將鴉片戰爭之前所具有的那點變革思想予以廢止，比如，龔自珍在戰前所表達的變革主張。失敗沒有促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覺醒，反而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帶進了更加保守的境地。
傳統中國是“士農工商”結構的“四民社會”，在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中，真正引領社會進步的是士大夫階層。士大夫階層在很多時候引領社會往前走，但在文化問題上，士大夫階層相對說來比較保守。他們在過去幾千年對中國社會的巨大貢獻，就是對文化變革持有一種近乎本能的適度保守。傳統既是他們需要保護的精神，也是他們的資本。他們所知道的學問隻是天下國家，離開了天下國家，他們就無所適從，不知所措。文化的動搖或不信任，對於士大夫階層來說至關重大，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從頭開始，“盡棄其學而學焉”，像日本人後來那樣，轉身向西，用一種新學問取代舊學問。這是先驅者的悲劇，是中國文明的悲哀。中國文明自古以來強調與時俱進，生生不息，但到了運用關頭，中國還是錯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好機會。
士大夫階層經過千百年的發展，已由勇於創新變得保守怕事，他們越來越顧忌自己的名譽、身份、地位，越來越擔心清譽受到質疑和顛覆，因而他們當中即便有人意識到了時代趨勢，也隻是私下議論，不願作為公共話題進行討論，更沒有勇氣公開號召，倡行天下。比如林則徐，在與洋人交往中已相當清楚中國問題之所在，知道中國在軍事上與西洋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所以他力主購買外國槍炮、輪船，安排專人收集、翻譯西方資料。林則徐的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響了魏源，使魏源有機會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積極主張。林則徐、魏源的這些思想主張在二十年後深刻啟發了日本，明治維新雖有很多原因，但林則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國圖誌》起到了相當大的啟發作用，已為研究者所定論。
林則徐有這樣的覺悟和認識，但他在那個時代並不敢公開提倡，他所說的“睜眼看世界”模棱兩可，含混不清。中國人從來都知道有個世界，而且知道這個世界遠不如中國。林則徐的真實意思是睜眼看世界，終於知道了中國與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願或不能直白說出來。他寧願讓那些主持清議的士大夫、言官在美夢中繼續沉睡，讓國家在迷夢中繼續墮落，也不願犧牲名譽與時俗抗爭。
這種士大夫心態使中國坐失二十年的時間。
鴉片戰爭後，中國按理說應該很容易走上變革之路，知恥而後勇，奮發圖強，學習西方，即便從“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層麵，也不應該照著舊模樣繼續統治下去。然而在大清，這些不應該都變成了必然，中國此後坐失二十年光陰，直至下一次危機出現，直至經曆下一次更大的失敗，中國方才覺醒。
02
一百多年後，我們覺得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是奇恥大辱，特別是《江寧條約》，以及第二年《虎門條約》所規範的一係列通商製度和交往原則，不僅使中國蒙受了巨大損失，而且極大侵犯了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是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不平等交往的開始。
對於這六條內容，戰爭打敗了，願賭服輸，並不必懷疑。割讓香港，也不是一百年後的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悲壯，因為香港究竟在哪裏，朝廷中很多人並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商業價值和國防意義，也不像後來那樣重要。鑒於那時的中國還處在開疆拓土的農耕時代，朝野無法接受的是曆史逆轉，是從開疆拓土轉向了割地。痛心的要點是地，而不是香港或香山。
真正引起朝野巨大恐慌和不滿的是五口通商。
從過往兩百年的曆史特別是最近幾十年的曆史看，英國人這些想法的可行性並不值得懷疑。中國改革開放後在很短時間內就培養了國民對外國物質文明的喜愛和消費習慣，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提升，中國政府隻是在政策上做了一些變通，沒有犧牲自己的利益，反而增加了收益。
當然，後世中國的經驗，道光帝是不可能明白的，朝野容忍了五口通商，依然沒有想到利用這個機會去改變舊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更沒有想到產業創新、升級和轉型。
中國在鴉片戰爭後沒有利用五口通商的機遇加大自身產業改造，沒有創新，沒有轉型，隻有固守。然而這種固守隻能導致那一代或稍後一兩代手工業者的生活更悲慘、更無助。假如中國在五口通商後痛下決心，轉型升級、更新換代，用西方大機器生產替代傳統手工業，或許隻有一代人痛苦，但完全可以相信，中國一定能夠跟上西方工業化的步伐，緩慢地從一個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
五口通商原本是中國跨越時代的良機，但清政府以各種理由拒絕將這五個“經濟特區”的局部經驗向更大範圍推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因此推遲了五十年。至於中國工業化起步，至少也人為耽擱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國再次敗在西洋人手裏，中國方才不得不踏上工業化的道路。
確實，自從五口通商開始，中國農業、農村便處在逐漸蕭條的狀態，農民也麵臨全麵被拋棄的境地。這是工業化帶給任何國家的必然結果，沒有一個國家能逃出這個定律。假如五口通商後，清政府由五口大幅度推動中國工業化，容忍中國工業的發生與發展，中國農業是否一定全麵休克？
曆史無法假設，清政府沒有這樣做，既沒有保全傳統農業，也沒有適度發展自己的工業。朝野最留戀的，其實就是傳統社會的寧靜與安逸，是一種前工業文明。
03
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二十年，中國沒有抓住五口通商帶來的機遇，沒有下功夫引導中國利用這個機會實現產業轉型，將農業文明轉軌到工業文明；也沒有耐心去引導消費，培育市場，培養中國人新的消費習慣和消費理念。中國在經曆了戰爭短暫的痛苦後，很快重回寧靜與安逸，重新享受農業文明的好處。
或許是因為中國社會的惰性，或許是因為統治者無知、自私，中國沒有從五口通商走向世界，反而以擴大通商引誘國人抱怨西洋人，以為五口通商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傷害。至於在五口居住、營業的外國人所享有的治外法權更是對中國的不尊重。
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期，又因為中國那時對國際公法、國際貿易體製與規則並不理解，穆彰阿、伊裏布、耆英、黃恩彤等人的建議與決策確實問題多多，中國也確實因他們先後簽訂的那些協議喪失了不少經濟利益，喪失了一些主權甚至尊嚴。但是，應該肯定的是，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們的貢獻和失誤，其實都是那個大變動時代的一筆精神財富，值得珍視，不必總是以後見之明去指責他們媚外、賣國，而是因為時代，因為無知，因為我們中國那時還遠遠沒有現代意識，遠遠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