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不來學生,專業就沒了：大學招生,不止名校在“卷”

2024年6月28日，浙江省金華市教育考試院舉辦高校招生公益巡回谘詢會。（人民視覺/圖）

2024年6月末，北京某“雙一流”高校的一名教師赴黑龍江招生。在機場候機時，坐她邊上的是北京科技大學教師，對麵的人來自中國政法大學。大家都在翻看各自學校的招生資料，討論的都是招生問題。

黑龍江共有12個地級市，這趟航班的目的地是其中一個——牡丹江。

讓她吃驚的是，在牡丹江市第一高級中學舉辦的招生谘詢會，雲集了全國近百所高校的招生老師，操場上的人擠得水泄不通。不少招生組都住在同一家賓館，她半開玩笑，“把當地的經濟都盤活了”。

高校的生源競爭，已經從最早的北大清華之爭，擴散到各個層級的高校。

3個月前，教育部印發《關於做好202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再次提到，“各高校要逐步減少外派招生宣傳組的數量，進一步拓展線上谘詢服務渠道”。這是近5年來，連續第二年提出這一要求。

但這似乎難以減緩高校對招生工作的焦慮。江南大學本科招生辦公室主任李兆豐解釋，過去考生更多隻需選擇學校，但在新高考之後，考生要考慮到專業這一層麵。這使得招生工作從學校層麵的競爭，轉向專業間的競爭，也讓“所有老師都成了招生工作的參與者”。

“緩進則退，不進則亡”

高校招生競爭，發端於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其競爭也最為激烈。

最近，北大畢業生徐子悠和母校參與招生的老師聊天時了解到，在中原某省，有人自稱北大學長給考生打電話，“千萬不要報北大的某個專業”。

一位兩次參與清華大學招生工作的誌願者則表示，有高分考生開口要錢，聲稱“北大給了那麽多，你們至少也給一點”。

類似的事情在兩校流傳。同樣的故事，往往在兩所學校有不同的版本。

徐子悠也曾以招生誌願者的身份，回老家參與過招生。這已經成為時下很多高校的共同做法：暑假期間，讓在校生回老家協助招生，由學校報銷往返機票。

一場招生“大戰”，這兩年已經在更多高校蔓延開來。

南方周末記者梳理發現，2024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組織47個招生組、730多位教師，趕往全國28個省份，創下招生組和招生教師數量的曆史新高。鄭州大學派出130支隊伍，赴全國600多所中學開展宣傳谘詢，“省內優質中學全麵覆蓋，省外重點地區布局到位”。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高校的黨委書記與校長，同時出現在招生工作會議上。以南開大學為例，2023年召開的本科招生與培養工作推動會，2024年舉行的招生就業工作會議，黨委書記楊慶山、校長陳雨露連續兩年雙雙出席。而在此前，這類會議多由校黨委副書記參加。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楊秀芹，尚在湖北某高校任教。在她的印象中，當時很多高校開展招生工作不緊不慢，招生宣傳流於形式。

她在2019年發表的論文《生源競爭中的行為邏輯與應用策略——基於製度分析與發展框架》中，這樣寫道：“高校在生源競爭的資源投入與效果產出不成正比關係，表現在生源競爭的策略收效甚微等。”

但如今的情況已大不相同。

2024年，西安交通大學河南校友會發出《關於協助母校在豫招生的倡議書》，提到各兄弟高校在河南派出龐大的隊伍動員優秀考生，文中用“緩進則退，不進則亡”形容招生工作麵臨的嚴峻態勢。

一所“雙一流”高校的招生老師說，學校要求參與招生工作的老師在2小時內，回複考生和家長在QQ群、微信群等多個招生谘詢平台的消息。

還有高校針還對招生工作展開考核。某雙一流高校學院負責人介紹，學校給每個學院製定了最低錄取位次等目標，“要是達不到，就扣全院績效”。

“大家都在比分數線。”西安交通大學河南招生組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家長和考生在填報誌願的時候，看哪個學校分數線高，就會優先考慮哪個學校。”這導致的結果是，分數線高的學校，分數會越來越高，反之亦然。

在徐子悠看來，“招生組本身是為了給考生提供谘詢，但發展到後來就變味了”。這就像是“劇場效應”。她打了個比方，本來大家都躺著，有一個人坐起來後，其他人都得坐起來。有一個人站起來，其他人就都得站起來。有個人跳起來，就要比誰跳得高。

福建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羅立祝長期研究高考招生製度。在他看來，高校錄取分數線上升，會讓家長和考生認為學校的辦學水平在提升。但實際上，分數線在正常範圍內的漲跌，並不意味著實際辦學水平的上升或下降，“這是一種生源爭奪的策略，高校通過這種方式，最大化吸引優質生源”。

某高校招生辦主任說，在錄取分數線下降後，教務處與一些學院反饋現在的學生能力水平和學習熱情不如以前。“這種現象背後當然有複雜的係統性原因，但分數線下滑讓我們覺得影響最為直接”。

除了錄取分數線，高校還普遍關注最低錄取位次。

楊秀芹說，錄取位次並不是當年一個單純的成績排名，而是具有連貫性，“今年的位次會影響明年的位次”。她舉例說，如果最低錄取位次是700名，按照填報誌願時“衝一衝”的原則，第二年可能會吸引排位900名的考生。這會形成惡性循環，錄取位次越來越低，“而且不可控”。

在實際參加招生工作後，楊秀芹發現，招生工作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招生，投入和產出也不能用之前的標準衡量，招生關乎學校的聲譽和人才培養的入口，涉及學校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在高職院校，招生內卷也同樣存在。

2024年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做了一本招生的電子書，放在官網上。這讓順德職業技術學院招生辦副科長黃山有點坐不住，“我們隻做了一個推文，做得還不太行”。“首先有人卷起來了，”黃山說，“明年我們也準備找個廣告公司，不然卷不過。”

2024年6月26日，湖北省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試辦公室在湖北三峽職業技術學院體育場舉辦普通高校招生谘詢會。（人民視覺/圖）

從選學校，到選專業

招生形勢發生變化，最根本的原因或在於新高考改革。

2014年新高考改革在浙江和上海率先啟動，並在2017年迎來首批考生。2020年，第二批北京等4省市新高考落地。目前全國共有21個省市實施新高考改革，原先院校投檔的模式，變為“專業（類）+院校”或“院校專業組”兩種模式。

在傳統高考中，1所院校即為1個誌願，按“1所院校+多個專業”的方式填報，在院校內選擇專業誌願和“是否服從專業調劑”。改革後，1所高校拆分為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專業（類）誌願，同時取消調劑；或者為多個院校專業組誌願，調劑僅限於同一個專業組內。

這為考生提供了更多樣化的專業選擇機會，羅立祝說，“高校無論出於發展特色專業吸引優質生源的需要，還是保障弱勢專業生源的需要，都要加大招生宣傳的力度。”

不少高校很快意識到這點。

2020年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發布的一則新聞稿寫道，新高考改革後，“培養質量與就業質量比較優勢不足的專業，通過調劑完成招生計劃的保護性手段逐漸消失。”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王新鳳，在論文《新高考背景下高校招生與人才培養的成效、困境及應對》中，給出了更直接的後果：長線、冷門、沒有專業特色、培養質量不佳的專業，都可能在新高考中麵臨縮招、停招或裁撤的風險。

羅立祝發現，不少高校采取大類招生政策作為應對，將熱門和冷門專業搭配在一起，定位成一個專業大類打包招生，在培養一段時間後進行專業分流。

還有高校承諾提供多次轉專業機會，“這對穩定生源有很大作用，即使考生可能被冷門專業錄取，也敢先填報誌願”。

高校普遍有了危機感。

“我跟老師們講，為什麽招生對我們很重要？如果專業招不上來學生，這個專業就沒有了。”某“雙一流”高校學院負責人表示，其所在專業近兩年並不景氣，麵臨這一現實問題，“報名參加招生的老師比原來更積極”。

“與往年相比，今年家長谘詢的時候，很容易問到就業率這個問題”。黃山說，為貼合市場趨勢，學校進一步朝工科方向轉型，近年來在縮減文科專業的招生計劃，“往後可能還會再調整”。

靠內涵建設吸引考生

與加強招生宣傳工作相比，還有更重要的工作擺在高校麵前。

李兆豐說，無論是酒香不怕巷子深，還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前提是“酒一定要香”。學校歸根結底還是為了培養人才，在招生宣傳和專業的內涵建設上不能舍本逐末。

在他看來，招生宣傳隻是減少了信息差，讓考生和家長作出科學的選擇，但招生“並不能提高學科水平”。高校應該真正靠內涵建設吸引考生，“培養出好的學生，專業的美譽度提高，自然而然會吸引更多有潛力的生源”。

作為江南大學本科招生辦公室主任，李兆豐並非做行政出身，而是一名食品學教授，長期從事澱粉生物技術方麵的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資助。

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包括天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北京郵電大學在內，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任命學者作為招辦主任。

這讓楊秀芹覺得是一個信號，“學校從專業的角度做招生工作”。她認為，從行政的角度做工作往往一刀切，對招生不會有長遠的考慮。但如果從專業的角度出發，會統籌考慮招生、培養和就業這一連貫的過程，“很多招生的工作會發生變化”。

多位受訪者注意到，招生宣傳不再隻是高招季的工作，而是作為長期任務，變得更有連續性和日常化。其中一個例子是，很多高校越發重視生源基地建設。所謂生源基地，即高校授予中學的一種稱號。高校通過在該校舉辦科普講座等方式，加強交流與互動，便於招生。

李兆豐有切身的感受，“大學老師要參與到高中的培養，讓高中生更好了解專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江南大學每年在生源基地組織多場講座，迎接數千名高中生參觀。

“這對吸引生源很有幫助”。羅立祝記得，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在福州一中作了一場科普講座。徐揚生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領域的知名學者。次年，該校一名學生考了福建省理科第二名，但拒絕了北大和清華，選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不光是學校在應對新環境，考生和家長的想法也有了變化。填報誌願時，更多人開始關注就業問題，並且容易受到誌願填報谘詢機構的影響。

某高校招生辦主任也有類似的感受。在她看來，誌願填報機構直接把分數對應到了專業，把專業對應到了就業，對沒有資源的普通家長而言，有的建議確實接地氣，但這也使考生和家長的選擇開始趨同。

誌願填報機構影響了考生的選擇，進而影響到高校的招生。

這位招生辦主任表示，招生宣傳的首要目的是打破信息差，讓考生更好地了解學校和專業的真實情況，“讓我們有被公平選擇的機會”。

隨著出生率下降，高校也將在未來接受更嚴峻的生源考驗。

2024年廣西師範大學黨委書記賀祖斌等人，基於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在《中國高教研究》發表論文稱，2034年後“全麵二孩”政策紅利消退、育齡婦女規模見頂下滑，高等教育生源供給將進入大幅下降期，並在2038年迎來拐點。

“高校生源競爭會不斷強化。”羅立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