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中國遊泳國家隊的營養師於良在微博上發文感慨，全隊31名運動員在到達巴黎後的10天內，總共接受國際興奮劑檢測組織的檢查200次，平均每天接近20次，每人平均5-7次。
查的次數太多，連檢察官都和自己混的臉熟了，其中一人告訴於良，他們這麽做也是出於無奈，這些都是上麵製定的計劃，如果換成其他隊伍被這麽來回折騰，恐怕早就四處投訴了。
在博文的最後，於良還附上了一張中外運動員2023年興奮劑檢查數字的對比表，中國選手以一騎絕塵超出其他國家一倍還多的數字獨占鼇頭。此外，根據反興奮劑組織公示的2023年度興奮劑檢測排名前50的運動員中，中國選手就有32個，而其他遊泳大國，如美國、加拿大的選手，隻有4個和3個這樣的個位數。
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到，長期以來，中國遊泳隊運動員都在接受不正常的、高頻次的興奮劑檢測，盡管如此配合，且鮮有怨言，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然試圖以輿論威逼的方式，敗壞中國遊泳運動員的聲譽，意圖通過肮髒的場下手段，剝奪中國遊泳運動員的參賽資格。
隨著2024年巴黎奧運會的臨近，又一場由美國政府發起、媒體衝鋒在前，針對中國遊泳運動員的圍獵，已經悄然上演。
《紐約時報》近期刊發的關於2021年中國遊泳隊23名運動員受汙染事件的文章
早在今年4月初，德國電視台ARD和美國媒體《紐約時報》連手，先後就一樁發生在2021年的23名中國遊泳運動員曲美他嗪檢測陽性事件，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發起詰難。《紐約時報》起了一個相當驚悚的標題：“23名中國遊泳選手東京奧運會前藥檢陽性，仍參賽並奪牌”，字裏行間都在暗示，中國遊泳隊在東京奧運會上的獎牌都是靠吃藥吃來的。
文章開篇就斷言，這是一次在中國高層官員和國際興奮劑檢測組織聯合運作之下被掩蓋的興奮劑醜聞，且不斷地在後文中重複提及中國在興奮劑使用方麵有不良曆史，因此不值得被信任。貫穿全文的除了一大堆言之鑿鑿“這裏肯定有貓膩”卻不能透露任何身份信息的知情人，並無任何關鍵性證據的提出，隻有美國反興奮劑機構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泰格特聲嘶力竭地表示：“所有掩蓋這些陽性結果、壓製勇敢舉報者聲音的肮髒之手，都必須依照法規充分追究責任。”
《紐約時報》甚至在文中使用俄羅斯花滑運動員卡米拉·瓦利耶娃在曲美他嗪呈陽性檢測後被禁賽的案例（在此案件中，瓦利耶娃曾經提出自己是誤服了家中長輩的心髒病藥的主張）來暗示，中國反興奮劑機構（CHINADA）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提供的運動員誤食攝入曲美他嗪的說法並不值得采信。
至此，《紐約時報》得出結論，沒有實施任何停賽處罰，也沒有進行公開披露，國際反興奮劑機構竟然默許了作弊的中國運動員去參加東京奧運會。文章還不遺餘力地將這種“作弊”行為和中國為取得榮譽不擇手段的抹黑聯係起來，為此，甚至不惜對世界發興奮劑機構開炮，斷言其公正性早就受到多國的懷疑，現在唯有美國反興奮劑機構才是一心一意在維護國際體壇的純潔和幹淨。
顯然，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對這種惡意中傷十分不滿，迅速對《紐約時報》等媒體的報道進行了有力回擊。在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官網4月20日發布的一篇聲明中，開頭第一句就是“鑒於本周一些誤導性和可能誹謗性的媒體報道，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將提供關於23名中國運動員在2021年測出曲美他嗪陽性的更多資料。”——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憤怒已經快溢出屏幕了。
在這份聲明中，國際反興奮劑機構詳細記述了整個事件的經過：
2021年6月，國際反興奮劑機構接到了來自中國反興奮劑機構的通知，有23名遊泳運動員在該年年初因為無意中接觸到汙染物而被檢測出曲美他嗪陽性的事實。接到通知後，國際反興奮劑組織按照正常的調查流程，先是從中方手中獲取了完整的案件檔案，隨後又收集了關於這次曲美他嗪檢測陽性案件的科學信息（為對外公布），並向其他獨立的科學專家谘詢。在長達數周的審查之後，科學家和外部的法律顧問徹底驗證了中方提出的汙染理論，且鑒於汙染的具體情況，認定運動員沒有過錯和疏忽，最終根據外部律師的建議，不將該案件提出上訴。
可見這件被西方媒體熱炒的中國遊泳運動員藥物檢測陽性事件並不複雜：發現藥檢陽性——中方機構主動報告——國際機構介入調查——調查結論沒有過錯，不予追究——案件終結。
2022年，國際檢測機構曾經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提出此次事件的樣本可能存在問題，於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情報和調查部門再一次對該案件進行了獨立審查，得到的結果是遵循了正規的程序，沒有任何不當行為的證據。
2023年4月，美國反興奮劑機構“收到風聲”，通過電子郵件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取得聯係，要求了解案件經過。他們聲稱“一個未明的信源”提供的情報表明，有陽性案例被刻意隱藏。
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藥檢陽性的結果就是由中國反興奮劑機構自主上報的，何來刻意隱藏一說？唯一的解釋，大抵就相當於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版的“我有一個朋友”吧。
對於美國三番五次的胡攪蠻纏，被搞得心煩意亂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聲明中直言，如果美方向他們提供任何證據，他們可以開始重啟案件調查。但關鍵就在於，美方無法提供任何證據。並且，美國反興奮劑機構還拒絕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同那個所謂的“一個未名信源”進行任何接觸，以了解情況。
美國反興奮劑機構首席執行官特維斯·泰格特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官網
同一天，麵對美國反興奮劑機構首席執行官特維斯·泰格特的無端指控，世界反興奮劑組織還專門又發了一條聲明，稱其指控是出於政治動機，旨在破壞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保護全球體育的工作。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別無選擇，指出對於特拉維斯·泰格特的虛假指控，會將此事提交法律顧問采取進一步行動。
熟練掌握新聞學奧義的西方媒體當然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官方說明不買賬，仍像個壞了的複讀機似的，不斷重複著“事發新冠疫情期間，你調查受限，所以證據不可靠”“23名運動員同時被檢出藥物陽性，規模之大必然是有更高的力量在背後主導”“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報告根本無法指明汙染的發生途徑，不能讓人信服”等言論。在輿論的輪番轟炸之下，不堪其擾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甚至在4月22日專門召開了一場麵向所有人的媒體會，並在會後上傳了會議錄像。
在此後的兩個月間，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又發布了一係列的官方文件，回擊西方媒體的虛假指控。平均每周都要發布一篇，數量多到直接在首頁最顯眼的位置創建了一個專欄。4月29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上傳了一份名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出版的有關中國遊泳選手受汙染個案的介紹和常見問題》的PDF文件，在這份文件中，就部分西方媒體提出質疑的內容再一次從細節和邏輯上予以澄清。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官網上發布的專欄文章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在這些文章中，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給予了明確的解釋和回擊：
2021年1月1日-3日間，中國反興奮劑機構收集了60份中國遊泳運動員的尿液樣本，這是一場全國性質的遊泳比賽，共有201名運動員參加，本次比賽不是奧運會選拔的資格賽。
由國際反興奮劑機構認可的北京實驗室在檢測發現藥物反應呈陽性後，相關結果便進入到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反興奮劑管理係統（ADAMS）中。2021年4月，中國反興奮劑機構正式通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這一情況，且開始調查樣本中曲美他嗪的來源。
綜合所有因素，國際反興奮劑機構認定這極大可能就是一起群體受汙染事件。
首先，參加檢測的23名遊泳者的28個陽性樣本都是在同一時間送檢，但曲美他嗪的檢出水平一直都非常低。
其次，這些遊泳運動員來自中國不同的省市、注冊在不同的俱樂部、由不同的教練指導，當這些陽性樣本出現的時候，他們才剛好聚集在一個地方。在整個比賽期間，許多選手都頻繁接受檢測，其中一些人甚至留有連續兩天到三天進行檢測的記錄。有一些運動員在幾個小時內的檢測結果，有陽也有陰，這與故意攝入興奮劑以提高運動表現的情況不符，也與微量攝入的情況不符。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住在另外一家酒店的三名運動員在接受檢測時，沒有一人出現過一次陽性反應。
在此後的五個月內，中國的遊泳運動員沒有被安排參加任何國際遊泳比賽。2021年6月15日，中國反興奮劑組織向國際反興奮劑組織通報，他們在涉事酒店的廚房（調料罐、排風扇和下水道中）檢測到曲美他嗪，因此推斷運動員是在無意中被汙染，後續不會以違反反興奮劑規則立案處理，這一決定同時也上報給了世界水上運動協會（國際泳聯）。
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在21天的上訴期限內，將卷宗交由外部律師審查和谘詢，並要求科學部評估。經過徹底的科學調查，包括從曲美他嗪製造商處收到的反饋，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科學部門最終認定，汙染說法可信，沒有其他的具體科學因素能對其提出質疑。
7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收到一名英國律師起草的法律谘詢意見，他認為沒有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訴的必要。世界水上運動協會也就這一立場達成一致，決定同樣不對中國反興奮劑機構的決定提出上訴。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多次向公眾作出解釋，從過往的經驗看，曲美他嗪的汙染可以以多種形式存在，比如受汙染的營養劑、肉類、水等，目前沒有別的證據表明興奮劑的攝入，所有的證據都支持中方提出的汙染理論。另外一個更重要的證據是，所有陽性樣本的分析結果都在一個非常低的濃度範圍之內，以運動員不止一次接受測試的情況來看，這與故意攝入曲美他嗪的情況不一致，反而與某種形式的汙染相一致。
對於以《紐約時報》為首的部分媒體，刻意炒作俄羅斯花滑運動員瓦利耶娃的案件，來類比此次23名中國遊泳運動員藥檢陽性事件，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也直言不諱地進行了強硬的否認。瓦利耶娃關於接觸到祖父的治療藥物而被汙染的解釋，與曲美他嗪的藥代動力學不符，因此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才在特設法庭上對她提出了質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之後采信了該立場，也是基於瓦利耶娃的解釋有著嚴重的證據缺陷。
盡管此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已經定性為汙染事件，但路透社報道標題卻為美國正在調查中國運動員服用興奮劑案路透社
一言以蔽之就是，除了到處嚷嚷“我不要你覺得，我要覺得”的西方媒體，參與實際調查的各方都追求確鑿的證據。
對於中國運動員是否會因為此次曲美他嗪的攝入而在比賽中獲益，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同樣幹脆利落地以科學的解釋予以否認：根據樣本中檢測到的曲美他嗪的濃度，這些運動員本就不會在2021年1月1日-3日的全國比賽中有任何成績收益，更不必說在七個月後舉行的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等國際賽事中。
眼見在科學證據上無法將國際反興奮劑機構駁倒，西方媒體又十分靈活地將話題引向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有公開的必要性，不然就有理由懷疑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內部存在對中國的包庇。
對此，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嚴肅地指出，公開發表運動員沒有過錯或疏忽的案件對於動員是非常不公平的，並且引用了最近一個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的實例，在這個同樣沒有被公開的案件中，運動員被發現通過對他們的狗服用藥物而無辜地接觸到了違禁物質，上文中提到的美國反興奮劑機構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就對此公開引用了如下說法：“如果運動員從完全無辜的來源接觸到違禁物質並對運動成績不會產生任何影響，那麽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繼續主張不該判其違規或公開宣布。”
如果按照西方媒體的思考邏輯，不需要任何證據，隻要一廂情願的質疑就行，那麽麵對給狗喂藥而接觸到違禁藥品的解釋，他們能夠全盤接受還真是非常的符合情理。
畢竟，給狗喂藥喂到人肚子裏去，沒什麽毛病。
盡管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如此據理力爭，但麵對西方媒體的合力圍剿，多少還是力不從心。4月25日，世界反興奮劑組機構宣布已邀請獨立檢察官，對中國遊泳運動員受汙染案件進行處理；7月9日，獨立檢察官得出結論：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中國沒有任何偏袒，不對中國遊泳案件上訴的決定是無可爭議的合理。
遺憾的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作出的這些努力，都被西方媒體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的官員無視或曲解，當他們找不出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荒唐觀點時，就開始發揮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對參與此次調查的機構和個人瘋狂地進行立場上的攻擊。
美國反禁藥機構的官網截圖，直到7月其首席執行官仍在喋喋不休美國反禁藥機構
其中最為激動的就是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的首席執行官特維斯·泰加特，他在自己力所能力的範圍之內，瘋狂地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進行著高強度的對線，不僅對所有的官方解釋和調查報告視而不見，還在6月26日的一份聲明中，指責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全球反興奮劑體係造成了持續的破壞。
美國人的傲慢和蠻橫在特維斯·泰加特的言語中盡顯無疑，他咒罵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是在濫用美國的納稅人的資金，並威脅說美國眾議院已經削減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2025年的撥款。
這話怎麽聽著這麽耳熟？
考慮到美國政府常年拖欠聯合國會費，以及前任總統一言不合就從國際組織內退群的做派，如果詹姆斯·萬斯沒有當選特朗普的競選副手，特維斯·泰加特倒是可以憑此一技入主白宮大展宏圖。
眼看國際反興奮劑組織沒有順從自己的意願，惱羞成怒的美國人終於撕去了理性質疑的偽裝，開始親自下場潑髒水了。
7月4日，獨立日當天，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宣布正式啟動對2021年中國23名遊泳運動員汙染事件的刑事調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迅速作出回應稱，對此深感失望，且非常直接地表達了對美國濫用《羅琴科夫法案》的擔憂，點破其意圖在於對全球反興奮劑製度參與者行使域外刑事管轄權。
早在今年5月，美國國會開始呼籲美國聯邦調查局展開調查，與此同時國會也開始了自己的調查。
特維斯·泰加特之所以敢長期貶低國際反興奮劑機構，並標榜自己才是世界體育界的良心，根本原因在於有美國政府在背後為其撐腰。2020年，特朗普在自己執政的最後一年內簽署了《羅琴科夫法案》，該法案授權美國當局可以起訴涉任何人，隻要他們認為這個人在國際比賽中使用了興奮劑，且涉及到美國運動員、讚助商或廣播公司。
即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美國政府這是專門給非美國的體育從業人士量身打造了一份法案。
該法案簽署之時，就受到了包括反對黨（促進該法案在議會通過的議員全都來自共和黨）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內的大量人士的反對，因為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哪個國家能對發生在本國境外的興奮劑違法行為擁有刑事管轄權。
長臂管轄，終於從經濟蔓延到了體育。
但這就是美國，明明是為自己的私心，卻還要粉飾成是為了全世界的利益。
更為無恥的是，這份法案還堂而皇之地在文字中玩起了雙標，國際奧委會就對此發起質疑：為什麽美國的職業運動員和大學生運動員在該法案中可以獲得豁免？
對此美國反興奮劑機構表示，由於美國現行的法律已經允許對美國職業體育人和大學生體育人進行訴訟，所以沒有必要再將其納入立法。
俄羅斯體育部長奧列格·馬蒂欽在接受電視台采訪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法案的出台，創造了一個國家聲稱擁有裁判權的局麵。
前國際奧委會高級成員迪克·龐德也在近期警告美國，如果美國執法部門對中國遊泳運動員的調查過度，美國將麵臨失去2028年洛杉磯夏季奧運會舉辦權和2034年鹽湖城冬季奧運會舉辦權的風險。
隨著巴黎奧運會的日漸臨近，西方媒體還在繼續加大力度翻炒2021年中國23名遊泳運動員藥檢陽性的謠言。在最近的一篇報道中，已經無心偽裝的《紐約時報》更是在文章中陰陽怪氣地提到，中國奧運代表團在東京奧運會上曾獲得多枚獎牌，並且這些人中有11人會是巴黎奧運會獎牌的熱門人選。
為何區區幾枚獎牌就讓昔日的遊泳大國破防破的如此徹底？在《紐約時報》最近發表的一篇討論美國遊泳隊在巴黎奧運會所麵臨挑戰的文章中，答案一目了然。
文章先是盛讚了美國隊在遊泳這一類別上多年來的統治地位：“從1992年的巴塞羅那到2021年的東京，美國遊泳隊贏得的金牌比任何國家都多……美國人在他們最好的比賽中往往也是世界最好的。”接著話鋒一轉，便提到近些年美國隊開始麵臨著嚴峻的挑戰，在巴黎奧運上，澳大利亞人有望贏得最多的奧運金牌（此前在福岡世錦賽上，澳大利亞隊就在金牌榜上鼇頭獨占，美國則獲得了總獎牌數的第一）。
美國遊泳女隊教練托德·德索爾博稱“從曆史上看，美國是世界上表現最好、水平最高的國家。”紐約時報
於是在接下來的行文中，作者將美國隊在優勢項目中所麵臨的潛在對手都盤點了一遍，他們可能是澳大利亞人、加拿大人、法國人，可能是狀態回春的老將，也可能是剛剛冒頭的天才。隻有在一大段的論述完成後，作者才會在尾巴上不動聲色地提到一嘴中國運動員的姓名和中國隊。這和美國當局就藥檢陽性事件對中國運動員窮追猛打、趕盡殺絕的作風，形成了鮮明對比。
類似的別扭感還出現在運動員身上，曾經的“飛魚”菲爾普斯在今年6月出席了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就追究中國運動員責任的必要性進行了作證，盡管他不是證人目睹過中國運動員服用違禁藥物的瞬間，也沒有證據證明中國運動員確實服用過違禁藥物，但他仍然大言不慚地說，他不相信自己曾經在一個幹淨的國際賽場比賽。
出席聽證會的菲爾普斯紐約時報
美國人可以接受輸，輸給澳大利亞、輸給加拿大都行，但唯獨不能輸給中國。在美國人淺薄的認知中，他們是可敬的對手，但中國是卑鄙的敵人。
因此在賽場上贏不過的對手，那就在賽場下用卑劣的手段將其榮譽剝奪，隻要金牌掛在我美國人的脖子上，這就是正義的，不可被動搖的。
現在想來，讓體育遠離政治口號，永遠都是幼稚的空談。
美國人在自己失去絕對統治地位的競技體育項目上的歇斯底裏，和他們在其他領域失去競爭力的表現簡直如出一轍。
在這樣充滿惡意的國際輿論之下，中國遊泳隊的運動員長期以來都要忍受著完全超出正常範疇內的藥物檢驗。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提供的數據，涉及到2021年藥檢陽性這23名中國運動員，在2018年至2022年間，他們總計提供了大約1700份檢測樣本，其中一些運動員每年接受了數十次的測試，包括由世界水上運動聯合會進行的和中國反興奮劑機構進行的。並且，從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7月東京奧運會期間，在奧運會開幕前的近四個月中，相關檢測機構從23名運動員身上收集了近300個檢測樣本。
但中國運動員並沒有被嚇倒，覃海洋那句“讓實力打破一切質疑”就是最好的宣言，我們也期待中國運動員在今年的巴黎奧運會上取得佳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