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取分數堪比211，職業本科更好找工作嗎

製作一塊紐扣大小的電池，要經過十多道工序。6月6日上午，在等待12個小時的真空烘幹後，李濤小心翼翼取出一小片鋁箔紙，上麵已壓製了一層鋰電池的核心正極材料——鎳鈷錳酸鋰。他將正極材料裁剪成固定直徑的圓形，接著利用真空封閉工作艙，將其與隔膜、電解液、電池殼等配件組合封裝，一顆常用於電子秤的紐扣電池便做好了。

這一過程不是發生在工廠車間，而是在蘭州資源環境職業技術大學（以下簡稱“蘭資環大學”）的兩間實訓室內。這裏配備了一整套生產設備，標準比擬真實的企業車間。李濤是該校儲能材料工程技術專業的大二學生，也是學校該專業的首批職業本科生。

今年5月，教育部先後發布兩則《關於擬同意設置本科高等學校的公示》，擬同意設置33所本科高等學校，其中包括16所職業本科院校。職業本科畢業生能拿到與普通本科具有同等效力的學位證書。2019年，教育部批準首批職業本科院校，標誌著國內“中職—高職專科—高職本科”縱向貫通的學校職業教育體係確立。截至目前，國內已有51所職業本科院校。

一直以來，職業教育麵臨著供需錯位：企業急需高技能技術人才，而職教畢業生卻苦於找不到滿意的工作。產業升級背景下，職業本科能否打破職業教育發展的困局？

參賽選手在數控多軸加工比賽中比拚。圖/新華

“不是高職的加長版”

何景潼是李濤的學弟，是蘭資環大學儲能材料工程技術專業一年級的學生，2023年由本校高職升入職業本科。《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何景潼在學校實訓室，正往一個盛滿水的量杯中謹慎投放一種黑色粉末材料，通過儀器，可以實時查看材料內部的元素分布。這是電池製作前的一項關鍵測試——檢測製作的鎳鈷錳酸鋰工藝是否達標，這關乎鋰電池續航、壽命等性能，決定一輛電動汽車能跑多遠。

何景潼對這一流程十分熟悉。2022年，他在高職三年級時，曾與同級100多名學生前往浙江衢州，在一家鋰電材料企業頂崗實習一年，工作便是投料。但如今的操作又與過往不同：專科時，他隻是對照投料單執行，不需要知道原理；升到職業本科，投料之外，老師會教給他，怎樣計算投料數據，如果材料檢測結果不理想，如何判斷問題出在哪兒。

國外的教育體係中，並沒有與“職業本科”完全對等的教育類型。國內職業本科院校最初多由民辦高職升格而來，如今，不少“雙高計劃”（即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的公辦院校成為升格主力軍。深圳職業技術大學2023年6月升格為職業本科，首次在廣東本科批次招生時，物理類投檔最高分數達595分。這一分數可以進入暨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深圳大學等名校就讀。

職業本科的生源主要來自普通高中、中職和高職院校，但三類學生的學製不同。高職生學製為兩年，中職生和普通高中畢業生同為四年學製，但因基礎差異，職業本科院校往往將其分在兩個班教學，老師要為不同生源準備不同教案。

2021年5月，作為“雙高計劃”院校之一的蘭州資源環境職業技術學院與蘭州財經大學長青學院合並，升格為省屬公辦本科蘭資環大學，學校現有22個職業本科專業。蘭資環大學黨委書記鄭紹忠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職業本科不是高職的加長版，也不是應用型本科的“影印版”。專科培養的是一線技工，職業本科培養的是現場工程師。“普通本科學生要會設計產品或零件，職業本科學生不但要設計，還要能高精度地將其加工出來。”

蘭州資源環境職業技術大學儲能材料工程技術專業本科生正在實訓室學做電池。

發現、分析和解決複雜的工程問題，是國內多所職業本科院校強調的人才培養方向。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以下簡稱“南工職大”）2019年獲批升格為職業本科，是國內第一所公辦職業本科院校。學校黨委書記、校長謝永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學校希望培養的職業本科學生要具備多專業的複合與創新能力。他舉例稱，專科可以針對一個行業的某個工種設置一個專業，比如，汽車機電維修、汽車鈑金技術、汽車銷售等，但到了職業本科，“前麵提到的幾個汽車專業合並成了汽車服務工程技術專業”，這有助於學生掌握多項相關技能。

智福鵬是蘭資環大學冶金工程學院正高級工程師，也是何景潼的專業課老師，曾在甘肅省國企金川集團從業12年。他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車間生產材料時，研發設計的數據被放大數倍，參數往往會失真，學生未來就需要去發現並解決這些問題。他在實訓課上帶學生製作電池，原材料需要多種材料混合，他隻會給一個大概範圍，讓學生在多次實驗中摸索出最佳比例。

職業本科的課程較專科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南工職大教務處原處長、國有資產管理處處長王紅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除了傳統的專業課與實訓課，在學生大一和大二階段，學校增加了更多本科類的課程，比如高等數學、大學物理、英語等基礎課程及基礎專業課。何景潼的體會更加深刻。讀專科時，他學的專業是有色金屬冶金技術。如今，他要學習儲能技術概論等專業基礎課，以及無機化學、電化學等知識。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國內職業本科院校的實踐教學課時，都至少占總課時的50％ ，這是職業本科與普通本科的明顯差異。王紅軍坦言，學校有更多專科教育經驗，他反而更擔心本科的性質不夠，即如何真正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和基礎學科知識。

北京師範大學國家職業教育研究院院長和震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醒，增加基礎知識時，各職業本科試點學校還需避免模糊職業本科與普通本科的邊界，“個別職業本科的培養方案，已和普通大學沒區別了”。從職業教育的模式和路徑來看，重點應放在提高不同專業課程的難度，以及如何實現高質量的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此外，專家認為，職業本科打破了原本職業教育的“學曆天花板”，但仍需進一步推進“中高本”真正貫通。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原所長孫誠注意到，目前職業教育體係的“教學重複性太強了”，專業結構不合理、貫通培養機製不完善。為避免資源浪費，她建議，中職、高職和本科，應聯合製定人才一體化培養方案，“中職教過的知識，高職和本科就不用再教了”。

專業缺乏嚴格審批機製

2021年，教育部先後印發兩份試行文件，對本科層次職業學校的設置標準、專業提出規範。其中要求職業本科院校，專業要對接國家和區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堅持試點先行，穩慎推進。這意味著職業本科要更敏銳地捕捉產業一線的需求。

王紅軍說，學校升本前後，相關老師走訪了南京及周邊企業，圍繞裝備製造等產業高端，以及工業互聯網等高端產業群調整、設置專業。目前，學校開設了智能製造工程技術等33個本科專業，並計劃在“十四五”期間將數量增至約40個。今年3月，學校相關負責人在調研江蘇及周邊產業園、企業後，決定在下半年開設集成電路本科專業，重點在設計、製造、封裝、應用等環節，培養一線工程師。

2019年6月26日，在北京市貫通培養試驗項目首批試點高職院校——北京財貿職業學院校本部操場上，參與2017級貫通培養試驗項目的學生們，結束了前兩年基礎文化階段學習後，手握“車票”登上“貫通號”，即將開啟職業教育階段的新旅程。圖/新華

各地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不同，職業本科的專業呈現出差異。鄭紹忠坦言，“十三五”期間，西部地區多承接東部產能過剩的產業，無論是高端產業還是產業高端，都比不上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我們要考慮產業高端和高端產業，但也不能完全隻看這點。”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學校調研本科專業設置時，會考慮當地產業基礎和學校專業特點，“我們側重產業鏈的某一段。比如長三角的一些院校，會關注芯片製造的全產業鏈，但甘肅沒有完整的芯片產業，我們如果做，會更側重於電子元件加工、設計這類產業次高端的環節”。

以冶金專業為例，蘭資環大學更側重於生產工藝的改進和升級。鄭紹忠提到，目前，學校冶金學院正研發鋁電解槽自動換極係統，這是一種用於鋁生產的自動化設備，“這雖不是產業最頂尖的技術，但如果學生未來能改進電解鋁的工藝，已經很不錯了”。

目前正值畢業季，多位受訪者都提到，在產業發展現階段，即便是高端企業，在招聘時對高職人才仍有明顯需求。鄭紹忠提到，在甘肅等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礦業企業眾多，是蘭資環大學畢業生的重要出路。從成本考量，這些企業在招聘一線生產工人時，往往認為專科生足以勝任。鄭紹忠認為，對學校而言，現階段不能放棄專科。據介紹，蘭資環大學計劃在“十四五”期間，將本科專業增至約35個，專科專業控製在20個以內。

在和震看來，能否辦好職業本科，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企業轉型升級的需求迫切，才願意為人才買單。企業盈利，政府有更多財政收入，進而能更好地反哺職業本科發展。”

當前，職業本科教育的規模正在不斷擴大。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為迎合產業升級，不少院校都會設立“物聯網工程”“智能製造工程”“工業機器人技術”等專業，呈現出同質化特征。匡瑛是華東師範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每年都會參與職業本科院校新專業的審核工作。讓她擔憂的是，許多學校申報新專業時，並沒有充分論證市場需求。“我們研究過澳大利亞、日本、德國等國家的職業教育，它們的專業設置並非麵麵俱到。國內職業本科申報專業時，不少是將現有高職專業簡單升級為本科專業。”

“這些學校要考慮保留原有師資，這一出發點能理解，但不合理。”匡瑛指出，國內職業本科教育在專業設置上須更加審慎，目前尚缺乏嚴格的專業論證和審批機製，“想象一下，一旦學生被招進來，待了四年，發現市場對這一類人才的需求並不大，再改方向的成本太高了。”

校企合作仍需完善

在南工職大機械工程學院旁邊，有一棟特別的小樓，這就是北京精雕學院。它的內部幾乎與一個真實的企業車間無異，二十多台高端數控機床排成兩列，大部分設備正在作業。機床上貼著航空航天等行業的訂單零件圖紙，上麵標注加工零件的尺寸參數。操作這些設備的，主要是學校機械工程學院的學生。

何延輝是南工職大機械工程學院副教授，同時擔任北京精雕學院院長。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本精密數控機床加工教材，由北京精雕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精雕集團”）主編，案例源自企業實際生產。校企共同承接至少100萬元的橫向項目，也就是來自下遊客戶的精密加工訂單。何延輝介紹說，如果學生感興趣，也可以申請參加橫向項目，到生產線上實習。實習可替代實訓課時，“現場學到的知識的深度、廣度要遠超過課堂。學生實習也能拿到工資，有學生一個月拿到了4000多元”。

這是南工職大的一個校企合作項目。2018年，南工職大還是高職專科，“正處在提檔升級的關鍵時刻”。精雕集團是一家數控機床生產企業，希望與南京最好的高職院校合作，共同培養多軸精密加工技術技能人才。合作從2020年正式開始，去年，校企雙方續簽了第二期協議。

職業技術學院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網絡直播帶貨實操。圖/中新

產教融合“合而不深”“校熱企冷”，是國內職業教育發展長期麵臨的瓶頸。謝永華多次走訪南京當地及其周邊企業，在他看來，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重視的加深，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意願也在不斷提升，但對於職業本科院校而言，“校企合作的（困境）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核心仍在於企業未看到明顯益處。

在學校看來，北京精雕學院是一個“理想的校企合作項目”，因為雙方都找到了利益點。從學校角度看，精雕集團免費提供了最先進的數控機床，總價值超過2000萬元，包括11台五軸聯動數控機床和10台三軸機床，並負責定期維護和升級。此外，集團南京分公司的技術工程師全部參與人才培養，每學期至少派兩名工程師，全程參與教學，每年按協議完成800學時工作量，教學生如何設計編程、操作設備，並參與到理論教學和畢業設計指導。

精雕集團南京分公司的辦公室，就設在南職工大北京精雕學院內，與實訓車間僅一牆之隔。該公司工程部經理任盼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到，隨著中國工業的升級轉型，高端數控機床國產化進程加快，但下遊客戶卻反映，買了設備，卻招不到足夠會用設備的員工。

數控機床被稱為“工業母機”，應用在軍工、航天、航空等多個關鍵行業，直接關係到國家工業製造的整體水平。目前，五軸機床代表了該領域的最先進水平。何延輝回憶，六七年前，學校曾引進一台進口五軸機床，沒有教師會操作，何延輝不得不外出參加培訓。鄭紹忠也坦言，目前學校新建了智能製造工程中心，也有五軸機床，“但我們的老師可能沒人能熟練操作”。他曾看到，一些地方的五軸機床，因缺乏專業操作人員而長期閑置——五軸機床操作門檻高，而且價格昂貴。“一把刀具的價格可達10萬元，如果操作不當，使用一次的成本就是10萬元。”

任盼說，精雕集團與南工職業大學合作，可以為南京區域的客戶培養人才。武晨是機械工程學院2024屆本科畢業生，今年年初，他開始在精雕學院車間做畢業設計。因熟練掌握了五軸機床的編程與操作，4月初，他被精雕集團推薦給一家下遊製造企業，並被迅速錄用。

謝永華提到，想要推動校企合作，學校必須給企業讓渡一定資源。針對精雕學院，學校投入了3000平方米的實訓基地，也給精雕集團南京分公司提供了辦公場所。學校每年也會按規定給企業一定的服務費，前提是企業滿足教學、實訓等要求。

蘭資環大學由甘肅省政府、中國氣象局、應急管理部共建。6月初，甘肅省氣象局與鄭紹忠初步達成共識，計劃將新建的省氣象中心氣象站設在蘭資環大學的校園內。之所以能促成合作，鄭紹忠坦言，一方麵，學校升格為本科後，生源、教學質量提升，受到省氣象局關注；另一方麵，學校和省氣象局都能獲益，“學校出土地和辦公場所，省氣象局投資建設，氣象站建成後，會與全球氣象業務網聯網，全球氣象資料中會有蘭資環大學這一個點位”。這一合作也能反哺到學校教學中，未來學生得以分批實習，學校也可以聘請省氣象局的工程師指導實訓和上課，與老師共同做科研。

在天津城市職業學院舉行的一場養老護理職業技能競賽。圖/新華

2022年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中，也強調了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主體作用，鼓勵企業深度參與並舉辦高質量的職業教育。但謝永華坦言，並非所有企業都有合作的意願，因為當前的人才市場是買方市場，企業大多能自由招聘所需人才，沒必要非得與某一家職業院校合作。

多位受訪者也提到，校企合作的製度仍有待完善。謝永華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雖然國家和地方政府推出了一係列促進校企合作和產教融合的政策，但真正激發企業的措施並不多，“企業要看到投入校企合作後的好處，比如提供了哪些必不可少的人才，或是能享減免稅收等政策”。

在鄭紹忠看來，核心問題還是在於，職業院校沒有把學校辦好，專業定位、人才培養方案與企業的適配度不夠。以他所在的學校為例，冶金和氣象等本科專業的畢業生非常搶手，企業會提前來“預訂”。但並非所有專業都能達到這樣的水平，說明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專業與企業的對接度。

博士能培養出高技能人才嗎？

“職業院校老師的技能能否匹配企業的需求，也決定了校企合作的深度。”匡瑛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職業本科的師資可能難以實現從0到1的技術創新，但優勢在於，能在技術升級和迭代上發力，這關乎企業的利潤增長。“職業本科的老師如果能解決企業的技術問題，企業會更願意與學校合作，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才會更長效。”她說。

但現在大多數中高職院校教師的素養，已跟不上智能製造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需要。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雲南工商學院執行校長李孝軒曾公開表示，據不完全統計，近10年已先後有6所原本參與高水平職教師資培養的綜合性大學或地方師範院校，不再培養職教師資。

職業技術學院商學院老師與來自物流企業的管理人員共同為學生授課，講解電子商務物流實操要點。圖/中新

高職或獨立學院在升格為職業本科後，一個顯著變化是加大博士學曆教師的引進力度。2021年，教育部製定《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專業設置管理辦法（試行）》，對師資的要求是，具有博士研究生學位專任教師比例不低於15％。截至2024年，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具有博士學位的專業教師占比高達46.19％。謝永華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2017年該校的博士師資不足40人，到了2024年，博士人數已超過360人。

對於重視動手能力的職業院校而言，博士能否培養出更好的高技能學生？在謝永華看來，博士接受了係統的科研訓練，具備更強的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在當前產業升級和技術迅速迭代的背景下尤為重要。學校新引進的博士中，包括許多具有企業經驗的雙師型教師，能彌補以往教師在實踐中的不足。他提到，南工職大近幾年的教學和科研成果，多由新引進的博士完成，“六七年前學校的橫向科研經費大約隻有300萬元，到了2023年，這一數字已經增長到了4000萬元，80％由博士承擔”。

但匡瑛在調研中發現，各地職業院校的師資水平差異較大，博士學曆的教師，未必有較強的技術開發能力，與企業一線的實際需求也可能存在差距，“學校需要在升本比例上達標，但不能說明，博士學曆一定能解決問題”。

匡瑛認為，為了讓博士人才發揮其潛力，職業本科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支持技術研發的生態環境。張濤是南工職大機械電子工程係老師，2011年拿到山東大學材料加工工程專業博士學位，先後在山東省科學院、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工作，有著8年激光製造技術項目研發經曆，2019年11月到學校任教。他所在的辦公室門口，掛著“技能大師工作室”的牌子，工作室由一位技能大師和數位青年博士組成。這樣的團隊在南工職大共14個。

張濤向《中國新聞周刊》坦言，掌握產業前沿技術的博士，往往能把一線生產的難題和最新技術帶到學校。他擅長激光精密加工，這是一種先進製造技術，被廣泛用於軍工、核電站等高端領域。學校專門購置了一台激光加工設備，由他指導學生學習操作激光焊接。他也會將自己接觸的項目進行教學化改造，融入課堂，讓學生接觸產業的實際案例，培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蘭州資源環境職業技術大學計劃在“十四五”期間，將本科專業增至約35個，專科專業控製在20個以內。攝影/本刊記者 楊智傑

國內東部地區高校密集，人才資源豐富，相較之下，西部地區人才資源不足。在鄭紹忠看來，職業本科引進高層級人才，不應局限於副高以上的職稱或是博士，應將高級技師、技術能手納入引進方案中，這是職業本科與普通本科的顯著差別。但他指出：“國家規定，本科院校引進人才，依然有前述職稱或學位的要求。目前，國內既是高級技師又是博士的人才很少，至少需要在企業一線工作三五年才有可能。”

據了解，一些院校會引導博士先在企業頂崗實習半年，再跟著學校的技能大師訓練半年，完成向雙師型教師的轉型。鄭紹忠指出，目前不少職業院校對雙師型教師的要求是“考一個初級或中級技能證書”，但他認為這遠遠不夠，尤其是一些工科專業，老師必須要真正到企業鍛煉，“而不是為了完成考核指標，讓老師暑假待一星期或一個月”，要讓老師真正接觸一線生產，跟著工程師，作為學徒培養。

他坦言，目前好的高職以上的院校，多存在師生比不達標的問題。“理想狀態下，每個學院每年可以派三五名老師，去企業生產一線工作一年，掌握最新生產工藝，再考一個技師證。但在既有師生比的情況下，這很難實現。”鄭紹忠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如果我們的教師都能成為高級技師，培養的學生肯定完全不同。”

一些職業本科院校也在探索對不同師資的考核標準。在南工職大，學校將老師分成四類，分別是教學主體型、科研主體型、教學建設型、實踐教學型，考核指標也各有側重。謝永華介紹說，對從事基礎研究的教師主要考查學術貢獻、理論水平和學術影響力；對從事應用研究的教師主要考查成果轉化、社會經濟效益；對實踐能力強的教師，則考查老師接橫向項目、課程建設等能力。此外，學校突破傳統的績效分配體係，鼓勵緊缺專業和重點專業的高層次高水平人才申請“年薪製”、校聘教授、校聘副教授。

張濤與學校簽的便是“年薪製”。他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年薪製的工資通常比傳統職稱如副教授的固定工資要高，但他需要在三年內完成一項省部級課題，發表至少三篇高質量學術論文，至少授權一件發明專利，橫向項目經費達到五六十萬元。

張濤介紹，團隊幾位博士都有豐富的工作經曆，與產業連接密切，更容易拿到橫向項目，目前他已完成了基本要求。如果哪個教師的項目較少，可以通過團隊合作，與其他教師共享資源和項目，共同完成培養學生的任務。“這也是一種激勵機製，鼓勵教師積極參與項目，提升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

但謝永華坦言，相較於普通本科，職業本科院校在實踐教學設施、產教融合等方麵的投入更高，目前學校收入主要靠學生學費、省內專項撥款以及國家的專項經費，想要辦好職業本科，吸引人才，仍需更多支持。

多位受訪者呼籲，社會仍需扭轉對職業教育和工人的偏見。孫誠指出，發展職業學校教育是在完善人才的入口端，但更大的問題在人才出口端。在中國，藍領工人的工資待遇、社會保障，很多時候都低於白領。

和震提到，在德國、日本，高技能人才在勞動力隊伍中的占比達30％—40％，“這意味著絕大多數工人都能評上‘高級職稱’，在社會地位和待遇方麵得到認可”。在中國，高技能人才的占比不到10％。多位受訪者稱，隻有整個社會形成尊重工匠的氛圍，拓寬、修通一線勞動者的職業上升通道，才能與職業教育的發展形成良性互動，促進後者不斷升級。